苏离书评第24期《曾国藩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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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年谱

年龄时间月份重要事件

嘉庆十六年（1811）

11 月 26 日 曾国藩生于湖南湘乡，乳名宽一。

嘉庆二十五年（1820）

是年，弟曾国潢生。

道光二年（1822）

是年，弟曾国华生。

道光四年（1824）

是年，弟曾国荃生。

道光六年（1826）

是年，曾国藩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道光八年（1828）

是年，弟曾国葆（后改名曾贞幹）生。

道光十年（1830）

是年，曾国藩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道光十三年（1833）

秋，曾国藩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道光十四年（1834）

春，曾国藩入长沙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

道光十五年（1835）

4 月 曾国藩会试落第，留京住长沙会馆读书。

道光十六年（1836）

春，曾国藩恩科会试再次落第，离京返家。

道光十八年（1838）

是年，曾国藩参加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一等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回家。

道光十九年（1839）

12 月 长子曾纪泽生。曾国藩离家起程赴京。

道光二十年（1840）

5 月 庶吉士散馆，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

6 月 21 日 英国海军司令伯麦率舰船四十八艘、士兵四千余人到达澳门。鸦片战争爆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

8 月 29 日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道光二十三年（1843）

1 月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撰成。该书对中国日后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道光二十七年（1847）

7 月 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道光二十八年（1848）

3 月 次子曾纪鸿生。

道光二十九年（1849）

2 月 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9 月，兼署兵部右侍郎。

11 月 27 日 李沅发率众起义，戕官毁署，占领新宁县城。

道光三十年（1850）

2 月 25 日 道光帝驾崩。

4 月 曾国藩上《应诏陈言疏》，揭露官场萎靡风气。

6 月 15 日 李沅发受伤被擒。纵横湘、桂、黔三省，坚持长达半年之久的李沅发起义失败。

是年，曾国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

咸丰元年（1851）

1 月 11 日 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

5 月 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读后，怒掷于地。

是年，曾国藩兼署刑部左侍郎。

咸丰二年（1852）

1 月 曾国藩上《备陈民间疾苦疏》。

7 月 28 日 清廷命曾国藩充江西乡试正考官。

9 月 8 日 曾国藩行抵安徽太湖县境小池驿，闻母丧讯，改假渡江西上奔丧。

10 月 6 日 曾国藩经武昌、岳州抵湘乡家中。

是年 曾国藩兼署吏部左侍郎。

咸丰三年（1853）

1 月 8 日 咸丰帝令曾国藩帮办湖南团练乡民、搜查 “土匪” 诸事务。

1 月 12 日 太平军攻克武昌城，湖北巡抚常大淳自尽。

1 月 29 日 曾国藩自湘乡行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筹划 “堵剿” 太平军事宜。

1 月 30 日 曾国藩上奏称省城兵力单薄，不足御敌，拟于省城立一大团，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招募来省，实力操练。

3 月 20 日 太平军攻克江宁。

9 月 15 日 曾国藩具奏，言湖南衡、永、郴、桂各属数月以来巨案迭出，拟即日移驻衡州，就近调遣。

9 月 16 日 曾国藩由长沙起行，绕道湘乡，抵家省亲。

9 月 29 日 曾国藩抵达衡州。

11 月 曾国藩于衡州仿造之冲簰，试之水面，钝滞难用，乃买民船，改造炮船。

咸丰四年（1854）

1 月 8 日 罗泽南率二营湘勇抵衡州，曾国藩与之商榷兵事，更定陆军营制，以五百人为一营，营四哨，每哨八队，亲兵哨六队，火器刀矛各居其半。自此湘勇转战各省，悉以所定规制行之。

1 月 14 日 太平军攻克庐州，安徽巡抚江忠源自尽。

2 月 12 日 太平军在堵城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自杀。

2 月 25 日 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督湘军水师、陆师计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起程，会师于湘潭。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

4 月 7 日 太平军败曾国藩湘军，再占岳州，王錱等南退。

4 月 28 日 曾国藩自督战船四十号，陆勇八百，合乡团攻靖港太平军，水陆俱败。曾国藩羞愧投水自杀，左右援救以出。湘军褚汝航、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等水军战于湘潭获胜。

7 月 7 日 湘军经整顿后启程北伐。

7 月 25 日 湘军进占岳州，太平军退守城陵矶。

8 月 8 日 曾国藩率军行抵岳州。

8 月 9 日 太平军败湘军于城陵矶，湘军水师将领褚汝航、夏銮、陈辉龙等阵亡。

8 月 11 日 太平军与湘军再战于城陵矶，大败，名将曾天养阵亡。

8 月 25 日 湘军水陆环攻城陵矶，太平军作战不利，退向武汉。

10 月 14 日 湘军攻克武昌，太平军东退。

10 月 26 日 以攻陷武昌、汉阳，清廷赏曾国藩二品顶戴，署湖北巡抚。

11 月 2 日 以曾国藩辞任，清廷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另授陶恩培为湖北巡抚。

11 月 23 日 湘军罗泽南部攻下半壁山，太平军败退北岸田家镇。

12 月 2 日 湘军水师杨载福、彭玉麟等分四队攻田家镇，太平军船只被焚四千余艘，被俘约五百余艘。

12 月 3 日 太平军自焚营垒，弃田家镇，东退黄梅。

咸丰五年（1855）

1 月 29 日 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等率战船一百二十余艘猛攻梅家洲，深入鄱阳湖。太平军断其归路。自此，湘军水师被肢解，遂有外江、内湖之分。

2 月 11 日 太平军以小艇夜袭湘军外江水师，焚其战船十余艘，俘曾国藩座船拖罟。曾国藩投江遇救，走罗泽南陆营。

4 月 3 日 太平军攻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

8 月 30 日 湘军名将塔齐布病逝。

9 月 4 日 湘军内湖水师进犯湖口，统领萧捷三中炮阵亡。

9 月 6 日 曾国藩自九江回驻南康水营，札调彭玉麟来江西督领内湖水师。

咸丰六年（1856）

3 月 24 日 太平军大败湘军周凤山部于江西樟树镇。

4 月 4 日 太平军攻占江西建昌府城。时太平军占江西半数以上州县，曾国藩困守南昌。

4 月 12 日 罗泽南伤重逝于武昌军中，李续宾总领其军。

9 月 2 日 凌晨，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及其部署、家眷等，天京变乱起。

10 月 23 日 英军攻陷广州外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2 月 19 日 湘军攻陷武昌，太平军东退。

咸丰七年（1857）

3 月 16 日 曾国藩自江西回籍奔父丧。

6 月 2 日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不满天王猜忌，自天京出走。

8 月 8 日 清廷允曾国藩请，开兵部侍郎之缺在籍守制。

10 月 26 日 湘军攻陷江西湖口，外江、内湖水师会合。

咸丰八年（1858）

5 月 19 日 湘军攻陷九江府城。

7 月 1 日 清廷命曾国藩驰赴浙江办理军务。

7 月 3 日 清廷批准《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列强势力开始深入长江。

7 月 22 日 曾国藩自湘乡抵长沙，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及左宗棠筹商军务。

8 月 3 日曾国藩抵武昌，与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筹商军务。

8 月 18 日 清廷命曾国藩以援浙之师由江西铅山赴闽 “援剿”。

9 月 21 日 曾国荃率部攻陷江西吉安府城。至此，太平军所占江西各郡县全失。

11 月 25 日 李秀成军抵安徽三河镇，合陈玉成军大败湘军，李续宾自尽，曾国华等六千余人皆战亡。

咸丰九年（1859）

1 月 13 日 李鸿章至江西建昌，入曾国藩幕。

2 月 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

6 月 21 日 清廷诏命曾国藩统兵赴四川夔州扼守，防止石达开由湘入川。

9 月 9 日 以宝庆解围，清廷命曾国藩暂驻湖口，俟湖南定后合军援皖。

9 月 19 日 曾国藩抵武昌，晤湖广总督官文，决定援皖。

11 月 11 日 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等会奏四路攻皖之策，分由曾国藩、多隆阿、胡林翼、李续宜统之。

12 月 6 日 曾国藩军进驻安徽宿松县。

咸丰十年（1860）

2 月 17 日 多隆阿、鲍超率部大败太平军陈玉成部于安徽潜山小池驿，占太湖。19 日占潜山。

5 月 6 日 李秀成、陈玉成率部击溃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败退镇江。

5 月 曾国藩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

6 月 8 日 清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命统率所部兵勇，径赴苏州，以保东南大局。

6 月 9 日 从曾国藩奏请，清廷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

7 月 3 日 曾国藩自率马步万余人自宿松渡江。28 日，进驻祁门。

8 月 10 日 清廷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诸军均归节制。

9 月 21 日 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与清军激战，僧格林沁败退，胜保受枪伤。

10 月 9 日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击败湘军李元度部，攻克安徽徽州府。

10 月 13 日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

10 月 28 日 清廷批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12 月 1 日 李秀成统军由皖南羊栈岭攻入黟县，祁门曾国藩营大震。3 日，李秀成由羊栈岭退出。

12 月 23 日 黄文金分兵攻占江西浮梁，曾国藩三面受敌，仅留下景德镇一线。

咸丰十一年（1861 年）

2 月 18 日 鲍超、左宗棠率部败太平军于景德镇，黄文金负重伤。

4 月 9 日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率部攻占景德镇。次日左宗棠败遁乐平，祁门曾国藩粮路断绝。

4 月 14 日 曾国藩率部攻打徽州，失败。

4 月 16 日 太平军李世贤部退出景德镇。

4 月 19 日 曾国藩率部再次攻打徽州。21 日，被太平军击败。

5 月 10 日 曾国藩自祁门移扎东流，就近调度安庆围军。

6 月 1 日 太平军悍将刘玱林弃垒东走，被湘军俘杀。

6 月 20 日 太平军全部退出徽州，前往浙江。

8 月 22 日 咸丰帝驾崩。

9 月 5 日 曾国荃率部攻陷安庆。

9 月 29 日 以安庆克复，清廷加官文、胡林翼太子太保，曾国藩太子少保，曾国荃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

11 月 2 日 两宫太后及恭亲王奕发动政变，免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王大臣职。

11 月 20 日 诏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并专饬太常寺卿左宗棠赴浙江，浙省提督以下各官均归调遣。

12 月 3 日 安庆内军械所成立，曾国藩至子弹局、火药局察看。

同治元年（1862）

1 月 30 日 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4 月 8 日 李鸿章督率淮军抵达上海。

5 月 18 日 曾国荃、彭玉麟率部攻陷安徽太平府。

5 月 30 日 湘军彭玉麟水师进泊江宁护城河口，曾国荃率湘军扎营雨花台。

6 月 4 日 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遭杀害。

9 月 14 日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统军自苏州回援天京。

10 月 22 日 李秀成军猛攻天京围敌，伤曾国荃面颊。

11 月 26 日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围攻曾国荃雨花台大营四十五日未破，撤围分趋苏州、秣陵关。

是年底，华蘅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同治二年（1863）

1 月 7 日 曾贞幹病逝军中。

1 月 28 日 安庆内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

6 月 25 日 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水陆各军攻占浦口、江浦。

6 月 30 日 湘军水陆各军攻陷九洑洲。

9 月 容闳抵安庆，与曾国藩商办机器局。

11 月 17 日 彭玉麟、鲍超水陆各军攻占高淳县东坝镇。至此，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所有物资补给通道全部被切断。

12 月 3 日 曾国藩委派容闳出洋购买机器。

12 月 4 日 李鸿章督率淮军攻克苏州。

同治三年（1864）

4 月 1 日 左宗棠督率楚军攻陷杭州。

6 月 1 日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病逝。

7 月 19 日 湘军攻克江宁。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7 月 28 日 曾国藩自安庆抵江宁。

8 月 1 日 以克复江宁省城，清廷 赏加两江总督曾国藩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侯爵；浙江巡抚曾国荃太子少保衔，一等伯爵；湖广总督官文赐封一等伯爵；江苏巡抚李鸿章赐封一等伯爵；陕甘总督杨 岳斌、兵部侍郎彭玉麟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并赏加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浙江提督鲍超赏给一等轻车都尉世职。

8 月 15 日 曾国藩奏准裁撤湘军。

10 月 30 日 曾国荃因伤病未愈，请疾返湖南乡里。

12 月 曾国藩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同治四年（1865）

5 月 18 日 僧格林沁率部追击捻军，遇伏被杀。

5 月 23 日 清廷以僧格林沁战亡，诏命曾国藩赴山东督师剿捻，以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

5 月 28 日 诏命钦差大臣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节制。以李鸿章署两江总督。

6 月 18 日 曾国藩由江宁启行，北上督师。

6 月 曾国藩主持整理《王船山遗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

10 月 曾国藩将金陵制造局迁往上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上容闳购回的百余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

同治五年（1866）

2 月 18 日 官文、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奏长江水师事宜三十条，营制二十四条。提督拟由芜湖改驻太平府，于岳州设行署，另设岳州、汉阳、湖口、瓜洲四镇总兵。

3 月 12 日 清廷以曾国荃为湖北巡抚。

11 月 19 日 曾国藩以病难速痊及 “剿捻” 无效，奏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缺，并请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注销一等侯爵袭职。

11 月 26 日 上谕：李鸿章暂署钦差大臣，湘、淮各军均归节制。曾国藩赏假一月，在营调理，自请暂行注销封爵，著毋庸议。

12 月 7 日 清廷命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授江苏巡抚李鸿章钦差大臣，专办剿捻军事。

12 月 28 日 湖北巡抚曾国荃奏参湖广总督官文。清廷命将官文撤任，听候查办。

同治六年（1867）

1 月 14 日 清廷不准曾国藩请开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缺；谕旨称：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疑虑、固执己见，著克期回任。

4 月 10 日 曾国藩自徐州回抵江宁。

5 月 曾国藩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往高昌庙，征地扩建，规制大增。

6 月 10 日 清廷诏命曾国藩为大学士，仍留两江总督任。

6 月 22 日 以堵御无方，清廷命将湖北巡抚曾国荃摘取顶戴，交部议处。

6 月 清廷命曾国藩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2 月 5 日 曾国荃卸湖北巡抚篆，起程回籍。

12 月 18 日 曾国藩奏，请觐、遣使、开矿可行，内地设栈、内河驶轮、铁路、电线不可行。

同治七年（1868）

1 月 5 日 东捻军首领赖文光被擒，东捻军失败。

3 月 28 日 曾国藩会同彭玉麟、李鸿章等奏，拟补长江水师各缺，并续议长江水师未尽事宜十条。

4 月 清廷改授曾国藩为武英殿大学士。

5 月 31 日 曾国藩至上海查阅洋炮轮船工程。

8 月 16 日 刘铭传等大败西捻军，捻军起义至此失败。

9 月 6 日 清廷调曾国藩为直隶总督，任马新贻为两江总督。

9 月 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国藩登船试航，取名 “恬吉”。

11 月 1 日 曾国藩核定外洋水师章程。曾国藩奏陈筹办上海机器局及添设翻译馆情形。

同治八年（1869）

2 月 27 日 曾国藩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

3 月 14 日 曾国藩在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6 月 曾国藩奏请按照湘军制度改造直隶练军。

10 月 28 日 清廷允曾国藩拨款疏浚永定河并加拨长芦运库银二万余两备修防。

同治九年（1870）

4 月 曾国藩肝病日重，右眼完全失明。

6 月 21 日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往崇厚衙门，开枪击毙天津知县随从。民众殴毙丰大业及秘书西蒙，焚法国教堂、育婴堂、英美讲书堂，殴毙法国、俄国、英国等国教士、商人多名。

6 月 23 日 清廷诏命曾国藩赴天津与崇厚持平办理天津教案。

6 月 27 日 曾国藩奏，天津教案当委曲求全，立意不与开衅。

7 月 4 日 曾国藩由保定赴天津办理教案。

7 月 12 日 清廷命曾国藩布置海口。命彭玉麟整顿长江水师备战。

7 月 14 日 曾国藩咨复总署，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

7 月 25 日 清廷调东蒙古及吉、黑马队三千名赴古北口驻扎。命刘铭传统带铭军兼程赴直，以备缓急。

7 月 26 日 曾国藩奏，津案以善全和局，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以曾国藩患病，清廷命江苏巡抚丁日昌星速赴津协办教案。命李鸿章带同郭松林军迅速北上。

8 月 22 日 张文祥刺伤两江总督马新贻。次日，马新贻卒。

8 月 29 日 清廷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李瀚章为湖广总督。

9 月 18 日 曾国藩等定津案人犯十五人正法，二十一人军流。

10 月 9 日 曾国藩等定津案第二批人犯五人正法，四人发配。

10 月 10 日 曾国藩据江苏巡抚丁日昌等议，奏请选派子弟赴泰西军政、船政学院学习。

11 月 3 日 曾国藩六十大寿，御赐 “勋高柱石” 匾额。

11 月 12 日 曾国藩抵江宁，接任两江总督。

12 月 28 日 清廷以曾国藩为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

同治十年 (1871)

3 月 9 日 曾国藩奏，与日本立约，不可有利益均沾之词。

6 月 26 日 曾国藩、李鸿章联名致书总署，论派幼童出洋学习之重要。

9 月 3 日 曾国藩上幼童赴洋学习章程折到京，15 日奉旨依议。

11 月 23 日 曾国藩在吴淞口阅轮船新阵。

同治十一年（1872）

2 月 27 日 曾国藩领衔上奏，促请 “派遣留学生一事” 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 “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

3 月 5 日 李鸿章函请曾国藩筹议轮船招商事宜。

3 月 12 日 午后，曾国藩至官署西花圃散步，突发脚麻之症，由曾纪泽扶掖回到书房，端坐三刻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3 月 清廷闻曾国藩哀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

业农世家

  • 曾玉屏 号星冈，生有三子，长子即曾国藩之父曾麟书，次子早卒，三子骥云未曾生育。 在曾氏家族血脉相传中，曾玉屏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无论是早年求学交友，还是以后几十年仕宦生涯，在曾国藩身上，似乎都可以印证“隔代遗传”的“基因密码”。

    中国古代有“经师”与“人师”之别，前者能传授思想、理论、观点，后者则通过身体力行而影响人。在曾国藩看来，他的祖父更像是位“经师”，他评价祖父并“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独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训来叶者。”“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概，而终老山林。”直到曾国藩兄弟后来建立一番“功业”，加官晋爵，乃至位极人臣时，那些当年见过他祖父的老年人都说曾国藩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其风采亦可想已。”（曾国藩《大界墓表》）

    曾国藩如此推崇的祖父，究竟在哪些方面对他有大的影响呢？

    概括而言有三个，一是做事有恒，二是坚毅品格，三是粗定家规。

    据曾国藩记述，曾玉屏少时秉受家训，勤奋好学，但长大后由于家境稍微宽裕，便沾染上不少坏习气。他有书不读，沉湎于嬉戏游玩，经常骑着马到湘潭街上，与那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因此家族长辈都讥笑他轻浮浅薄，恐怕今后会把家业败掉。曾玉屏听到这些指责与预言，深感不安。 湘潭是湘中著名的都会，南宋以来一直作为县城所在地。它地处湘江中游，舟楫所至，四季通航。明代诗人周圣权在《题万楼》中歌咏道： 岸花明媚接芳洲，三月江风送客愁。 台阁初成延胜迹，山川有待识名流。 野烟窈窕村中树，帆影参差槛外舟。 清绝潇湘春唱和，竞将韵事一齐收。 清人张九镒在《昭山》中亦写道： 西风一片写清秋，两浆飞随贴水鸥。 摇到湘头望湘尾，昭山断处白云浮。 湘潭的秀美山川可以从诗中想见。 从湘乡到湘潭仅百里路程，如果跃马扬鞭，就更为方便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一个人的名声比他所具有的各种“本事”都重要得多。长者的讥讽刺中了曾玉屏的心，他真的不希望曾氏家族多少代人的努力毁在自己的手中。于是反躬自责，将马卖掉，徒步而归。

    从此以后，每天东方未晓就起床来到农田，一生如此，再没有懒惰过。

    这就是曾门家训中的“早”字诀。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自责”后的曾玉屏简直像变了个人。湘乡地处丘陵地带，全县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是凹凸不平的山丘。在这块土地上，除了靠天吃饭外，还必须用勤劳的双手。曾玉屏像“愚公”一样，开始了在山丘上造梯田的尝试。其艰难的过程真可以感动上苍。曾国藩后来回忆说：三十五岁那年，祖父在高嵋山下盖了一间简陋的小茅屋。那儿的梯田坡陡高峻，田块的面积小得简直和瓦片一样。他开凿石山，开垦荒地，将十几块小田块连接成一片大田地。他夜晚亲自放水，听虫鸣鸟叫以知节气，观察禾苗上露水的情况以为乐事。他还种了半畦蔬菜，每天早晨亲自去除草，傍晚又叫佣工去施肥，走进屋内喂猪，出得屋来养鱼，总是忙个不停。 从辛勤的耕耘中，曾玉屏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凡是自己亲手耕种收获的粮食、蔬菜，吃起来味道特别鲜嫩肥美；凡是自己历尽辛苦得到的，享用起来也特别的心安理得。勤劳磨炼了曾玉屏，曾玉屏也从中得到了大自然的回报。当他把鳞甲一样的小山丘改造成阡陌相连的田地时，乡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始则怀疑，继之赞服，后来都竖起了大拇指，而村中乡邻有什么难以决断之事，也都找他来排解。

    晚年的曾玉屏并不以家中出了大官而稍有怠惰。道光十八年（1838）底，曾国藩点了翰林后请假抵家，在“宰相无不出翰林”的清代，预示着曾家将会更发达。故此，亲友踵门而贺，曾家治酒款客，大宴多日。客人散去，星冈公对儿子说：“吾家以农为业，虽富贵，毋失其旧。彼为翰林，事业方长，吾家中食用无使关问，以累其心。”从此以后，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十余载，不知有家累。

    对一个人成长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中，排在第一的是家庭，其次是环境，第三是教育。

    曾玉屏之所以告诫主持一家之事的曾麟书要“毋失其旧”，即不要因为个人升发而忘了全家人安身立命之本，在“一人得道”的时代，确实是有独到眼光的。考察曾国藩在京师为官多年，日记及家书中常有拮据之虞，但守住当官的底线——清廉，与家中不牵累有很大关系。反观许多贫寒子弟，负笈请学，满怀志向，一旦手握权柄，便“顿改其所为”（康熙语）

    曾星冈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曾玉屏没有千叮咛，万嘱咐，而是“要言不繁”，却对曾国藩的一生都有影响。他经常说：“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

  • 然而，由学到优再到仕这是一条异常漫长的路，往往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努力。对于未能“仕”的人而言，最多的出路是开个私塾。开私塾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以招收宗族子弟为主，二是招收他姓子弟。前一种带有族内“公益”性质，收入不是来自生徒交纳的学费，而由族内专项经费支出。后一种属于“营利”性质，但收费高低，一则看教书先生的名望大小，二则看生徒的家境状况。曾麟书开的私塾则是属于前一种。

    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有一股韧劲儿，那便是不厌其烦，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父子俩睡在床上，走在路上，曾麟书随感而发，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曾麟书是久经科场的人，多次科场不售的阅历使他认识到，一曝十寒对读书人是最大的危害，因此他把培养曾国藩的自觉阅读兴趣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教育内容。每天都为小宽一安排固定时间读书，并且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 少年的曾国藩虽不属聪明一类，但有父亲的督教，加之个人的勤奋，从父亲习学二年，就读完了儒家经典入门书——《五经》。从十岁起，开始试作八股文，为考功名做准备。曾麟书认真督教，在取得同族人的信任后，又设馆同族家塾——锡麒斋，希望曾氏家族能多出几个像麒麟一样，满身披桂的人物。当然，更多更现实的希望还是寄托在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在此受教《周礼》、《仪礼》及《史记》、《昭明文选》等。 赶考恐怕是旧时代每个知识分子永生难忘的经历。道光四年（1824），十三岁的曾国藩平生第一次随父亲来到省城长沙，应童子试。童试三年两考，是考取功名的第一阶梯，由于广大农家都把“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为改变家族命运的唯一途径，因此大凡生活能过得下去的家庭，就要子女走科举一途。这样一来，在社会中就形成了尊重读书人的良好风气。

    曾国藩十四岁（1825）那年，欧阳先生将女儿许给曾家。 曾家好事成双。就在曾国藩外出求学的第三年，曾麟书终于在第十七次应童子试中取中，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从而改写了曾氏家族入湘五六百年间没有功名的历史。若干年后，曾国藩还为此大发感慨，说“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曾麟书“积苦力学”，在开设家塾的二十年间，一边课徒教子，一边温习八股考试文章。**虽然在四十有三的年龄才拿到士大夫的入场券，但对后人的影响是鼓励、是前引，因为它证明：农家子弟可以通过读书走向功名之路。然而，毕竟人到中年，曾麟书不大可能在秀才——举人——进士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此时的他只有两个愿望：一是希望儿子曾国藩能用最短的时间走完他的秀才路，所谓“深喜公（指曾国藩）之继起而早获售（考中）也”。二是多尽为子之道，服侍好劳累一生的父亲。 曾玉屏晚年患了中风病，身体瘫痪，卧床不起。到了第二年冬天，病情加重，连话也不能说了。

    曾麟书从早到晚服侍其父，夜间还陪在房中服侍他睡觉，曾玉屏一夜要小解六七次之多，曾麟书时刻留意，不厌其烦，做事既周到而又不失分寸。当寒冬时节，父亲需要大解时，则命令他人搬动病人的手脚，自己以身躯为父亲遮挡风寒。有时父亲身上弄脏了，则替他洗干净，换内衣内裤时，也尽量不将父亲翻动得太厉害。整个晚上，都屏声息气，轻手轻脚。久而久之，那些孙子、孙媳妇们，无论内外长幼，都为曾麟书的精神所感动，大家争着为曾老爷子洗涤弄脏了的衣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有时还用竹椅将老人抬到庭院中，大家做些游戏，尽量使老人家快乐些。父亲病的三年期间，曾麟书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时间越久照顾得越周到，态度越恭敬，而这时的曾麟书，也已是年及周甲的老人了。 曾麟书生活的时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接受的虽也是封建传统教育，但又不同于严格的正统教育，这体现在他不拘守一途，没有条条和框框，做什么事都务求实用。他既挣扎于农与士之间，又对这双重角色都很认同，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改写了曾家“世代业农”的历史，这种改变不仅具有象征意义，更重要的是为后代趟开了一条路。

    他继承曾玉屏的遗训，“发愤督教诸子”，为他们创造读书用功的条件，教导他们为人处世、治事做官的诀窍。他完成了属于他的使命，将“治国、平天下”的更高境界留给了子孙们。他虽“僻居穷乡，而志存军国”，令诸子墨绖从戎，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他在晚年曾自撰一联抒发其志： 粗茶淡饭布衣衫，这点福老夫享了； 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留下的家法并不多。大概是属于身教多于言传的一类。但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述及的，每当曾国藩在面临大的抉择时，曾麟书都能及时训导，不但使曾国藩兄弟们受益良多，而且连左宗棠等人对曾国藩之父都敬佩不已。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的上谕中也几次提及曾麟书，并称赞曾氏“一门忠义”。 晚年的曾麟书命长子曾国藩书写的一句联语，颇能代表他的希望和寄托：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麟书在曾氏家族史上，堪称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他把良好家风传承下来，把自己乃至曾氏家族的抱负交付给了下一代。这是另一种传承。曾国藩乃至兄弟们能接好这个传承吗?

  • 一个人的成功乃至一个家族的兴衰不是偶然的，家风的影响和作用十分重要。人无法选择家庭，但家庭又实实在在影响着人。以往我们过多地倾注了对曾氏家史的“挖掘”，实际上，曾国藩的外公家对曾氏家族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母亲给曾国藩最大的影响是倔强、坚强，敢于担当的品格。江氏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女性的许多优秀品德。当时，曾家尚不宽裕，江氏与曾国藩的父亲成婚后，操持家务，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有了起色。江氏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尤其是阿公卧床三年，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其“来嫔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同时，江氏所生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

    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好作自强之言”，或用“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儿劳于外，岂忧贫哉？” 在曾家的发达史上，江氏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要撑持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如果仅仅有贤惠的美德，还是无法应付各种大小事变的。在她的身上，还有更可贵的品格，即坚韧、刚强。咸丰四年，曾麟书为岳丈写墓碑时，他的爱妻江氏也已病逝，在缕数江沛霖“功德”之后，他满怀深情地赞扬自己的妻子道： 麟书娶公之季女。顺而贤，孝而有礼，与麟书共事高堂四十有四年。攸助于艰难事苦之中，育诸子以成立，筋力亦云瘁矣。夙夜不忘公与夫人之厚爱，因相与谋，伐石立墓，以垂不朽，致无已之情。咸丰二年，工未竣，遽别余而逝。余为此铭，不禁伉俪离别，有亡琴之感焉。

    **曾国藩一生继承了母亲刚强的性格，敢于与困难周旋，有股冲天的倔强之气。**直到晚年，他仍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自己“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常有不可遏之候”。还对他的九弟曾国荃说：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璧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将女儿许给曾家后，他对女婿曾麟书寄予厚望，说：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发达不是猝然可成的，而要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这就是“深造之义”。曾麟书对这位岳丈十分敬佩，常携妻儿造访江家。曾国藩大约十岁时，还到外祖父门下读书。道光十四年（1834），曾国藩（23）考中举人，曾麟书又携妻儿拜望已八十五岁的岳丈。曾麟书让儿子将中举的试文拿给外公看，江沛霖细细阅读，大加赞扬，对女婿说：“吾向者固知汝后力学有大成，足以重为吾道之光，此特其发轫耳。”在江沛霖看来，只要耕耘，就会有收获，而外孙中举才仅仅是个开始。这既是肯定，又是鼓励和更高的期许，给曾麟书父子留下了一生都无法忘怀的印象。多少年后，曾麟书为自己的岳丈刻写墓碑时，还满怀敬意地叙述以上之事，并说岳丈“享年已八十五矣，其志之不衰如此。”

  • 旧时代大的家族都有家训、家法、族规。在清朝的历史上，张英、林则徐、曾国藩被公认为是家教最成功的三大家。雍正皇帝教子还以张家为典范，对其称赞有加。张英、张廷玉所著《父子宰相家训》流传甚广，为时人所重。

    曾家是中国旧家庭的典型。曾家的崛起也堪称是个典型。多少代不忘耕读之本，耕是吃饭的本事，读是入世取功名的根本。曾家的家规至少到曾玉屏时已具雏形。

    他创立的家规，颇有创意，又简单易行，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即：

    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

    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

    后来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后人戏称为“八宝饭”：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就是读书。旧时代的中国家庭，不管境况如何，都一定有一个祭奉祖宗的神龛，设于堂屋的正中。神龛两侧，大多张贴这样一副对联： 把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

    耕读文化是典型的农业社会的写照。按照儒家“天下之本在家”的解释，一个人的一切作为是从家庭开始的。而保持家庭兴旺的根本之路就是耕读。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曾国藩的诗作中，常以“耕”、“薪”入句，如早年诗作：“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堪称是耕读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晚年也倡导耕读传家，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跻身士林

  • 三面环山，一面又阻于水，这样的地理环境，在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下，与外界的联系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古代的湖南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与周围的几省如湖北、江西甚至四川相比，开发要晚一些。 著名的千年学府长沙岳麓书院的大门上，有一副名闻遐迩的联语：**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幅联语如果说的是近现代，并无疑问，但如果用在古代，却大谬不然。

    湖南人一向自认为是楚人，但春秋战国时代，湖南已属楚国的边缘。大诗人屈原被放逐，来到湘水、沅水之间。这里山荒野僻，环境艰苦，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被发行吟于泽畔，写下许多不朽的诗篇，最后带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深深遗憾，自沉汨罗江而死。

    屈原死后大约一百年，西汉时期，才华出众的贾谊也被贬来到长沙，那时候的长沙，潮湿多雨，荒僻偏远，心情沉郁的贾谊徘徊于汨罗江边，想起屈原放逐的往事，触景生情，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贾谊在长沙生活三年才回转当时的京城长安，人们称其为“贾长沙”。长沙至今仍有贾太傅祠。无论屈原还是贾谊，都不是湖南人，只不过是在湖南生活过一段时间而已。从他们的作品和后人为他们所作的传记里，还可以看出当时湖南荒僻未开发的情景。

    衡阳因位于南岳衡山之阳而得名。早在三国时代，就名闻遐迩。自宋代始，衡阳的文化跃上全国的重镇。宋初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的石鼓书院就坐落在衡阳城北的石鼓山。尽管岁月磨蚀，战火不断，但皇帝钦赐的“石鼓书院”四字匾额仍然昭示着它的尊崇和辉煌。曾国藩的求学地是在衡阳县北的双桂书院，由金溪人唐翊庭创办，又称为桂芳书屋、桂花轩。双桂书院不但请来了汪觉庵老先生执教，而且以经世之学相倡导。这对不闻外间事的青年曾国藩而言，颇有耳目一新之感。多少年后，他还在《金坑唐氏续谱序》中带着感激而又怀恋的心情写道：“往者，衡阳翊庭唐先生延觉庵汪夫子于桂花轩，余从学焉”。书院以“导进人才”为目的，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间亦以议论时政，常采用个人钻研、相互问答、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越八年，余入词垣”（指入翰林院）。

    清代前期，考据学盛行。考据学又称汉学，从事考据学的学者整理、考订古代典籍和史事，对文化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考据学有两个非常大的弱点，一是脱离政治，脱离现实，二是后来考据流于繁琐。如果少部分读书人做这种功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学者都去做这一门学问，不去研究现实，那就大大的不妙了。在乾嘉时代汉学达到全盛的时候，甚至读书人“人人许郑，家家贾马”。

    许慎、郑玄、贾逵、马融四人都是汉代著名的古文经学家，也就是汉学家。但是湖南读书人的学风却截然不同。他们仍是一面研究理学，一面讲求经世致用。湖南人罗克进记述道：湖南士人务以理学为宗，“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见有言字体音义（即考据学）者，恒戒以逐末遗本”。因为自身的弱点，考据学到了嘉庆、道光时代已走向衰落，而讲求经世致用的、研究实际学问的经世派渐渐兴起。

    经世派知识分子著名的有湖南陶澍、贺长龄、魏源，福建林则徐，浙江龚自珍，安徽姚莹、包世臣，而以湖南籍和安徽籍为多。湖南除上述三人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汤鹏和贺长龄之弟贺熙龄等。有学者曾这样描述近代中国的变革图景：“发难于东南沿海，而收实于华中腹地，进而又推向华北、西北，又由华北、西北推及全国。”（冯天瑜《武汉学刊》，1990年第3期）

    陶澍

    湖南经世派的核心是陶澍。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历任编修、布政使、巡抚，一直做到两江总督，死后谥为文毅。陶澍的父亲曾在岳麓书院学习，陶澍自幼随父学习，也受到岳麓书院学风的影响。他一生力倡实学、实用、实际，并且亲自做调查研究。他反对读书人高谈性命、以全部精力钻研空疏无用的学问。他不仅提倡经世致用，自己也在任官实践中做出了骄人的成就。在安徽巡抚任上，他治理淮河有成绩。在江苏巡抚任上，恰逢洪泽湖水患，运河梗阻，由江南向京师运输漕粮遇到了困难，陶澍创议由海道运输，并亲自到上海雇商船，结果获得极大成功。其后升任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与当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一起兴修水利，又改革盐政，裁革陋规，都做出了成绩，成为一代名臣。《清史稿·陶澍传》说陶澍治水利、漕运、盐政，“垂百年之利”。

    可以说，陶澍是道光初年经世思想和经世事功并行推演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湖南人才进入国家决策层面的一次成功展示，他既激励更多的湖南人“出湖”打拼，也让当时乃至后来的中国更关注湖南人。其实陶澍更重要的影响是以他地方重臣的地位和声望倡导经世致用，形成了讲求实际的风气，并且培养了相当多的人才：胡林翼是他的女婿；左宗棠虽然按年纪是他晚辈，却与他是儿女亲家；魏源在他幕府中十四年之久；贺长龄也曾是他的下属。以至于清末才气纵横的张佩纶也视陶澍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之类了不得的人物。（《润于日记》） 魏源

    对经世致用风气另一有影响的人物是政治家兼学者的贺长龄。贺长龄，字耦耕，善化（今长沙）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学政、知府、布政使、按察使、贵州巡抚，最后做到云贵总督。他延请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对后世及曾国藩个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不但读《经世文编》“丹黄殆遍”，而且还拜其为师。

    鸦片战争之前，举国还沉浸在所谓太平盛世之中，魏源和龚自珍就敏锐地看到了社会的危机，所以他们的议论不仅影响到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甚至影响到更后来的维新派。魏源入过贺长龄幕府、陶澍幕府，又与林则徐为至交。他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代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都是经世致用学说的精粹，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更是震撼人心。他的介绍世界地理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海国图志》，不仅在中国发挥了影响，而且传到日本，在日本的影响甚至比在中国还要大。 《林则徐看剑引杯图》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后来的湘军领袖与上一辈的经世派有着极深的渊源。

    胡林翼幼时曾拜贺熙龄为师，又是陶澍的女婿，他大约二十一岁的时候见到林则徐，便建议陶澍向清廷保荐林则徐在陶澍退休后接任两江总督。左宗棠在陶澍家教书八年，替陶澍管理家事，后来又结成亲家。 曾国藩与贺长龄的关系极为密切。贺长龄大曾国藩二十余岁，大约道光二十年两人相识，当时两人一任外官，一居京城，经常通信，谈论治学心得。

    现存长沙传忠书局光绪年间印行的《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中所收的第一封信，便是写给贺长龄的。在这封信中，曾国藩写道：“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又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一讲“诚”，一讲“综核名实”、“笃实践履”，这正是曾国藩一生学问和事功的核心。

    贺长龄后来因事革职，曾国藩没能帮上忙，内心十分过意不去。贺长龄去世多年以后，曾国藩还在家信中说：“耦耕先生学问文章，卓绝辈流，居官亦恺恻慈祥。”据说贺长龄病逝时，所留遗言中最大心愿便是与曾国藩结成儿女亲家。待曾国藩次子（长子幼殇）曾纪泽稍长，议及婚事，曾国藩虽觉与贺长龄辈分不合，但还是聘贺家女为纪泽之妻。不幸的是，贺家女嫁到曾家仅二年，就因难产而亡，年仅十八岁。两年后，曾纪泽又娶曾国藩好友刘蓉之女为妻。

    一类是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的理学经世派，他们长于政务，但思想仍受理学的束缚。

    另一类是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世派。

    魏源学术上宗今文经学，长于议论，他高倡“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又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这种大胆透彻的议论，理学经世派一般不会有。今文经世大胆疾呼变革，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理学经世只是重视实际功效，难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不过，今文经世派如魏源和浙江人龚自珍，都是思想家类型的，长于议论而短于政务。所以他们的官做得都不大。 比曾国藩稍后的张之洞和张佩纶在品评当时人物时说道：“道光末人才，当以陶文毅（陶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治，考订掌故，得之者在上则贺耦耕（贺长龄），在下则魏默深（魏源）诸子，而曾文正公（曾国藩）集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林则徐）、蒋砺堂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这段议论大体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这两代湖南经世派人物，都非常有抱负，很多人未任官职时生活在一般民众中间，深知民间的疾苦，对社会弊病的体察，他们可能比后来扯旗造反的洪秀全更清楚。

    当然，他们深受正统理学和忠君思想的熏陶，更愿意在现行的体制内解决这些弊病和问题。

  • 历代史书和方志中，对湖南人的这种性格记述非常之多，如“劲直任气”、“其俗好勇”、“刚劲勇悍”等等，不胜枚举。大凡湖南人认定一件事，就会拼命去做，成败利钝在所不计，甚至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

    近代政治家兼学者章士钊曾说过： 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章士钊：《刘霖生先生七十寿序》）

    另一位清末民国初的革命家宋教仁说： 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宋教仁：《呜呼湖南与端方》）

    更有台湾学者将湖南人的性格概括为“蛮且智”，即兼有北方人的彪悍和南方人的智慧。

    这种民风，对曾国藩和他的兄弟们的影响几乎随处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勤劳、刻苦、粗豪、急躁、敢斗，就是典型的湖南人的性格。曾国藩常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有苦从不说出”，曾国荃的蛮狠，都和湖南的民风有关。

    但是，湖南民风的勇悍蛮狠又与北方人不同。北方人勇武剽悍，但是直率朴实，少有心机，而湖南人勇悍却又很有城府。政治家、军事家既要勇敢又需要用心机、谋略，湖南人正好有这个特长。当然，这种特长在缺少教育、无天下国家观念的时候，只能用于私斗，而不能用于大事，而读书明理之人便不同了。

    曾国藩在咸丰五年的一个奏折中说：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前面提到的周敦颐虽出生于湖南，并且是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但因他长期生活在外乡，对湖南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对湖南读书人影响深远的是历史悠久的岳麓书院和一位来自外乡的张栻先生。 岳麓书院创建于北宋初，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成为宋代天下最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期，张栻先生主讲岳麓书院。张栻生于四川绵竹，他的父亲张浚是与岳飞同时的著名将领，主张抗金，志在收复中原，曾任宰相。

    张栻幼拜湖南衡山讲学的著名学者胡宏为师，学成后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对岳麓书院的发展甚至以后湖南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理学兴于宋，湖南学者在理学中自成一派，后世学者称之为“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为胡宏，但集大成者是张栻。张栻与他同时代的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

    儒家讲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前半句基本是自我道德修养，或者叫内圣的功夫；后半句讲的是经世，也可以叫做外王的功夫，也有人把它区分为义理和事功。 **在传统儒家，这两种功夫是不可分的。**比如孔老夫子，既是圣人，又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辞辛苦率弟子周游列国，其目的之一就是向各国的国君游说，希望能够施展自己的治国才干，复兴周朝，一统天下。

    但是，到了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先生那里，却只强调做内心反省的功夫，只讲内圣，把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抛弃了。 可是湖湘学派却有个特点，就是这两种功夫都要讲，一样也不能丢。 胡宏和张栻都强调不仅要研求性理，而且一定要讲求实际，凡事必须身体力行。岳麓书院的学生，就是经世和力行的具体实践者。在南宋和金的连年征战中，不少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著名将领。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进攻长沙，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军民坚守。岳麓书院与潭州州学、湘西书院的学生数百人荷戈登城，参加保卫战，这场悲壮惨烈的战斗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长沙城被攻破，这些学生全部殉难，湖湘学派也因之中绝。 （战乱对于文化的摧残太让人心痛了，我以前不懂，现在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就难受。）

    湖湘学派虽然因为其传人殉难而中断，但是义理和经世并重，一直是湖南读书人的传统。元朝建立并稳定统治以后，恢复了岳麓书院，义理和经世并重的传统就由岳麓书院代代传了下来。并且，因为湖南民风的影响，湖南读书人也有一种豪侠、敢斗、敢拼，重义而轻生命的性格。 但是，因为湖南文化落后，所以宋以后，直到王船山，湖南的读书人在全国还没有多大的影响。

    此后直到明末清初，湖南才出了一位大学者王船山。曾国藩对船山学说很感兴趣，非常景仰他。曾国藩以前，王船山的著作只刻印了少部分，是曾家兄弟主持把他的遗著全部刊印传世。因为王船山一生不肯臣服于清朝，因此，在曾国藩的时代，尽管王船山已去世多年，但他还是个非常微妙的人物，曾国藩很少公开谈论。晚年他在与心腹幕僚赵烈文密谈时称赞王船山的思想“宏深精至”，但也指出有“偏刻之嫌”。

  • 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除了性情投合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也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怀有抱负、才华。曾国藩很欣赏刘蓉的才华，戏称刘蓉为“卧龙”。

    1839年，曾国藩（28）从京城参加会试归来，专程到刘蓉的家乡乐善里看望他，勉励他攻读史书，勤奋写作。 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天各一方时，便不断通信。

    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还囊括了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风俗及人才之盛衰。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

    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仙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

    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还有“夜夜梦魂何处绕？大湖南北两刘生”之句。

    1853年，曾国藩（42）奉命办团练，碍于母丧守制，坚辞不出。刘蓉专门修书一封，劝曾国藩不能仅“托文采庇身”，应以“救治乱”为己任。

    文中用激将法，称曾国藩几次向朝廷上疏，均是军国大计，也因此声望日隆，但所言未见实效，就足以塞大臣之责吗？比起陆贽、范仲淹那样的志量，差得远了。曾国藩接信后大为折服，他第一批请来做事的人，便是这两位好友——刘蓉和郭嵩焘。

    曾国藩用诙谐的口吻给刘蓉写信：“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

    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结果刘蓉先来，郭嵩焘随后也到，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重相聚首，自然高兴逾常。

    但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曾国藩认为，刘蓉“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他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收复新疆，“一切经略，大率如蓉言”。

  • 再看郭嵩焘，在曾国藩的事功簿上，似乎还超过刘蓉。 郭嵩焘（1818—1891），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比刘蓉小两岁。少年时代，常为饥寒所迫。他十八岁考中秀才，次年来到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结为至交。当年曾国藩二十六岁，居长，刘蓉二十一岁，居中，郭嵩焘年最小，仅十九岁。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终不在温饱”。

    1837年，二十岁的郭嵩焘考中举人，但此后的进士路却一再蹉跎，历经十年后，直到三十岁才中进士。中间曾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充其幕僚。正是在海防第一线，他亲眼目睹了“上邦大国”的失败，开始把视线转向更遥远的大海，不时以“夷务”为忧。“艰难储智略，筹画润脂膏”，他已经跃跃欲试了。而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尤其是他对“夷务”的较早关注和独特见识，都对曾国藩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而且郭嵩焘在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是极为关键的人物。后面会详细交待。 但是，郭嵩焘一生的遭际非常不好。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升任广东巡抚，又与原本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这是清代第一位驻外公使。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现时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甚至还要学习他们的政治。他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编成**《使西纪程》**，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的不妙。

    当时中国虽也有人达到了他这种认识，但那都是在野的读书人，而且极少极少，官场中有这种见识的，他堪称第一人。他的这些见解却遭到保守派的反击，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当他出使之前，还有人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

    后来梁启超曾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两千年的文明。哎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活着的时候，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清廷总算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近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先驱者真的孤独！但先驱者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被郭嵩焘影响到的人，在官场上至少有李鸿章和曾国藩，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接着郭嵩焘做驻英公使，也算是对郭嵩焘了解外洋事业的一种继承吧。

  • 不用与洪秀全比，即使与考了十七次，直到四十三岁才进学的父亲相比，曾国藩也是幸运的，尽管他从十三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历时九年之久，共考了七次，直到1833年，二十二岁时才得秀才。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第二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的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应考者必须有秀才的身份。

    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

    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长官出题，有时甚至巡抚亲自出题；

    馆课则由山长主持。每次课试均评定等级，有奖有罚。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省中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

    乾隆时期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就是在这里受到湖南学风——理学经世的熏陶。他在翰林院及早期为民为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 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相当于现在的校长）是欧阳厚均。

    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学问渊博，嘉庆年间进士，任官至御史。因父丧母老，辞官归家养亲，主持岳麓书院长达二十七年。欧阳厚均认为学生不应仅仅学习八股及诗赋文章，而应为“有体有用之学”，并且鼓励学生按照他们的天分和性情自由发展。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培养了大批人才，弟子数以万计，著录在案的弟子达三千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江忠源、李元度等都是他的学生。 曾国藩考上秀才虽然晚，但第二年，也就是1834年他进入岳麓书院的这一年，恰好赶上了“大比”。按照清朝制度，各省三年举行一次乡试，谓之“大比”，**乡试八月举行，中试者曰举人。**曾国藩有秀才的资格，以诗文突出获得推荐，第一次参加本省乡试，就考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虽然名次稍后，但这年他只有二十三周岁。 **按照规定，凡是举人都可以参加第二年二月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中式者曰贡士，取得贡士资格可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确定等级，统称为进士。**曾国藩顺利中举，自然要参加来年的会试，遂于当年十一月来到了他向往的京城，住进长沙郡馆。这次会试他没有成功。但让曾国藩兴奋的是，下一年还有一届三年例考之外的恩科考试，或许是往返需要更多的开销，或许是为了一心准备“恩科”，曾国藩留在京城读书，而没有回家。在这里，他写下了著名的《岁暮杂感十首》，“高嵋山下是侬家”，除了发思乡思友之情外，还写出了他十余年奔波科场无奈而泰然的心情：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骈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第二次考试仍然榜上无名，好在他还有很多机会。而且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他收获甚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喜欢上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辞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此时就奠定了。

    1836年“恩科”落榜后，曾国藩于四月离开京城，回程来了一次“江南之游”，路过江苏睢宁时，拜访了湘乡籍的知县易作梅，并从他那里借得一百两银子。因“久寓京师，窘甚”，借得的钱曾国藩仍不敢花用。由清江、扬州过长江，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廿三史》**等书，爱不释手，借来的钱总算派上了用场，但还是不够，他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就是向家人展示他购得的《廿三史》，那个高兴劲儿，好像中了进士似的。父亲既高兴又勉励地说：“你借钱买书，我一定会想办法为你还上。但希望你认真读这些书，方不负我的苦心。”曾国藩牢记父亲这句话，从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早年发生的这桩“文人与书”的故事或许也预示着主人的未来。

    不错，即使作为一名举人，也该有一套像样的“国史”，更何况，他还有更广阔的前程。 转眼到了年底。明年即道光十八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为筹措曾国藩进京赶考这笔钱，真是愁坏了一家人。无论如何，家里也拿不出足够的路费，最后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带三十二缗钱上路了，一路上省吃俭用，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他于正月入住内城的西登墀堂。三月，经道光皇帝核准，确定包括满蒙汉军在内及全国各省共取中一百八十二名贡士，湖南取五名。又钦派内阁大学士穆彰阿为会试正考官，兵部尚书朱士彦、礼部侍郎吴文镕、工部侍郎廖鸿荃为副考官。三场考罢，曾国藩中第三十八名进士。四月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三名，进呈皇帝钦定，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日引见，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短短几个月，曾国藩在二十八岁的时候，由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科举的台阶他终于爬到了顶点。

    “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

    在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曾国藩能否改写一个时代的历史？

锐意功名

  • 古往今来成功的政治家们，大都对自己充满信心，曾国藩也是如此，**他相信意志的力量和作用，相信通过奋斗会为自己的人生开辟出一条金光灿灿的大道来。**就如他在写给几个弟弟的信中说的：“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1860年五月，在闲聊中，左宗棠给曾国藩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是有一对孝子孝妇，平时力气都很小，妻子尤其柔弱。一天家中起火，他们刚去世的母亲的棺材尚在室内，这对体力都很差的夫妇，却合力将笨重的棺材搬到室外安全的地方。从这件小事，曾国藩联想到，“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这虽然是曾国藩带兵打仗时候的事，但确是曾国藩一生信念的写照。 经过刻苦的奋斗，他成功了。这个少怀大志、刻苦攻读的年轻人成功了，终于从那连绵的群山里走了出来。

  • 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研究者发现，尽管湖南人有倔强、坚韧等品格，但往往出了湖南，才逐步消减因封闭、贫穷而派生的狭隘、偏激等负面性格，拥有广阔的胸襟，获得更大的出息，也即突破了湖南文化的地域局限。

    曾国藩的经历做了很好的验证。 曾国藩用他二十八岁的人生改写了曾氏家族六百年没出一个进士的历史。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自太曾祖开始，曾家九代人的梦想到曾国藩这里终于久梦成真，好梦画圆。更适意的还在后面。

    曾国藩中进士后，经过复试、殿试、朝考，以成绩优异进入翰林院肄业，从此跻身词林。 有清一代，最重翰林出身，官员的升迁以此为终南捷径。当时翰林有三种出路。最好的入值南书房，“拟御纂笔札”，成为“天子近臣”。以后升迁侍读、侍讲，任职詹事府，“人尤贵之”。因为由詹事晋升为内阁学士、各部侍郎，走的是“中央路线”，不但升迁快，而且位置好。其次是分发各部，任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等职；再次者外放，任推官、知县、教谕之类的基层地方官。

    由于“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其余列卿尹、膺疆寄者不可胜数”，甚至“大臣饰终必翰林乃得谥文”，因此在朝廷的体制上，翰林虽官七品，级别较低，但因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也可以说，一点翰林，人如涂金，在曾国藩的前面是金子般的前程。 曾国藩除了具有翰林院庶吉士这一为人羡称的进身之阶外，年龄上的优势也十分重要。 按照一般的情形，士子由秀才而举人到进士，熬到翰林这一阶，大多已是两鬓斑白，少说也是四五十岁了。

    如近代大思想家魏源，年长曾国藩十八岁，却迟两届才得中进士，自然年龄已是五十几岁了。像曾国藩这样，二十八岁便点了翰林，不是没有，但确实是少见的。就常情而言，人在什么年龄才能做适合这个年龄的事。早享大名为不祥，但出道太晚，人的所有锐气就会被无情地磨蚀掉。

    所以康熙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士子负笈而行，千里求学时总是慨然以天下任，等到一入朝为大臣，往往顾身家性命为最重，先前的理想早抛到九霄云外了。实际上也是岁月无情。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讲的也是年龄与做事的关系。 回过头来看曾国藩，假如他不是早中进士入翰林，此时必然仍在无用的八股时艺中苦苦挣扎，也就不可能有如许闲暇可以容他读有用之书，储备学问，从而立下一生事业的基础。 必须交待的是，到了清代中叶，许多制度执行起来大打折扣。以翰林院庶吉士而言，实际是翰林院的实习生，住馆期间由资深院士负责教习。规定三年，届时考试散馆，根据成绩录用。但此时时间已改为一年，也不用住馆，留京、回乡自便，当然必须参加散馆考试。

    因此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八月回乡，在家逗留了一年时间。大宴宾客、拜谒亲友和地方官绅，曾国藩度过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悠闲得意的日子。（他是不是在道光十八年将自己所有的运气都用光了呀？后来二十多年才过的这么苦。）

  • 他终于可以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了。

    第一件事是改名。曾国藩原名子城，中进士后，他的一位老师“病其鄙俗，始为改之”，因改名为国藩。年谱作者记载说：公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读书自为课程，编摩记注，分为五门：曰茶余偶谈，曰过隙影，曰馈贫粮，曰诗文钞，曰诗文草。时有论述，不以示人。读书务内自毖，亦性然也。中式后，更名国藩。

    第二件事是写日记。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正月初一开始写日记，直到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九日止，每日都记，从未间断。此后至咸丰八年五月，在长达十三年间，没有日记留下来，有研究者认为，是因为日记里有大量为清朝所忌讳的内容，为免去麻烦，将其销毁。而自咸丰八年六月初七起，直到他病逝前一天，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十五年间，日记从未间断。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借诗文抒发自己的志趣，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夜半霹雳从天降”，将他用为国家栋梁。他在《感春六首》中十分自信地表示：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摐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诗中驰骋想象，意气飞扬，他相信自己终有引来九州震动的一天；

    他更深信自己能成为国家栋梁。成功激励进取，进取引领他走向更大的成功。一首《小池》在宁静中透露出一种穹远，在变幻中生发一种生气：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皤。 物理无定资，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对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又有谁能限量他的前程呢！他常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将不肯为矣。”不错，青年人的优势是年龄，但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岁月年华，生生灭灭，又有谁能抵挡得了呢！他在诗中写道： 滥觞初引一泓泉，流出蛟龙万丈渊。 从古精诚能破石，薰天事业不贪钱。 腐儒封拜称诗伯，上策屯耕在砚田。 巨海茫茫终得岸，谁言精卫恨难填？ 诗中充分体现了自信与豪迈。

    看到此，我们对曾国藩后来的作为似乎亦不应感到偶然了。 曾国藩进入京师后，好友刘蓉、郭嵩焘多次寄信鼓励他要进取有为。他在给刘蓉的信中也袒露己志，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重教于乡党。”在给诸弟的信中又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还向人表示，“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并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铭于座右，用来鞭策自己奋发有为。

  •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

    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认为自己的成长史中，在家乡并无太多益处，从家乡的友朋中获取的益处似乎不多。他说自己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

    等到乙未年（道光十五年，1835）24 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作诗、古文和书法。 曾国藩的这番话，以及写给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师翰林的高度，学有初成后所说的。由于整日与名儒硕学在一起，他当然感到昔日的时光多是在无益中度过，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

    不过，话说过来，如果曾国藩仍然隅于湖南，没有“出湖”，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是获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曾国藩到了京城，结交了一批新的师友，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时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睐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

    道光二十四年（1844），33 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自己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里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具备天资又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对昨日的“不满”，甚至劝弟弟放弃科举一途，这是他眼界提高后的反映。这是人生一次可贵的升华。

    他从良师益友那里，看到了个人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圣贤英雄”，要“志大人之学”，才能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广阔的天空。 他在写给家里诸弟的书信中，颇感欣慰地介绍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艮峰（仁）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予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浅深，要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

    他还颇为自得地接着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友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家书中所提到的这十几个人，属于他在京师结交的名流学者，是他的主要交际圈。由于他出身翰林，必须有“国学”的基本功，因此初入京师，自然也和这些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他生平好友，有的成为他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对于他文学，主要是古文诗词等有很多帮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国藩讨教今文经学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时就有著作传世，后任职军机章京。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当时的许多大型活动，尤其是皇帝颁发的诏谕，多由他草拟。在繁忙的军机之余，他与文章大家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

    由于曾国藩师事唐鉴，因而对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对曾国藩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刘传莹和何绍基。

    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阅读了古文字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湖南道州人。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对文字学、经史也颇有研究。**曾国藩与他交往中，感到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此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曾国藩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

    吴廷栋，号竹如，安徽霍山人，“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曾国藩与他的交往颇多，时间也颇长。 **到了京师后，天地无比开阔，曾国藩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对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人“渐次疏远”。而与他相交契合的是吴廷栋。**他给家人的信中说： 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作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

    予思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过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翰林学问，文章经世，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他为有那么多“指针”，有如此多值得自己学习的人而兴奋不已，以至于城内城外“分身乏术”。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觉得与邵蕙西的交往如“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俩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

    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作出结论，但对他的见识远大精辟十分佩服。后者常常告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口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口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出了自己不精专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自己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二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可以通过学习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这些人物，在以前的曾国藩看来，是高山仰止，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然而在京师二年后，他通过朋友们的开导，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当时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六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做客。吴廷栋那时已八十岁了，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他的宅子所处偏僻，腿上又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最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历任按察使、布政使，曾主讲金陵书院，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

    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道光二十一年八月，曾国藩在琉璃厂买了一部《朱子全集》，回寓所后开始阅读。三天后，他向唐鉴请教。唐鉴教曾国藩敦品治学，当以《朱子全集》为依据，此书不仅要熟读熟记，而且要照着书中所说，去身体力行。他还告诉曾国藩，学问有三途：义理、考据、辞章，其中以义理最是首要。只要能在义理上痛下工夫，其余文章词曲，都是末流小技，毫无难处。而义理工夫最切要处，乃在于“不自欺”。

    时贤在这方面用功最笃实的，首推河南人倭仁，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都有札记；凡自己思想行为有不符合义理的，全都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 曾国藩大受启发之余，提出古人所谓“经济之学”，“宜何如审端致力”这样的问题。

    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都怪我古文水平不高，看不懂。经济之学是什么意思呀？）*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写信把他的重大收获告诉家人、朋友。

    在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自己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他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可以说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品格，恐怕他不会坚持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甚至于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也与他理学的“内敛”功夫有很大关系。

    倭仁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考中进士进入京师后，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

    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

    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

    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

    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而这种影响首先是通过他的日记流传的。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

    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人的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

    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除刘蓉、郭嵩焘少年两知己外，这里主要介绍他与江忠源、罗泽南、欧阳兆熊、陈源衮等人的交往。

    曾国藩与江忠源的相识被后来的记载说得神乎其神，曾国藩“知人善相”的传说大概也是从此开始演绎的。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历任浙江丽水知县等职，他留心时势发展，尤以气节相尚。一次，他与同乡刘长佑造访曾国藩，初次见面，曾国藩对两人称赞有加，说“江公与刘公皆有戡乱之才”。当时清朝虽然危机四伏，但全国并没有战事。因此曾国藩的话把俩人说得不知底里。由于三人同属湘籍，曾只比江年长一岁，因此江忠源在理学家面前也毫无拘束，放言高论一番而去。曾国藩目送远去的江忠源，心中更为叹服，说“平生未见如此人”，随后又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人们听到曾国藩的话十分惊疑，但后来的事实却得到验证。史书中记载：曾国藩为人，沉着有威严，美髯，三角眼睛带棱。每当接见客人时，注视很长时间不说话，见他的人都很害怕，客人退出后，曾国藩回忆这个人的优缺点，从未有差错。曾国藩的眼力确实不错。刘蓉也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

    江忠源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认为曾有胆有识，遂引为益友。曾国藩则称赞江忠源“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生于嘉庆十二年十二月，比曾国藩长五岁。罗泽南是个苦命人，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夜晚用燃烧的糠米或松香的光纺纱，他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先后肄业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及省城城南书院。穷苦使罗泽南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的重负。每当看到大父拿着旧衣换米的时候，强烈的内疚感就折磨着他。十九岁那年，他走出了家乡，开始以教授学生混口饭吃。可是，没有多久，母亲和大父都离开了人世。但更不幸的还在后面。道光十五年夏秋之交，湘乡干旱欲火，瘟疫大作，二十岁的罗泽南参加长沙省试后，徒步回里，夜半叩门，闻听哭声大作，方知三个儿子都被灾难夺去了生命。妻子的双眼因为失去爱子也永远失去了光明。然而，穷困潦倒的罗泽南在家庭连遭不幸的时候，仍借馆四方，与弟子生徒推讲理学。

    在《罗山遗书》所附的《年谱》中，几乎每月都有借馆授徒的记载。以后与太平天国作战中，死亡的书生及将帅而有“勋业”者，大多是他的弟子。 道光十八年，二十三岁的罗泽南与同乡学者刘蓉相识。刘蓉博通经史，为文有奇气。两人在一起研读《大学》明新之道，见解相同。罗泽南孤寂的心灵似乎找到了知己，两人遂订莫逆之交，书札往来，讲求先贤经世之学。次年，泽南第七次参加郡试。考题是“举枉错诸直”。罗泽南将古今奸贤进退之道与朝代兴衰连结一起，包容经史，议论横生。知府大人阅卷时一叹三咏，亲拔为第一，遂入县学生。罗泽南得报后潸然泪下，说：“我大父及母亲勤苦资读，期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看到孩子取得功名。而直到今天才能告慰他们，岂不悲哉！”

    道光二十四年，罗泽南在城南书院授课，曾国藩见两个弟弟国华与国荃都在其门下受业，非常高兴，他在《致诸弟》信中说：“六弟、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罗山兄甚为刘霞仙、欧阳晓岑所推服，有杨生者，亦能道其梗概，则其可为师表明矣，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曾国藩还称他为家乡的颜渊，说：“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仰，惜不能会面畅谈。”由此可见，罗泽南深得曾国藩等人的钦佩。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年，曾国藩病倒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同寓中的欧阳兆熊颇通医道，在他和同样精于医术的吴廷栋的精心护理下，大病三个月的曾国藩才没有死去。从此，他与欧阳兆熊成为好朋友。

    在曾国藩的同年进士中，有一位同属湖南的陈源衮，与他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早在1838年会试京城、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就与陈源衮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840至1845年初，两人几乎每天都有往来。两人之间的谈话无所不包，而学问、人生正是他们经常谈论的核心。 两人坦诚相见，相互规谏的事例尤多。

    曾国藩在1842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岱云来，久谈，彼此相劝以善。予言皆己所未能而责人者。**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曾国藩从内心深处感到这位同年好友指出他的三大缺点“皆药石也”，以致发出“直哉，岱云克敦友谊”的感叹。**曾国藩对陈源衮也是真心相待。1843年夏，陈源衮大病一场，几不能起，曾国藩几乎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7月10这一天的日记记载：“早，至岱云处看病，巳初归。方欲出门，又闻岱云下血甚多，心惶急失措，立遣人寻竹如，别请魏西亭诊脉，乃反闻骇愕之言，幸竹如来，片言镇定，心为稍安。留竹如在城外住，恐岱云有变症也。予二更归。”次日又记：“早，至岱云处。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为之操办一切丧事。后来又为陈氏撰写墓志铭、为其母撰写生日宴集宾僚诗序等充满感情的文字。对陈源衮的不足之处也直言批评，说他“见人随时须养气，好留为他日相见地也”。 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得曾国藩感到他早年在京城的生活充实而又愉快。当陈源衮于1845年奉旨赴任吉安太守时，曾国藩的生活好像缺少点什么。惆怅之余，他撰写了一篇《送陈岱云出守吉安序》，勉励他“丈夫要努力，无为苦惆怅”。当他接到陈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后，欣喜之情无法言表，深深恋念他们同在京城友好相处的日子：“计与阁下相处八年，忧戚爱憎，无一不相告问，每有称意之言，与不可于心之事，辄先走白阁下。今遽乖分，如何可任。” 人是社会中的人，越是走向高位，人际关系也越复杂。因为社会关系不仅仅是“友道”，而要打上很多互相借助、互为利用的印迹。通常说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实际是说人我之际很难处理。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这些老师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他们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早早走出去，拜见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

    初二，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是独立的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他拜访的同乡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还包括湖北籍人。 与曾国藩关系颇近的还是“同年”，即同学，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甲午年是道光十四年，这一年曾国藩高中举人。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赴江西巡抚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二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保持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感觉自己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与朋友的交往。

  • 改易品性的艰难历程

    书生变蛟龙的理想，以及“志大人之学”的目标，使曾国藩的眼界更加开阔。他在与唐鉴、倭仁等理学家“肆力于宋学”期间，切肤感到：一切目标都必须靠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来实现。他开始重塑自己。早在改名字为“国藩”时，即做五句箴言以自砺，包括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可以称为曾国藩实现抱负的“内王”路径。

    他首先立志，要荷道以躬（用肩撑起道义）；要言行一致，以己身担道德。在人生过程中，不论遭遇任何艰难险阻，只要一息尚存，就勇往无前。途径是矢志有恒，铢积寸累。 （可是这样的曾国藩还是在面对太平天国的时候自杀三次。可见当时他受到的打击之大。太平天国的强悍。） 在向唐鉴和倭仁求教后，又自立课程十二条，督促自己：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时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购二十三史，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亡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沉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日课十二条”，可以说是曾国藩重塑自己的具体作法。然而，无论是立德、立言，还是立功，“不朽”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让我们透过曾国藩改易品性的“内敛”历程，走近他的内心世界。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因为只是翰林院检讨的小官，没有担当重责，因此人倒放松。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按往常的惯例，散馆只有第一等的少数人才留在翰林院，其余的或到中央部院任职，或到地方从七品知县干起。这一年的一等十七名，二等二十六名，三等三名。曾国藩在三个等级共四十六人中排名第三十六，是很靠后的。但这一年只有二人到部院任职，三人到地方任知县，其余都留在翰林院，所以他的《日记》中说：“可谓千载一遇”，还说“翰林衙门现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谓极盛”。曾国藩的运气实在太好，否则按照惯例，无论如何也没有他的份。 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远不如地方多，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很难干出成绩。

    清朝有名的清官于成龙在边远的广西罗城为县令，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破庙里理事。加之水土不服，随行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于成龙很快便成了孤家寡人。于成龙真正出名也不是在广西，而是他后来做了直隶总督。与曾国藩前后中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发誓宁愿出外当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走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知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又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按翰林院的官员标准，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 31岁，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在何宅听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但决心一下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已成为他的一大病根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

    **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征逐之习。 曾国藩除了往来吃请、征逐日月之外，还有一个“喜色”的毛病。他的早期《日记》里经常检点“房闼不敬”，并把它作为“三大戒”之一。**本来一个青年才子，志得意满，起居生活不注意小节，也是人之常情。但除家庭生活外，曾国藩颇有“喜色”之意，对于一个有志成为理学家的他而言，就属非分之想了。

    《日记》中记载这样几件事： 曾国藩与一帮文人朋友谈诗论赋之余，不免也常谈东家美媳西家婆娘之类所谓浑话。这对本不紧张的文人生活可能是一种调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同年朋友陈源衮新纳一小妾，年方十几，人称貌若桃花。曾国藩得知后，艳慕不已，借故到其家，先聊点学问，随后称赞这位朋友艳福不浅。这还不算，曾国藩还非要一睹芳容，朋友心存不愿，但曾国藩“欲强之见”，无奈，朋友只好将新过门的姬妾呼之而出。曾国藩竟当面说了些挑逗的话，令人很难堪。当天的《日记》写道：“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狎，是过分亲近而态度轻佻之意，亵，是轻慢、淫秽的意思。从曾国藩所记“大不敬”而言，似乎有出格的举动。

    数日后，曾国藩听说在菜市口斩一位武臣，别人邀他一同看热闹，曾国藩欣然乐从。连杀人这样的事都去看，曾国藩觉得自己成不了理学家，“仁心丧尽”，走在路上很后悔，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回去，因此“徘徊良久，始归”。责备自己“旷日荒谬至此，尚得为人乎？” 曾国藩虽然没有看斩杀武臣，但回去后又怎么也静不下来。他又无聊地到了雨三的家中，当时雨三本来很忙，但曾国藩东拉西扯，非要谈谈“浑”。《日记》说“谈次，闻色而心艳羡，真禽兽矣。”从雨三处出来，已是很晚，曾国藩仍不愿回家，又到子贞家中，三更而归。《日记》说自己“无事夜行，心贪嬉游，尚说甚学！”嬉游、狎亵往往是出入歌馆妓院的用语，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几次这样的记载，是否说他也不能免俗 ？

    从他的父亲给他写信，嘱咐他要“节欲、节劳、节饮食”来看，早年的曾国藩是否也有这方面的不检点之处？曾国藩的妻子当时同住京城，此外他没有姬妾，尽管他的《日记》中屡有“房闼不敬”、“晏起”之类的话，即是说他的生活无节制，但如果属于夫妻正常生活，何必烦老父千里之遥，殷殷致嘱呢？

    而且，“节欲、节劳、节饮食”正好说明曾国藩经常四出征逐、酒欢宴席已成一大习惯。

    曾国藩的妻子欧阳氏身体不是很好，时常患病。一次曾国藩参加进士同学的团拜，所拜之家钟鸣鼎食、姬妾如云，曾国藩大开眼界，喜色之心油然而生，东张西望，颇失大雅。《日记》说“是日，目屡邪视，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当他回到家中后，惶然不适。加之妻子闹病，因此“入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声”。白天的佳丽美景与病榻上的呻吟之声反差如此之大，使曾国藩简直无法接受，乃出门到朋友处聊天，“更初归”。次日，妻子的病有所加重，曾国藩请吴竹如来诊视。由于周身为私欲所填塞，曾国藩的理学功夫大减，一听别人谈论理学，就感到格格不入，而用宴请吃酒之事打发时光，他倒很乐意。 汤鹏是他的好友，著有《浮邱子》一书，颇得曾国藩好评。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前往汤鹏家赴喜筵，席间见汤的两个姬人，曾国藩故伎重施，“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

    曾国藩早期《日记》的类似记载不限于以上几例。这说明血气方刚，而立之年的曾国藩也有七情六欲，也是一个正常人，他对女性充满了爱，尽管这种爱是在性意识支配下的形而下之爱，但至少从一个侧面真实反映了曾国藩的情感世界。

    他后来能够成大功，就在于一改昔日所为，“截断根缘，誓与血战一番”。 曾国藩还按理学家的要求，对自己言多尖刻等弱点进行改造。 **中国有祸从口出、多言必失的箴戒，但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而且还有议论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但就是难以改过。朋友间切磋学问时，曾国藩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争强好胜，对于年轻人总是一般常情，但曾国藩自己承认，“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一次，窦兰泉来切磋学问，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甚厉，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席散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一段《兑卦》，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曾国藩的多言和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与欧阳晓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晓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对此，好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陈源衮敢于揭破。一天，岱云到曾家来，彼此谈了很久，曾国藩又口若悬河，讲了很多自己做不到而要求别人做到的话。岱云见曾国藩依然故我，只好将话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间二人的言语碰撞，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一分敬意。但还是没有效果。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曾国藩一时感到难于处人，只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吴竹如却不这样看，他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于尽没尽人力所决定：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此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他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这一阶段他还戒了烟。 吸烟有害健康是今天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吸烟对人的精神有影响，就不是人人明了的。曾国藩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应酬过多，精神就难以集中，做起事来也会出差错。而吸烟对此有很大影响。他说：精神要常令有余，做起事来才能精气十足而不散漫。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 意识到危害后，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起他发誓戒烟。但最初戒烟的日子很不好过。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他找朋友下棋、聊天。日记中写道：“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又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曾国藩把初次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形象地说明了他对吸烟的嗜爱及戒烟的痛苦。十月二十九日，他送走客人后，又是掌灯时分，由于不能静坐，只好出门，他解释说：“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进入十一月中旬，曾国藩戒烟已有一个月，并基本成功。但他仍要求自己“一日三省，慎之慎之”。

    梁启超曾以此评价曾国藩意志之坚卓，实不知曾国藩当年为此如婴儿失乳般痛苦难熬。

    曾国藩所书养生百字铭 “三戒”之外，还有一戒，但曾国藩没有戒成，这就是戒围棋。中国古代士人有一种雅性，即琴、棋、书、画要无所不通。由于政治的高压、专制的严酷，知识分子需要解脱，缓解日甚一日的精神压力。用现代心理学讲，即是移引法。东晋的谢安面对前秦数十万大军的进攻，临危不惧，弈棋如故，被传为千古佳话。当然实际的情况远非如此，淝水之战胜利后，谢安忙向朝廷报喜，连鞋跟掉了都不知道。 曾国藩早年即有弈棋之好，同年好友聚在一起，往往先要弈棋几局，随后饮酒畅谈。但下棋须精神贯注，很耗心血，往往几局结束，身体不能自如。曾国藩意识到此，决心把弈棋也戒了，但几次戒也戒不成。有时观看别人下棋，大声攘臂，几欲自代，颇有点侯宝林大师相声中所说的味道。 在翰林院任职的几年，曾国藩工作之余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不时去庆和园、天和馆听戏，去琉璃厂逛街、购书买纸，正业之余也读点《绿野仙踪》、《龙威秘书》之类的“野书”。不过，下棋的嗜好，还是令曾国藩伤透了脑筋。照他自己的话说，即“溺情于弈”。曾国藩下棋始于何时，无从得知，但自入翰苑，经常为棋所困，京中同僚友人如刘谷仁、何子敬、何子贞、黄鹤汀、汤海秋、毛寄云、朱廉甫、徐石泉、郭雨三、邓云陔等，都是他的棋友，隔不了几天，总要对弈几局。

    曾国藩师从唐鉴等人，致力于程朱理学后，每日求过改过、克己窒欲。烟也戒了，喜色也改掉了，弈棋当然也是要戒的。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又围棋一局，此事不戒，何以为人？”暗下决心，戒棋！但戒棋何其难也。欲戒不能，下完棋，免不了痛责自己几句。 至于后来，无论在军旅，还是在总督任内，围棋仍然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越下越凶，每日非一二局不可，直到去世。曾国藩作为一个有毅力的人，一向做事有恒，唯独围棋立了多少恶誓却是戒不掉，走不出围城，连曾国藩自己也弄不明白何至于此。实际上，是围棋能缓解极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良好的转移法。 曾国藩后来说，人的品性是可以改变的。既如水，导之向下，则无孔而不入；又如禾苗，加之阳光雨露，就会健康成长。曾国藩并非停留在表面的立誓上，而是下了大功夫去躬行实践的。这一番改易品性的历程为他日后良好的工作与生活习惯的养成，功劳当属不小。

    《国朝中州名贤集》中有这样一段话：清朝自汉学盛行以来，程朱理学几乎绝续，自倭仁先生起来维护倡导，同时馆阁中如唐鉴、何桂珍、李棠阶、曾国藩，以先生为师友，相与辅翼斯道后，一时人才蔚起，正学昌明，遂成国朝中兴翊赞之功，何其盛也！ 把程朱的复兴与清朝的“中兴”联系在一起是否恰当，此处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仅有程朱理学家是不能带来“中兴”的，只有完成从程朱到经世的转变，才能挽救日益沉沦的晚清大厦。**这方面，曾国藩与倭仁可以做一简单的比较。 也许是曾国藩的出身与阅历，使他成不了纯正的理学家，而经世之学才是他真正关注的所在。

    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起，连续几个月，曾国藩认真阅读了**《纲鉴易知录》。这部书是康熙时著名才子、《古文观止》的作者吴秉权编辑的通鉴体编年史书，全书提纲挈领，“胸藏史镜，而事若指掌”，又贯穿了对历史得失的论述。曾国藩打算“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抄记，实为有用”，可见他的目的是有用。但尚未有头绪。这年七月，家人将《皇朝经世文编》**请人自湘乡送来后，他又开始阅读这部由著名学者魏源等人编辑的“经世致用”之书。他认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他与友人交谈时说：“所谓正心者，曰厚实。厚者恕也。实者，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曾国藩不但以此自励，同时亦以此戒所属。后来，曾国藩还把《皇朝经世文编》定为士子必读之书。可以说，曾国藩治学虽强调以义理为本，但最后落脚点还是在经世致用上。他后来对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只以义理、考据、辞章立意颇不满足，认为除此之外应增加经济一项，四者阙一不可，而且前三者都要以经济为依归，可以说是他文章经世的表现。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所谓“经济”，即是经世之学。关于经世的内容，曾国藩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曾国藩究心时政，以经世为法，此间他认真阅读了清代典制总汇的《大清会典》，对后来的治政大有益处。**他还将古今名臣大儒的言论，分条编录，分为修身、治家、治国三门，共有三十二个纲目。**他在阅读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时，感到有所不足，于是“将近时奏议之切时务者，别为六卷”，包括盐课、海运、钱法、河堪等事。

    此是道光二十八年的事。可见，曾国藩究心时务，从理学走上了经世之路，才与倭仁等人分道扬镳。 咸丰帝朝服像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可以说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在京师为官，并同从唐鉴问学，是师友相交，是理学同仁；同治时期，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同为“中兴”贤辅名臣。但是，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就此而言，两人又同道不同轨。

    倭仁一生集“首辅、师傅、翰林掌院、户部总理”于一身，但“皆第一清要之席”。曾国藩则不然，他亲身参加了晚清前半段的所有重大“救亡”活动，而且大多担当主角，所作所为多落到实处。显然，他把性理功夫与经世学问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近。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就“用人行政”下诏求言，倭仁与曾国藩各上《应诏陈言疏》。倭仁所谈的是“君子小人之辨”，并提出“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之类建议，咸丰帝认为“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曾国藩则就“用人一端”详加阐述，咸丰帝以为“剀切明辩，切中情事”。可见，两人在咸丰帝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

    还有一次，那是咸丰二年（1852），咸丰皇帝召见吴廷栋时，特地向他询问曾、倭两人，吴廷栋认为曾国藩“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倭仁“守道近迂而能知大体”。吴廷栋堪称是两人的知交，一个“激”字，一个“迂”字，刻画得如此传神，这不能不加深咸丰皇帝心中的印象。

    也在这一年，何桂珍以性命担保举荐重用倭仁，投以艰巨之任，咸丰皇帝未从其请。再以后，户部侍郎王茂荫奏请让倭仁会同办理团练时，咸丰皇帝才明确谕饬，称“倭仁断无干济之才，况此事非伊所长”。不久即命倭仁入值上书房。后来，曾国藩也在私下里评论倭仁有“特立之操”，然“才薄识短”。显然，在当时许多人眼中，包括皇帝在内，倭仁只是有学养道德的“君子”，而曾国藩却是个“干济之才”。

    表面观之，倭仁与曾国藩都信守程朱理学，但是，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标准来衡量，倭仁偏于“内圣”修身，曾国藩重于“外王”经世，他们正代表了晚清理学发展的两个方向：理学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理学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

    而咸丰帝劝左宗棠不要再为科举功名自困，说建功立业比文章报国更重要，显然是把“立功”放在“立德、立言”之前的。这也是王朝出现衰落之机，亟须有用的干济之才以转危为安的形势使然。好友刘蓉对曾国藩在京师发愤读书，一心想成为司马迁、班固一类人物也有批评，指出“当今之世须以事功显”。这对曾国藩后来出山有很大影响。曾国藩自己虽然有一段时间修炼理学的内圣功夫，甚至一度炼过静坐等功法，但他自己从不以理学家自居。

    他的学问之杂糅，他的处事之无忌等等，都说明他不是一个“纯儒”。他经常为理学的拘执所困扰，总想冲破这些，但又怕别人骂自己是“假道学”。这与倭仁形成鲜明对比。 说到底，曾国藩的经世，是更多地关注现实的一种务实精神，因此才能对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这也是他能在中西文化接触后，吸收接纳，进而举办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的思想根源，而这又是倭仁所不及的。（参考李细珠《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第197、201页）

  • 当十舅提出要送曾国藩进京，说“外甥作外官，则阿舅来做烧火夫”时，曾国藩以“京城苦，劝舅勿来”。五年之后，曾国藩仍记得昔日情景，但自己无能为力，写信让几位弟弟援手相助，信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年不一援手，则大舅、五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十舅虽死，兄意犹当恤其妻子；且从俗为之延僧，如所谓道场者，以慰逝者之魂而尽吾不忍死其舅之心。我弟我弟，以为可乎？” 曾国藩后来做了二品的侍郎，依然捉襟见肘，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够，只好把思亲之情埋藏心中。《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试差：这年六月，他被道光帝钦命充四川正考官，这使他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改善。

    十月十一日，曾国藩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此时残秋已逝，宝鸡山已有白雪堆积，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这一天曾国藩迎来了他的三十三岁生日。面对中华文明的摇篮，曾国藩情不自已，赋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 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 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 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白，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曾国藩不贪货财，但对公务可谓尽心尽职，“不苟不懈”，同僚皆甚佩服。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在京之日声誉日隆的原因之一。

  • 曾国藩中进士从山里走出去八十年后，毛泽东，这个从小崇拜曾国藩的农家子弟，也从山里走出去，创造了更加辉煌的事业。

走向高管

  • 道光二十年，即 1840年 29 ，是所有的华夏子孙都不能忘记的一个年份。这一年，西方列强用枪炮叩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清朝步入了沉沦的近代。这一年，也是曾国藩的而立之年。“弹指人间三十春”，岁月匆匆，怀抱济世之愿的他在这一年有了事业的新起点。

    当年四月，曾国藩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得二等第十九名。在所有四十六名与试者中排名第三十六位，照往常只有几个名额留在翰林院的惯例，是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的，最大的可能是“外放”从知县做起。由于他赶上了“千载一遇”的机会，即本次散馆只有二人到各部任职，三人外放知县，因此尽管排名靠后，他还是留在翰林院，开始了为期十二年的京官生涯。自从七品的检讨做起，七年连升十二级，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成为二品大员 36，可谓春风得意，幸运之至。我们不妨按着曾国藩的《家书》、《日记》等提供的线索，勾勒出一幅他的“升官图”。

    清代自嘉道以来，翰林最重书法，而“黑大光圆”的“殿阁体”最为人所重，考科名如果书法欠佳，文章写得再怎么好，也会被晒在一边，因此，进士参加殿试、朝考，以及翰林应考差，都要努力写“白折子”。当时科举考试的卷子，自各省乡试到礼部会试，都由主办机构依据规定格式印制，卷子上印有朱丝栏界画的红线直行，每行写多少字，抬头应该在何处，都有明确规定，但会试以后的殿试、朝考，及翰林考试差的卷子，是白纸，没有格，故称“白折子”。这种白折子，可以自由发挥，能够显示书写者的书法水平。但白折子一页写几行，以及一行写几个字，仍不能越了规矩。

    曾国藩点了翰林后希望得到试差，要参加一连串的考试，写字的功夫自然必须练得过硬。翰林生活本来清苦，但得试差，就多少改观，学政一任三年，通常余有一万两以上银子，足够京中生活十年的柴米之资。乡试正副主考官，一次也能得到三四千两银子。

    因此，曾国藩练写白折子的功夫，就显得更实际了。据庄练《清代史事与人物》（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曾国藩的白折子功夫》一文，曾国藩早年书法定型，即干柴一样挺硬的“曾体字”，因而练白折子更费工。

    道光二十年的一天，有人给曾国藩介绍一个跟班，曾国藩因为自己生活拮据，不肯收留，但跟班怎么也不走。当时在京中读书的老九曾国荃给老兄出主意说：打发他也容易，你只要把刚写好的白折子给他看，让他知道你是没有希望点差的，他就会走了。

    老弟的话可能道出了曾国藩当时白折子的功夫并非了得。 翰林院本来是一个读书养望的清闲衙门，因此在最初的一年半时间，他并无具体事情可做，仅去礼部磨勘和核对试卷两次，上朝、站班、宣讲各一次。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他由检讨派充国史馆协修官，级别没升，但总算有了具体的事情。

    而道光二十三年的大考翰詹，对曾国藩可谓前途攸关。 大考翰詹在清代十分重要。翰即翰林院，詹即詹事府。翰詹得第，要不了几年，不是总督、巡抚，便是尚书、侍郎。反之，一旦大考失败，成为“穷翰林”、“黑翰林”，前途就渺茫了。故大考俗称“翰林出痘”，升黜所系，面对大考，众人无不诚惶诚恐。有诗云：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向来大考，一般六年一次，此次大考却距上次仅满四年，因此大出曾国藩意料之外。**三月初六，曾国藩得知本月初十举行大考，他对此毫无准备，“闻之甚觉惊惶”，曾国藩不但久不作赋，而且写折子也很少，加之又闹眼病，担心自己“进场难完卷也”。

    次日即到琉璃厂买来笔砚之类，下午开始写折二开半，夜里看赋。由于离考试只有三天，曾国藩不敢外出，准备后即早早睡下。 初八，他起得很早，写折六开，作论两篇，题《班超通西域论》、《与人不求备论》。但他对自己的“论”不很满意，责怪自己“平日不用功，至此皇皇如弗及，所谓临渴而掘井者也。虽十驾而追，岂有及哉”！ 初九，他又看了陈秋舫、吴伟卿两人所作的应对赋，感觉气势流利，古不乖时，心赏其能，而自叹不如。

    三月初十，一百二十四人参加的大考在正大光明殿举行。这次大考的赋题是《如石投水赋》，论是《烹阿封即墨论》。

    监试为定郡王载诠，由于考场纪律严格，搜出怀挟卷子的赞善如山，立即交刑部治罪，“可惨也”。由于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出考场后与别人对赋，“始悔有一大错”，这在旧时代是很大一件事，因为升迁的机会都在这里。现在，似乎一切都完了。他心中充满懊悔，与妻子欧阳夫人相对而坐，却无一语。“患得患失之心，憧憧靡已”，他强迫自己振作起来，但怎么也不能，一夜不成寐。“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已。”这是考试次日曾国藩的真实写照。 十二日这一天，曾国藩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失得之念形于颜色”。但直到夜间，仍没有得到考试结果，“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丑极。”

    曾国藩平生“不信书，信运气”，这一次，幸运又与他有缘。十四日得到消息，二等第一名的骄人成绩令他自己都难以置信。他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按照清朝的规定，二等第一名肯定会升迁。**因此，络绎不绝的祝贺者让曾国藩着实有些兴奋，他屡次会客后，又兴致很高地理了发，准备第二天蒙天子召见。

    道光皇帝，曾国藩并不是初次叩见，对这位生不逢时，因为守不住祖宗的江山死前留下遗嘱将自己开除爱新觉罗祖庙的皇帝，他充满钦敬之情。三月十四日，他蒙皇帝召见，以翰林院侍讲升用，成为从五品的官员，在仕途上向前迈了一大步。一条铺满金字的路实实在在地展示在他面前。

    曾国藩“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是否别有原因？曾国藩的《日记》似乎透露出蛛丝马迹：皇帝召见，恭升侍讲后，穆彰阿当面向曾国藩索要大考诗赋。当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将此赋誊写清晰，亲自送到老师家中。穆彰阿作为曾国藩的老师，一向对他颇有关爱，在曾国藩升任侍讲后索要大考诗赋，是否在暗示曾国藩，这一切与老师有关，不得而知。

    曾国藩这次的名次在他以往历次考试中是最靠前的，因为一等只有五人，二等五十五人，三等五十六人，四等七人，在一百二十三人中，他位次第六。一等第一、第二俱以编修升学士，第三以庶子升少詹，第四以中允升侍读，第五以编修升侍讲。二等第二以编修升侍读。

    **自此以后，曾国藩的早期日记中，很少看到飘遥不定的话语了。代之的是“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之类鞭策的话。 曾国藩走出了自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在向他招手。**他喜不自胜，二十三日在给祖父的信中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宰相）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胡林翼之父）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得意之形，溢于字间。

    清代官员的官阶分为九品，每品之中，又有正、从之别，故称“九品十八级”。如果说曾国藩初官翰林院检讨，为从七品，那么翰林院侍讲就是从五品，三年之中连跃四级，官升得不可谓不快。 又据档案，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奉充四川乡试正考官，七月二十五日大学士、四川总督宝兴接准部咨，即曾国藩升补翰林院侍讲员缺，转行知照。曾国藩在省城呈谢称其“楚省菲材，山乡下士，西清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廷试翰詹，猥以芜词，上邀藻鉴，列置优等，升授侍讲。沐殊宠之逾恒，俾迁阶以不次”。由宝兴代奏谢恩。

    道光二十五年，是曾国藩官运亨通的一年。

    五月，他由翰林院侍读升授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六月，转补左庶子。九月，道光帝御门（御门，指清代皇帝在宫门听政。顺治时御太和门，康熙时改御乾清门。御门时凡王公大臣、大学士、内阁学士、各部院、九卿、科、道、侍卫、记注诸官皆侍班；凡奏事、题本、除授、引见皆在此举行），曾国藩再升翰林院侍讲学士，官至从四品，等同地方知府，进入中级官员行列。在京各官出缺，往往在御门之日简放、补缺。曾国藩此次升官，是御门时特擢，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是年底，曾国藩补日讲起居注官，充文渊阁直阁事。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再“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难怪曾国藩在禀祖父书中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这一年曾国藩只有三十七岁，“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以说是打破了湖南二百年的“升官记录”。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曾国藩升授礼部侍郎，此后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官运亨通，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称许，而且对政务尽职尽责。如他升授礼部侍郎的次日，蒙道光帝召见，并受到嘉勉。“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每隔八日，到圆明园当班奏事，“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此后，他多次受道光帝召见，“每有奏对，恒称上意”。

    曾国藩的诗作中留下多首夜值当班的篇章，如**《夜值苦寒》**： 旷荡青天如可对，折旋丹地敢辞劳。 频闻交战呵金马，蓦入灯庐炙冻毫。 五更风寒，值宿者冷得发颤，寒气已将胡须染成白霜，手中的毫笔已冻成一团。即使如此，他仍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 **《腊八日夜直》**写道： 翻从官宿得闲时，仙掖深深昼掩帷。 静向古人书易入，寒偏今日酒堪持。 浓鼳说献宫中佛，晴雪看分禁里墀。 日暮武英门外望，井阑冰合柳枯垂。

    早在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他就接管驻京长郡会馆，后来又管理湖广会馆，他尽心尽责，提高了声望。他平时勤于学习，升任侍郎后立即投入工作，很快适应现职。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他写给父母的信中说：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交融，同寅亦极协和。男即便终身在礼部为国家办此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曾国藩在服官京师的十余年间，一次也没有告假省亲。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曾国藩得悉祖父病故，十分痛心。父亲理解儿子的孝思，特在信中再三嘱咐曾国藩得信后不可请假回籍。并说：祖父生前爱尔特甚，以尔受国厚恩，必能尽心报效。尔今日闻讣信，能体祖父此意，即所以孝祖父。三天后，父亲还是不放心，又写信给曾国藩：九月中旬接尔七月所发家信，满纸皆思亲之词。十月初四日，尔祖大人即弃养。大抵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

    十年宦游，思亲本人子之常情，然尔数年之内，顿跻卿贰，受恩亦太重矣。努力图报，即为至孝，何必作归家之想。 曾国藩与他祖父的感情颇深。但他听从父亲的劝阻，仅请假两月，在京中寓所设灵位成服，以寄哀思。但十二月十一日，嘉庆帝的孝和皇后病逝，由于筹备祭典是礼部职任，曾国藩不等假满，即日赴宫中“入内供办”，但“署中他事，仍不与闻”。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还没到销假之期，道光帝也撒手而去。其后，曾国藩参加拟定大行皇帝、大行皇太后的一应祭典。

    可以说，曾国藩恪尽职守的作风，是其逐年升迁的重要内在原因。

    就外在原因而言，主要是受到穆彰阿的赏识提携。

    穆彰阿，字子朴，号鹤舫，别号云桨仙人，满洲镶蓝旗人。他的父亲广泰于嘉庆时官内阁学士。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嘉庆一朝并未受到重用，由翰林累官刑部侍郎等职，道光元年起升内务府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二十余年之久。 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之初，揣测道光帝赞成和议，遂将林则徐罢免，以琦善代之。穆彰阿也因此“为海内所丛诟”，但“终道光朝，恩眷不衰”。

    穆为官贪黩，后有人作诗云：“名徇权利，昔闻顺与彰”，把穆彰阿与肃顺视为招权纳贿的典型。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利用衡文大权，培植亲信，以至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 从“知名之士多被援引”来看，穆彰阿善于笼络人。

    曾国藩属于“寒士”，他考中进士的戊戌科，穆彰阿是钦命大总裁，因而从师生之谊讲，曾国藩是穆的门生，这是没有疑义的。在曾国藩的日记中，两人交往的记述也比较多。穆位高权尊，曾托庇于他，是顺理成章的，而曾既有才，自然受穆的赏识。前面讲过的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

    这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仕途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说有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曾国藩因此奏对称旨。道光帝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缚缚向用矣”。**可以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与穆彰阿的关系较为亲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证。曾国藩“大功”告成后，回到阔别十几年的京师，赴任直隶总督前，他专门到穆宅去看望穆彰阿的后人。昔日的车水马龙与今天的门可罗雀让曾国藩感慨不已。

    但如果把曾国藩列入“穆党”似乎也不妥当。从他的日记等看，曾国藩对道光朝的政风日下、官场腐败是深恶痛绝的。他对鸦片战争清廷的措置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在处理琦善等案件时，他不但没有丝毫顾惜情面，而且还力主从严惩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咸丰帝即位十个月后将穆彰阿罢黜，并朱笔发布《罪穆彰阿、耆英诏》，历数穆的“罪行”，包括“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曾国藩并未受到直接牵连，但咸丰一朝他几乎不被重用，又给人留下想象空间。**这道朱谕最后的几句话很值得玩味： 办理此事，朕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引之恩。守正不阿，靖恭尔位，朕实有厚望焉。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这似乎是说，穆彰阿所谓“行私”等事，是以“师生之谊、援引之恩”而大行其道的。这是既具体但又概括的论罪，与其说是一种“罪行”，不如说是一种风气。**咸丰帝不得已之苦衷恐怕还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场理念在指挥着他。**咸丰帝的长篇朱谕近千言，但无法坐实穆彰阿，后者仅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惩罚。这给人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咸丰六年，穆彰阿去世。 曾国藩出身寒微，无论是他十二载京师为官，还是他后来“大红大紫”，可以说，他都没有与掌握实权的满族亲贵打得火热。他的仕宦生涯可以找出“倚人而起”的蛛丝马迹，但又无从考究。

    **他的早年经历，他的志趣抱负，甚至他的风骨品格，都使他与满贵们保持相当的距离。**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未受直接牵连；咸、同之交肃顺等八大臣或骈首西市，或革职发配，年轻的慈禧掌握满清大政后，彻查“肃党”，朝野多与肃顺有来往，而独无曾国藩的来往信函，以至于慈禧称曾国藩为“忠臣”。 援引寒士，推崇汉贤，在满族权贵中是一个久远的传统。而无论是在朝纲独揽的康乾时代，还是太阿虽未下移但已开始下移的嘉道时期，官僚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要想升迁，就只能匍匐在手握大权者的脚下。不管这个掌权者是和珅，还是穆彰阿。封建官场的这条铁的法则尽管不能也不可以拿到桌面上来，但它又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制约着大大小小所有呼喊“万岁”的臣僚。

    回过头来看曾国藩，不能否认他与穆彰阿之间的关系，但不能夸大这种关系，更不能据此说曾国藩的升迁后者起了决定作用。**历史现象十分复杂，留给我们的只是冰山一角，而真相往往又在冰山之下，欲究其实，难矣。**与曾国藩“升官”有密切关系，还需要补充的是，他还多次主持各种大小不等的考试，为帝国选拔人才的同时，也收了不少有名的生徒。其中，道光二十三年钦命派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最为重要，当时他中进士刚五年，品级不高，年仅三十三岁。二十七年，又充武会试正总裁。二十九年，曾国藩年仅三十九岁，升授礼部右侍郎，由虚职转为有职有权的部级领导，仅属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同年八月，兼署兵部右侍郎。此间，他还曾充顺天武乡试较射大臣等。 官职的升迁，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在京为官的十二载，他时刻关注着国家的事情，特别是进入咸丰时代。

  • 正当曾国藩立志成为圣贤，发愤成为理学家的时候，内忧外患纷至沓来，清王朝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曾国藩从社会下层走出来，对民间疾苦有切身感受。急剧变化的时代把他推向了另一个轨道。 鸦片战争的爆发，暴露了清王朝的老大腐朽，城下之盟进而促使许多有识之士重新考虑大清王朝的前途与命运。

    对于这场战争的进展及其结果，曾国藩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不厌其烦地将他得悉的情况告之家人。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在写给祖父的信中，特将“广东事抄报一纸”。 九月十五日与父母书中，告知“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 十月十九日告之家人，九月十七日清兵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随着清军在前方的失利，曾国藩的家书充满激愤、不满，而更多的是一种担忧和思考。担忧表现了对王朝的一种责任，思考则促使他更理性地认识问题所在。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写给祖父信中说：“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城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 六月初十去信说：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 八月十二日告知父母，逆夷在江南，半月内无甚消息，大约和议已成。

    《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在写给祖父的信中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 第一次与西方的船坚炮利短兵相接，中国人的确近乎麻木，曾国藩也以天朝上国的“以大事小”来解释他们不愿看到的结局。

    但当曾国藩与湖南善化人、著名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接触后，便认识到内忧外患并非短期能解决。**当贺长龄去信指明曾国藩身上之“不诚”后，曾国藩大为信服，并剖析了“仕途积习”最尚虚文，**他说： 积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涂饰，聊以自保，泄泄成风，阿同骇异。故每私发狂议，谓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物穷则变，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时事孔棘，追究厉阶之生，何尝不归咎于发难者。彼岂实见天下之大计，当痛惩而廓清之哉！岂预知今日之变，实能自我收之哉？ 官场的沉闷压抑着每个个体的生机和创造力，他只有等待，“其有所进，幸也；无所进，终吾身而已矣。”在《答黄廷瓒》的信中，他再次阐明官场之劣习，只能以“耐”字应之： 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鹊起，和厚者蠖伏，标榜者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字。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

    在对官场积习的洞悉中，曾国藩感到很厌倦，甚至一度有“归隐”之想。当他看到许多有才华的人久沉下位时，发出“长安居，大不易，虽贤者无如何也”的慨叹。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咸丰元年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本欲移疾归去，不复尸素此间，重乖高堂之望，又逋责稍多，贾竖未能贳我，以是濡滞。计其岁以内，终当蝉脱不顾，从子于万山中耳。”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这种不满甚至厌倦，是对自己的才能不得施展、抱负不能实现的宣泄。此时的曾国藩，内心颇为矛盾，他不甘于与官场共沉浮，成为“废物”，他的理想是“任天下之重”。他像诸葛亮需要借东风一样，需要的何尝不是一个“耐”字！

  • 中国传统社会，改朝换代往往是革新政治的最好时机。而新君即位，也是洗涤旧弊的一次契机，曾国藩压抑已久的情愫终于有了一展抱负的机会了。

    **一般而言，人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作主。”康熙皇帝有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曾国藩却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强，越敢于负责的人。曾国藩真的是这样的人吗？这是作者通过他的行为+自己的期待推测出来的，他为什么可以位高权重，却可以继续负责，原因才是重点。

    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的开始。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有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这就不得不令他的继承人重视起来。

    因此，咸丰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曾国藩当时是礼部侍郎，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体讨论，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袝尤在所必行”。按说有了大臣集议，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疏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他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 在阐述“不敢违者”之一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有一定的，增之不能，改之不可。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 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三条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

    曾国藩举出二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愿将她安葬到遵化州孝陵近地。当时所有大臣都认为遵化离太宗昭陵相去一千余里，不合袝葬之例。因为孝庄是太宗之妃（即庄妃），理应与太宗葬在一起，即迁到盛京（沈阳）昭陵去安葬。孝庄的遗命给一生敬仰她的康熙帝出了个大难题。康熙不敢违遗命，又不敢违成例，因此在孝陵旁建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安葬地宫，直到雍正即位后才完成这一典礼。

    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留下遗命：“庙号无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很有说服力，但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坦露心情。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心中却不满意。但曾国藩认定这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为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二品的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在“转移之道”中他提出，大清朝的几代皇帝都能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调整人才政策，希望达到宽猛适中，但也有矫枉过正的弊病。如大行皇帝实行“镇静”的政策，使人才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故守成者多，而有贡献有作为的渐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他提出官场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他提出，让天下英才备出，又使之不出范围之外，即不做非分之事，必须倡导学习之风。而且，这种学风要落到实处。那么，“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萎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

    在“培养之方”中他提出：内阁、六部、翰林院是人才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皇上不能一一周知。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培养的办法大致有四个方面，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这就是教诲的功效。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这就是甄别的功效。人才好比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

    在“考察之法”中他指出：近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此诚太平之象。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烦之心。 曾国藩最后指出，以上“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才能收到效果。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从七品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气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

    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

    《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是道光朝深得皇帝信任的宰相。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会是这样的人吗？我是会为了名誉和财富放弃原则的人吗？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家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过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 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 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多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力图改变现状，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对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身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不仅在于他的“敢”字，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有事实，有说理，足以反映他对清朝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得十分透彻。

    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他的思考，他的积累，形成了他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思想基础。 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惇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据档案，当年四月初五日，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并绘图上奏。咸丰帝令礼部议奏。礼部于道光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奏称：日讲已经近百年不行，因日讲人多、位微，有借端立说者，今人学问不能胜于当年，今人之干进不必逊于往日，因此以“毋庸议”回复。在礼部说明中，特别强调此是礼部主稿，而右侍郎曾国藩是原奏之人，所以未经列衔。

    曾国藩实际碰了个钉子。 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传统中国每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帝国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日在宫中炼丹铅，与道士、宫女混在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天下后世都闻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做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上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代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论定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三月十五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 曾国藩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后，又兼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曾国藩的“部务”官虽属于兼署，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堂官。他没有因为“署理”，就得过且过，放任自己。 相反，他利用每一个机会，锻炼自己的政务才能。 -值得学习 -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官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则例》是一种由皇帝钦定的各部办事规章，曾国藩做事有条理，于此也可以体现。**此段时间由于职任日益重要，曾国藩有意培养自己的处理政事能力。**从咸丰元年起，中断了数年之久的日记也恢复写作了，并按好友刘传莹所题，名为“绵绵穆穆之室日记”。

    每天的工作安排也渐有条理，这就是“每日自课以八事：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复信。触事有见，则别识于其眉”。这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僚的作风。曾国藩一生手不释书，是学而仕、仕而不废学的佼佼者。他的许多见识可以说得益于这种持之以恒、坚持数十年的工作不废学的方法。

    在中央六部中，户、刑两部号称繁要，被称为“大部”。尤其是刑部关系命案，曾国藩“值班奏事，入署办公，盖无虚日”。即使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仍“手不释卷”，对于经世之务及历朝掌故更十分留意，按类别分别记录，凡十有八门。 在养成良好工作作风的同时，曾国藩遇事敢当，不推卸责任。他在审理琦善案时就表现了这种风格。

    琦善，字静庵，是满洲正黄旗人，深得道光帝宠信，又倚重大学士穆彰阿，因此久膺疆寄，官运亨通。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才具素长，睥睨一切”，遇事接物，多用权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抗旨求和，以罪拟绞监候，家产全部查抄入官。《南京条约》签订后，被重新起用。道光二十九年调任陕甘总督，次年兼署青海办事大臣。琦善办理雍沙“番族”一案屡被蒙古郡王参劾，咸丰帝降旨令满洲都统萨迎阿查办。萨迎阿经过调查后向清廷奏称：琦善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咸丰帝得奏后认为琦善妄加诛戮，实属大负委任，命革职交刑部审讯。其职务由都统萨迎阿暂署。

    曾国藩认为这也是吏治日下的缘由所在。尤其是朝臣间盘根错节，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需要从严整饬吏治，才能扭转官场积习。在随后的上疏中，曾国藩就坚持这种意见。

    就在曾国藩上书用人三策时，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屡败清军。清廷派大学士赛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章京邵懿辰认为赛素不知兵，且以朝廷重臣督师，万一失利，大失朝廷威严，因此上书称七不可，但清廷并没有采纳邵懿辰的意见，赛尚阿果然一败涂地。

    清廷屡派朝廷重臣督师作战，而这些重臣几乎全部失败。这并不仅仅因为将帅不用命，甚至也不是调度无方所致使，主要是清廷的军事体制造成的。 咸丰元年三月，曾国藩上《议汰兵疏》，提出“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的看法。

    曾国藩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个王朝处于衰落时期所遇到的共同问题：兵虽多而不用命，而且耗尽天下财富，使国用不足。两个问题因果相循，几乎难以解决。宋代、明代都是如此。 清朝的军队主要有八旗、绿营两种，被称为国家的“经制兵”，即正规军。但到咸丰初期，清朝已走过了二百多年，兵伍的问题已十分突出。曾国藩痛心地说：有的省份，兵卒以械斗为常，有的省份，兵卒以勾结盗匪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对于财用不足，曾国藩说，自道光时即已捉襟见肘。道光帝每当与臣下论及开捐纳时，“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到了现在，情况更加严峻，“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这是何等的危险！ 曾国藩说：现在财用日困，而兵不用命，二者相互影响，而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事是一大关键。当时绿营兵名为六十四万，但因有“空名坐粮”六七万，即将六七万兵数的粮饷按级别摊下去，因此兵额实际只有五十七八万。这种“空粮”实际上是一种补贴，当国家财政状况好时，收到强兵之效。乾隆四十六年以后，将空额补足，兵增加六七万，每年增加支出近三百万两。当时国库充盈，普免天下钱粮已经举行四次，而户部常年存银七千八百万。当时大学士阿桂提出偶然增加不觉其多，但每年支出三百万，恐怕难以为继。统计二十余年，即多增七千多万。阿桂的建议没能被采纳。以后嘉庆、道光两次裁兵才裁去一万六千名。 因此，曾国藩提出恢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的定制，裁兵五万。由于一下子裁掉，恐怕有兵变，因而最好的办法是有空缺后即不再补充。则六年之内，可以完成。每年节省一百二十万，七年就会收效可观。再从当时前方作战情况看，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但“竟无一人足用者”。广西如此，其他各省也差不多。这是值得思考的事。裁兵的办法，也不搞一刀切，或精强之镇不动，而多裁劣营；或边要之区不动，而多裁腹地；或营制太破，归而并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

    曾国藩还提出，训练军队，提高战斗力还有一种成法可循，这就是举行阅兵大典。阅兵大典，本朝共举行过二十几次，由皇帝亲自检阅，外藩从观。自嘉庆十七年至今，已有四十年未再举行。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秋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因此他建议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则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曾国藩提出了比较成熟的改革军队训练的办法，这对他后来组成湘军有很大影响。 曾国藩上疏都有根有据，从无虚文。他上此疏时，还将乾隆朝增兵，嘉庆、道光二次汰兵之成案一并进呈，请咸丰帝发交九卿大臣们讨论实施。他的建议得到了户部的响应。咸丰二年四月，清廷发布上谕，要求各省督抚会同提督总兵等武职大员，以乾隆四十六年原额为基准，三年内裁兵四万八千名。 曾国藩对清廷赏罚不当早已不满，因此他担任侍郎后，力图扭转积习。咸丰二年，奉旨乌兰太、向荣交部严加议处，赛尚阿交部议处。曾国藩赴部会议，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会议罢后，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最后被革职。

  • 曾国藩表现出对大清王朝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继《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在上于咸丰元年十二月的《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提出民间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钱粮难以完纳。他说，小民一年收获本来不多，亩产米仅一石五六斗，去掉与佃户平分以及向国家交纳后，仅余二斗左右。而交纳国家的钱粮是用银来代替的，拿粮米换制钱，制钱贵而米价贱；再用制钱换成银两，银价贵而钱价贱，朝廷的收入没有增加，“小民却加一倍之赋”，致使民怨沸腾。州县官为了完纳赋税，派吏役人员“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岂皆酷吏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江西、湖广本来赋额较轻，但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拿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各省劫抢案件逐日上升，而官吏们反而助盗为非，“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诡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结果必须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 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曾国藩最后说，国以民为本，百姓的颠连困苦不得上达，都是大臣的责任。 在稍后的《平银价疏》中，他又提出具体改良办法，以解决农民问题。 在曾国藩所上的各疏中，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所上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二十五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习”：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孙嘉淦指出的是皇帝的通病。可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 曾国藩从民间疾苦到朝政军事，最后追根溯源，不可避免地触及到皇帝。而指名道姓地批评皇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

    咸丰元年，湖北监利人胡大任就托曾国藩上书咸丰帝，曾国藩在回复胡的信中，他道出了个中难处：自今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如足下所条数事，盖亦不能出乎交议、通谕之外，其究亦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但是万事之本在皇帝，如果不能改变皇帝目前的做法，再上多少奏疏也毫无实际价值，而且还容易让更多臣僚招来祸害。因此四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疏咸丰。不过，曾国藩深得文章之法，他在上疏的开头并没有说咸丰帝有三大缺失，而是用“美德与缺失仅有一步之遥”这类章法，先把咸丰帝的金口封住。他说：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混淆。辨别不早，那么流弊不可胜防。第一条是皇上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如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褂。那么，什么是国家大计？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就是大事，总的方面包括调兵遣将的人事安排，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安排上未尽妥善。 第二条是皇上钟情典籍，研习书法，这虽是好古之美德，但流弊容易走向徒尚文饰。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而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今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行日讲大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但如果不求实效，也只能流于形式。 第三条是皇上淡远自乐，好像有天下而不居的美德。实际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曾国藩的上疏堪称与孙嘉淦媲美。实际是对嘉道以来弊病的彻底揭示和清算。对于工小楷的批评尤其切真，等于揭皇帝的短。而说咸丰帝刚即位就刊刻自己的诗文集，多少有点不留情面。多少年来，清朝像这样的奏疏可以说很少有了。这是以“敢”字体现出来的诚，是以匡时救世，力挽世风之志体现出来的敢。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说：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他还说：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久已领略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位的显官要员，故意显示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蚀，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果敢亢直。心里打算改变一下社会上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 如果对道光以来的官场积弊不清楚了解，就不能深刻领略曾国藩上疏的意义。让我们援引一则“掌故”来说明。 据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此风不知开自何时。后陈康祺询之于曾任过礼部侍郎的童华。童华说：“宣宗（道光）初登极，以每日披览奏本外，中外题本，蝇头细书，高可数尺，虽努日夜之力，未能遍阅，若竟不置目，恐启欺蒙尝试之弊。尝问之曹文正公振镛，公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已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上可其言，从之。”以后不论奏折或试卷，均苛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垢，评第妍媸。”连童华都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曾国藩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

    因此，他不顾个人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道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 对曾国藩的奏陈，咸丰帝多少做了点儿“自我批评”，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辩解。不过，龙颜没有大怒，对于曾国藩来说还是幸运的。上谕是这样写的：“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俾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上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了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京城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全文抄录，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帮助。

团练大臣

  • 冯友兰基于洪秀全所实行的神权政治，认为“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

  • 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届六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周甲之年属大庆，应该把寿辰办得风风光光。在京城的曾国藩却不能自已，决定明年请假回乡再办。他去信跟几位弟弟说：“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今诸弟科第略迟，而吾在此间公私万事丛集，无人帮照。每一思之，未尝不作茫无畔岸之想也。吾现已定计于明年八月乞假归省，后年二月还京，专待家中回信详明见示。”但仍然没能如愿。不久，他的祖父病逝。他闻讣后请假二个月，在京中寓所穿孝，以托哀思。他还向亲友同僚发讣帖五百余从，并特别写上“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他将收到的祭幛做成马褂数十件，分寄家中族戚，即所谓民间的“分遗念”。 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曾国藩在焦急不安中被钦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江西毗邻湖南，距湘乡尤近。因此，曾国藩次日递折谢恩时，奏请试竣后赏假两月回籍省亲。咸丰允准。然而当时传递信息的方式落后，这一天，恰是其母去世的日子。

    六月二十四日，满怀着为朝廷取士的热望和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曾国藩驰驿而行。繁华的京城和威严的紫禁城被远远地留在了身后。他不会想到，这一次离京，一别就是十几年。他也不会想到，时代的激荡将把他引向另一条道路。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离京，儒生真的羽化成“蛟龙”，他的命运已与大清朝息息相关。

    曾国藩乘坐官备驿站，经直隶，过安徽，经过一个月的旅行，于七月二十五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内小池驿时，却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六月十二日逝世的讣闻。曾国藩想起十几年前的分别竟成永别，想到操持一生的母亲临终前竟没有见到身穿二品官服的儿子，痛心不已，立即改服奔丧，迅速由九江乘船西上。行至武昌时，曾国藩从湖北巡抚常大淳处得知，太平军正在全力攻打长沙，于是他又从岳州改行旱路，途经湘阴、宁乡，于八月二十三日回到白杨坪。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扶棺痛哭。九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被安葬在下腰里宅后。此时的太平军已锐不可当。 咸丰二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连克州县，湘省各地“蜂起应之”。八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地主富豪纷纷逃命，郭嵩焘兄弟及湘中名宦左宗棠兄弟也率眷属避入玉池山梓木洞。年底，太平军兵指湖北，水陆并进，“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与太平军的势如破竹相反，清军一触即溃，接连丢失重要城池，大有土崩瓦解之势。这一年年底，太平军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遂克武昌。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举国为之震动。眼看江南半壁江山换了颜色，咸丰皇帝气急败坏。对于八旗兵与绿营兵的软弱涣散，他虽然早有觉察，但没想到竟如此不堪一击。前方局势的急转直下，促使清廷高层寻找另外的救急之策。这就是令各省在籍的大臣举办团练，自卫桑梓。在家为母服丧的二品大员曾国藩也在其列。 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咸丰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上谕中说：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心，不负委任。 中国封建社会以孝治天下，清代沿用以往朝代制度，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去世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朝廷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必须特发诏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如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即令复职，则称为“夺情”。臣子为表示尽孝的诚心，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 就被“夺情”的大臣而言，可谓情况各异，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为了不离开权力核心，而自愿“夺情”，有的为了辅理朝政而不得不“夺情”。但结果大多招来士人的攻讦，有的甚至身败名裂。远者勿论，明万历五年，张居正为内阁首辅时，其父在湖广（明代为湖广省）江陵原籍病逝，万历帝年值冲龄，令张居正“夺情视事”。张居正听从王命，移孝作忠。却招来士人的强烈反对，张居正为此廷杖反对者。张居正的“夺情”，推动了明代中后期的改革运动，缓解了大明王朝的统治危机。然而，史书中说，张居正刚死去时，反对他的人为之举手称庆。当然，时间是最后的评判人，若干年后，人们越来越感到了张居正的可贵。 曾国藩熟悉历代掌故，他对清代理学家李光地的“夺情”也有自己的看法。当年康熙皇帝优礼汉大臣，对福建籍的李光地尤为宠信。在收复台湾的重大决策中，康熙多次咨询李光地，李光地也直抒己见，献智献计。但“中年夺情”，成为身为理学家的李光地受士人诟病的渊薮。一个半世纪过去了，曾国藩面临李光地当年的两难抉择。 曾国藩一向笃信理学，视诚、孝为人臣之大节。因此，当他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那份要他出山的上谕时，几乎没有迟疑，立即“草疏恳请终制，并具呈巡抚张亮基代奏，力陈不能出之义”，但“缮就未发”，实则陷入矛盾中。他饱读儒家诗书，深知忠孝的大节是为国尽忠，去建功立业，去成就“三不朽”。但母亲的尸骨未寒，“墨绖从戎”，即使不被天下人耻笑，自己也心有不忍。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又接到张亮基来信，得知武昌于十二月四日已被太平军攻占，不胜震惊。“以湖北失守，关系甚大，又恐长沙人心惶惶，理宜出而保护桑梓”。不错，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和平时期，武昌被攻克，长沙则不保，而一旦湖南倾覆，即使他想守在礼庐旁为母服丧也无法办到。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曾国藩有了动摇。 恰巧在这一天，好友郭嵩焘赶赴湘乡为曾母吊唁。县令朱孙诒清楚郭与曾的关系非常，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前往曾家。一百二十里的路，郭嵩焘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郭嵩焘“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曾国藩这才应允。但多日不见起行。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 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完全是个外行，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文章不同。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刘蓉，就这样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 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际关系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四百人，则固可以一战。” 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又给他的内兄欧阳秉铨写去一信，请他前往京师，帮助将家眷接回湘乡，他还说自己在家服丧仅满四月，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立即出山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为了取得昔日友好对他内心苦楚的理解，他还将折稿寄到京师，请内兄转交“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庞诸君，尽可令其一阅。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一阅。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二 别开生面，赤地立新 在咸丰帝上谕的诏令下，在父亲的殷殷期许中，在好友的再三说服下，家居四个多月的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自湘乡起行，二十一日来到了长沙，开始筹办团练，走上“以杀人为职业”（曾国藩语）的道路。

  • 早在京师时，曾国藩对清朝军政的腐败至极就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改弦更张，才能走出困境。

  • 团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历史舞台并一变而唱主角的。 团练之制，始于唐代，以后历代相承，沿而不废，只有内容与形式上稍有变异。至清代已从原来的国家军事组织演变为地方自卫武装，成为维护治安的重要力量。因此，巡抚张亮基檄调罗泽南率湘乡练勇前往守城，并以此为基础，仿照戚继光成法编练新军。

  •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学者型官僚，当时代给他提供了一个转换人生角色、施展自身才华的新契机时，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利用这一“变局”，把自己由守制官员变成了军人将领。从咸丰二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同治十年（1872）他去世前的二十年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军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以杀人为业，择业极为不慎，有违书生本义。但如果不是这一次不慎“转业”、“改行”，曾国藩何能成为“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语）？本来，清朝的军事体制吸取了历朝历代的教训，主旨在于防止武官造反。为此，国家每有战事发生，临时派遣亲王、郡王为大将军，这就是统帅；兵则一般东省五百、西省八百，临时凑成几军。有大战事，则派京师劲锐八旗，也是从各旗抽调。这样，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兵、将之间更难有“私属”关系发生。这种旨在防范的体制到了嘉庆年间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因此，当白莲教五省起事后，清廷在利用国家传统的正规军打仗的同时，也让地方官员举办团练，以自保乡里。这后一种不起大作用的新办法到了咸丰初年却派上了大用处，唱起了主角。原因除了军政腐败外，更重要的是清朝的财政十分枯竭，正规军一年的兵饷二个月都开不出。而且，国库空虚，再拿不出打仗的钱来驱使绿营兵。道光年间，清廷财政收支大体平衡，在四千万两白银左右。但鸦片战争耗银达两千八百万元之多。道光三十年，户部存银仅有区区一百八十七万两。而自该年用兵，至咸丰二年两年间，耗银近两千万两，至咸丰三年十月，已不下四千万两。国库存银不够一个月的兵饷，中外经费，同时告竭，“大局涣散，不堪设想”。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突破了政策界限，让地方大员自筹兵饷，自办团练，也就是给了个最大的战时政策：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一体制的转变成了曾国藩一生事业的转机。否则，天下无论如何大乱，也轮不到他这个汉人进士去指挥千军万马。

  • 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走出一条新路：打“练”字招牌，将勇改练成军。所以薛福成说：“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曾国藩是文章高手，更是通达时变的人。他改造“团练”，使他与当时的四五十位团练大臣分道扬镳。而且，由于“改图之速”，所以“立竿见影”。当然，其中艰辛的过程又非三言二语可以道破。曾国藩仿佛真是太平天国的克星。一年半以后，他作为团练大臣，上奏的练兵之法还是取法戚家军。戚继光是山东登州人，出身将门，明嘉靖中叶，南倭北虏，迭相为患，戚继光在浙江义乌招募“矿盗”三千人，练成劲旅，在台州九战九捷，连接平息为患数十年的浙、闽、粤倭寇。后镇守北疆，敌不敢犯。对他留下的《纪效新书》等军事名著，曾国藩取鉴仿摹，赞服不已。因而，他要练成“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的一支队伍。这也是创建湘军的第一个原则。这种军队，发挥的是团队的精神。中国古代的所有兵书几乎都崇尚高超的武艺。但是近代的战争早已不是刀枪棍棒的时代，因此，团队的精神十分重要。曾国藩把“生死不弃”作为建军的原则之一，对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然，更直接的效果是打败了太平军。第二是确定选将与募兵的原则。由于曾国藩认定官军之病，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因此在招募新勇时要求“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认为只有“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扫除陈迹”，练成劲旅。曾国藩仿效“戚家军”，士兵主要招募“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士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湘军的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一定要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四条标准： 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又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是湘军有战斗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塔齐布、多隆阿、刘松山、鲍超、杨载福等人虽是营弁或营兵出身，但都是经书生的选拔培养起来的，属于“有忠义血性之人”。据罗尔纲《湘军兵志》研究统计，湘军的统帅、统领、分统等指挥系统官员，主要以书生出身的居多，只有营官武途出身的较书生为多。总计在可考的179人中，书生出身的104人，武途75人。在籍贯可考的156人中，湖南籍占130人，占总可考人数的八成多，其他省籍26人，不足二成。而武途出身的不过是担负偏裨的任务而已。 第三是组织原则与待遇，也就是编制与饷银制度。曾国藩遵循的原则是实用及厚饷养兵、厚饷养将。按曾国藩最初的设想，湘军要想有所作为，起码得有官兵上万人。这上万人的队伍，必须要有严格的编制束伍，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为此，以营为基本单位，一营五百人，长沙练兵时每营三百六十人，每营分为前、后、左、右、中五哨，每哨分为五棚。营官之上，有分管数营的分统；分统之上，有自主一路的统领；统领之上，有独当一面的统帅；统帅之上有总统全军的大帅；大帅即是曾国藩。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进行了调查，得知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多两银子。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四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入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四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但二百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口都成问题，哪会有战斗力！ 另外，当时张国梁勇营月饷五两四钱，江忠源勇营月饷四两五钱，咸丰三年夏，内阁学士帮办军务胜保奏请招募陆勇月饷四两五钱，户部议准，作为报销常例。曾国藩参照张、江两人所定饷章及户部议准饷章，订立湘军饷银。不过，曾国藩讲究“技巧”，将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实际上绿营兵很少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不能保证了。换言之，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还给每营增加长夫一百二十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将弁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夫价银六十两，共计二百六十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弁兵每月饷银为：哨官九两，哨长六两，什长四两八钱，亲兵护勇四两五钱，伙勇三两三钱，长夫三两。水师兵饷，营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工与哨长同，舱长与什长同，惟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十八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六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六十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以上者三百九十两，五千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于是，“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也为日后筹饷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湘军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饷银存入公所，等士卒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存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湘军的崛起与其本身的素质有极大关系。由选将、募勇这一关口上从严从新把握，以此将湘军与其他军队区别开来。但如何对招募来的将、勇进行训练，在曾国藩看来，必须把思想灌输和精神训练放在首位；其次是技艺、阵法等训练；第三是调整好军民关系，严明军纪。 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以军事见长的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一名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他曾对著名学者俞樾说：“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俞荫甫（樾）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这句话既是他杂糅各家追求时变的表白，也是他不求单一而求实际的经世思想的体现。湘军的创建、组织、训练实际成为曾国藩的“实验品”。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办法是成功的。曾国藩十分强调将领对于兵士的影响、帮带作用，尤其注重以义理来带兵。他说：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常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礼，伊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此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俞樾 湘军在创建初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在建军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目的等方面将领们是不一致的。曾国藩练勇是为了“往江南杀贼”，“系为大局起见”，而王珍等人“系为复仇起见”，后来二人终于分道扬镳。此外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淑不听约束，使曾国藩感到很难统领。就纪律而言，也很成问题。据王闿运所著《湘军志·曾军篇第二》载，江忠淑带新募楚勇援南昌，中途听到太平军将到来的传言，即刻哗然逃走，军械饷银，也丢弃不管，后又因闹饷，全军“大噪”，拥至抚院衙门，杀伤江忠源家丁。次日，一千余人乱纷纷解散回乡。湘勇虽比楚勇稍为驯服，但此时也因闹饷，竟在德安一哄而散。湘潭打胜仗的五营，抢夺战利品后即逃回县城。以至于曾国藩大骂“湘勇之丧心昧良”。在给清廷上的奏折中对湘勇能否一战也持怀疑态度。 曾国藩经过一段的思考，认识到加强思想统领的重要性。 湘军的特点是，将领都是书生，信奉儒教，士兵都是农夫，容易受感化教育。王闿运所谓“国藩念营将积弊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皆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曾国藩通过书生出身的将领将儒家思想灌输到士兵中去，因而对将领的训导尤其认真和严格。书生能知兵事的有多少呢？曾国藩说自己也不懂战阵之法，但不要紧，“书生以忠诚相期奖”，正如他在《林君殉难碑记》中所云：“我不知战，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这正是湘军精神的体现。作为将领，能以维护名教为主义，必忠必信，就能保乡卫国。 他用礼法来训导将领，巩固其忠义血性，作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身作则转移习气，他平生最恨“官气”，即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推崇“乡气”，任用久困场屋，沉沦下僚，有用世心肠而无从致用的人。这种人守着一个“拙”字，遇事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能忍辱负重。 二是勤教，兢兢自持，以身作则，教人早起，自己首先早起。在批牍里，在书信中，对身边人，谆谆告诫，不厌其烦地教育。生平标榜“诚敬”二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也避。 三是严绳，用严师管束弟子的方法来进行约束。大至领兵作战，小至平日不晏起、不撒谎，自立准绳，自为守之，互相规劝。如此这般，“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再来训练士兵，也就容易了。 曾国藩自诩为“训练之才”，而训练的重点不在技艺阵法，而在思想教育，他称为“训家规”和“训营规”。曾国藩似乎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将“训”与“练”明确区分的人。他讲的“训”，即教育、灌输、训导，他讲的“练”才是练阵法、习技艺、演方阵等。也可以说，“训”侧重于政治与思想方面，“练”侧重于军事与技艺方面。他说：“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他将用于精神教育的伦理纲常写在军规中，让官兵记诵，或编成歌谣，让官兵传唱。如《劝诫浅语十六条》、《营规二十二条》等，都是浅显易懂，日日用得着的纪律规范。 每逢三、八操练的日子，曾国藩还亲临校场训话，每次训讲“一时数刻之久”，反复开导万千百语。如《晓谕新募乡勇》保留了曾国藩“训”教的内容： 照得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的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拼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可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若是学得武艺精熟，大胆上前，未必即死；一经退后，断不得生。此理甚明，况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该死时，虽千万人将你围住，自有神明护佑，断不得死；你若该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见与贼打仗，是怕不得的，也可不必害怕。于今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你们若是操得筋力强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艺纯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齐心，胆便大了。一遇贼匪，放炮的放炮，放枪的放枪，刀、矛、钯、叉一齐上前，见一个杀一个，见十个杀十个，哪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你们得官的得官，得赏的得赏，上不负皇上深仁厚泽，下即可慰本部堂一片苦心。本部堂于尔等有厚望焉。 为配合精神训话，他还将“四书”、《孝经》下发到士兵手中，几乎把兵营变成学校：“常教士卒作字读书，书声琅琅，如家塾然。又时以义理反复训谕，若慈父之训其爱子，听者潸然泪下。”这种以封建伦常为核心的家规、营规、歌谣、精神训话以及把兵营变成学校的做法，经过年复一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把湘军训练成一个尊长死上、辨等明威的具有浓厚儒教色彩的军队。 第二个方面是“练”。只有“训”是不够的，“训”的效果在于提高将士的思想政治素质，但没有真本领必然会打败仗，因此，曾国藩在“训”的同时加强“练”的内容。曾国藩指出：湘勇有两个优点，一是性质尚驯，可以理喻情感；二是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其缺点也有二，一是思乡极切，无长征久战之志；二是体质薄脆，不耐劳苦，动多疾病。因此，团结互助，千磨百练，就显得尤为必要。 曾国藩初到长沙时曾训练过三营湘勇，其后镇压湖南各地会党起义甚感得力。而派往江西的一千湘勇则有两营从未进行过训练，因而伤亡惨重，不堪一战。正反两面的经验，使曾国藩增强了练兵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曾国藩的父亲也几次写信给他，讲述自己在湘乡办团练的得失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对曾国藩也非常有帮助。他在给骆秉章的信中说：“不练之兵断不可用。侍今年在省练过三营，虽不足当大寇，然犹可以一战。六月援江之役，新集之卒未经一日训练，在江不得力，至今懊悔。” 对湘军的操练，曾国藩强调勤与熟。他自称在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所以他治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他将湘军营规定为《日夜常课之规》七条： 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同。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约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者，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课程可做，严格遵守营规。曾国藩说，“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发挥说：“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时保持高度的紧张戒备状态，才能有备无患，临敌不慌。 曾国藩将操练分为两项：技艺和阵法。“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 为更好地提高湘军技艺，熟悉阵法，曾国藩制定了一套详细课程，作为操练的依据。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曾国藩）下教场，看试技艺，演阵法。 二、每逢一、四、七日午前，着本管官下教场演阵，并看抬枪、鸟枪打靶。 三、每逢二、八日午前，主要管官带领赴城外近处跑坡、抢旗、跳坑。 四、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营中演连环枪法。 五、每日午后，即在本营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一日不可间断。 湘军练习的主要阵法则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以及《握奇经》的四面相应阵，还有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等等。曾国藩十分强调“熟练”，只有“熟”才能临敌发挥自如，否则，一见敌就自乱阵脚。他说：“总不外一个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所以曾国藩要求，训练不间断，在循序渐进的基础上达到熟练掌握技艺的程度。 综合湘军的军事训练，主要可归结为操、演、巡、点四个方面，操即上操，演即演习诸般武艺和阵法，巡即巡逻、放哨、站墙子，点即点名。同时，新勇与旧勇演练内容有些不同，但日常操点巡哨则完全一样，除打仗外，天天如此，不得间断。 与八旗、绿营比较，湘军除训练抓得很紧外，每天两次点名、站墙子成为湘军的特点。点名是为了防止士卒随便离营，士卒离营则部队减员，战斗力降低。站墙子就是守卫营墙，形式上属于班哨、排哨之类。但效果又不相同，因为早晚派三成队伍站墙子对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很有效果。可以设想三分之一的人时刻处于戒备状态，那么一旦受到袭击就可以暂时顶住，使其余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投入战斗，不至于一触即溃。湘军的行军扎营亦有具体规定，择地、布局有规定，挑沟、筑墙有尺寸，每天一驻下来必须大修工事，在工事做好之前，既不准休息，也不准与敌人开仗。曾国藩经常说，即使驻营一天，也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因此筑墙、修工程成为常规。从以后的事实来看，湘军很少有大的军事转移之类，而强调阵地战，持久战，从无飘忽不定之举。也可以说，湘军能打硬仗，与这些规定有很大关系。 湘军营规，表面上看粗浅简单，而根本处在于脚踏实地抓落实。由于简单粗浅，所以士兵易知易行。曾国藩后来任直隶总督，清廷命他训练直隶练军，复奏中称湘军“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营规，也是它的制度里面值得注意的一个特色。 第三个方面是军纪与军民关系。曾国藩十分重视民心的作用。而一支军队对待百姓如何，往往是能否最终战胜对手的关键因素。他的先期目标是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齐布）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兵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为此，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他亲自创作了一首《爱民歌》，歌词是：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破墙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走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嚎哭不安居。 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 从中地保又讹钱，分派各团与各部。 鸡飞狗走都吓倒，塘里吓死几条鱼。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女。 邀些地痞做伙计，买些烧酒同喝醉。 逢着百姓就要打，遇着店家就发气。 可怜百姓打出血，吃了大亏不敢说。 生怕老将不自在，这要出钱去赔罪。 要得百姓稍安静，先要兵勇听号令。 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 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 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 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名声。 百姓听得就心酸，上司听得皱眉尖。 上司不肯发粮饷，百姓不肯买米盐。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走，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爱民歌》借用当时最流行的莲花闹形式，深入浅出，富于情趣，朗朗上口。它同时又是湘军士兵的识字课本，曾国藩每日里在训教的过程中，只教一二句，先识字，后理会其内涵，循环往复，身体力行，使湘军成为一支有纪律的军队。曾国藩在为《爱民歌》写序时说： 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敝之曰：爱民。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 湘军的军纪十分严格，曾国藩在所著的《劝训练以御寇》中写到： 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在《禁烟等事之规七条》中，规定更为详细： 禁止洋烟：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 禁止赌博：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哗：平日不许喧嚷，临阵不许高声。夜间有梦魇、乱喊乱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许接声。 禁止奸淫：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 禁止谣言：造言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变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张皇贼势、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 禁止结盟拜会：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禁止异服：不许穿用红衣、绿衣、红带、绿带，不许织红辫线，不许扎红绿包巾、印花包巾，不许穿花鞋。 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加之有较优越的组织形式，务实的训练内容，严明的军纪，湘军的战斗力很强。湘军在招募时，往往“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人人乐从军，个个争效命，绝无绿营征调离别时的可怜之相；湘军在作战时，结硬寨，打呆仗，互相救援，死战不退，表现出空前的战斗力。人数较少的湘军，最终战胜了有百万之众的太平军，扎实训练和思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蔡锷在清末训练陆军时，曾编《曾胡治兵语录》作为“精神讲话”来教育将士。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屡遭坎坷

  • 而好友刘蓉却有另一层说法，他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亦官亦绅”，曾国藩好像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这一时期的湖南巡抚是张亮基。他是江苏铜山（今徐州）人，举人出身，颇受云贵总督林则徐赏识，因林密荐，不到二年间四次升迁。道光末以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 咸丰二年，张亮基调任湖南巡抚，请曾国藩出山，信的末尾说： 亮基不才，承乏贵乡，实不堪此重任。大人乃三湘英才，国之栋梁，皇上倚重，百姓信赖，亟望能移驾长沙，主办团练，肃匪盗而靖地方，安黎民而慰宸虑。亮基也好朝夕听命，共济时艰。 曾国藩虽当时回绝了张的邀请，但后来出山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张是可以合作之人。确实，张亮基在湖南担任巡抚的一年多时间里，由于胡林翼等人从中斡旋，曾、张之间的关系大体不错。咸丰二年秋，张一离开湖南，曾国藩就感觉在长沙与地方大僚不好处，因而不得不移师衡州。曾国藩显然很怀恋这段同僚相处的时光。张调任山东巡抚的当年重阳节，曾国藩给张写信，详细道出自己“越俎代庖”的苦衷。曾国藩说：听说仁兄已调往山东，即使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怅若所失，顿失依靠。 曾国藩讲的“顿失依靠”，实际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因为他与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关系还没有磨合好。信中说，今年以来，自己所经手办理的各项事宜，大半有超越权限，越俎代庖之嫌。自己本是一普通乡绅，办理公事又没有真正有权的职务，全凭名声来震慑匪徒。如果名声因此受到损害，那么，奸滑小民将会更加肆无忌惮，这样，自己当初的设想与事情发展的结果恐怕难以一致。想到这些，自己只得抽身隐退。 很显然，曾国藩出山之初很不利，一是他手中没有实权，没有管理地方的职责，但练兵筹饷，哪一项都要与地方官打交道。曾国藩此时性格外露，没有顾忌，因而招人怨、招人忌。二是体制上的矛盾。如文官不统辖武弁，这是清朝的定制，曾国藩破坏了，因而就有人名正言顺地反对他。再者，绿营兵是国家正规军，湘军当时称为乡勇，属于临时性质，是无法与绿营军争位置的。但曾国藩就是这种性格，直到咸丰八年再度出山时才有大的转变。 对官场积习的痛恨也是曾国藩出山初期屡遭坎坷的重要原因。本来，上下推诿，不做实事，一意敷衍，是官场通行的恶习，相沿已久，习以为常。这种官习在和平时期尚不会误大事，但处于战时状态，就显出其弊病。曾国藩跟他的朋友多次谈到这些。他在写给彭申甫信中说：“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真正能办事的人沉沦下僚，而当道者都是富贵已足又不办实事的人，每想到这些，怎么能不慨叹呢！ 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他又说：“日与张亮基、江忠源、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但“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锋起？”曾国藩有点唐吉诃德的味道，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多少年形成的坏风气。 咸丰三年五月他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下月回家祭母，“既已归去，则不欲攘臂再出。所难忘者，与塔参将共练各兵勇，粗有头绪。恐大弦一弛，无人与赓续而榜檠之。其他，则在此不见其多一凫，去此不见其少一雁，自顾吾影，亦赘而已矣。”他把自己说成一个累赘，去之不少，来之不多，道出了他的苦闷与徘徨。他想扔下“帮办团练大臣”回家，但又怕前功尽弃。六月二十五日又曰：“鲍提军到省，即宣言仆不应操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自以黑白颠倒，不复能忍默。苟扪心自问，诚为君父，不为意气，即物论小有异同，亦难曲曲瞻顾。” 曾国藩腐败官风所困扰，平时如果大臣们优容养望倒也可以，现在国家已经危机四伏，为何还如此没有良心！他说：世事败坏至此，为臣子者独当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济艰难，岂可以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多少年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赵还说，曾国藩多年来与太平天国斗，只占平生精力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斗，占十之六七。实际上，一个敢担重责的人是不避斧钺的。如果处处谨小慎微，那就如同缩头乌龟，根本成不了大事。曾国藩出山之初，一以申韩之术倡，所推行的是敢作敢为，不避嫌怨。他后来多次与兄弟、子侄讲他秉母德人为多，就是遇事敢争。

    本着精兵厚饷的原则，曾国藩在长沙训练的湘勇只有两千人左右。训练的办法主要是戚继光成法。每当曾国藩检阅兵士时，塔齐布穿着短衣，带刀侍立一旁。塔齐布是满洲镶黄旗人，侍卫出身。以长沙守城功擢游击，署中军参将。曾国藩与他交谈时，以之大奇，将其所统辖兵卒试以战阵，皆精练。因此，曾国藩决定请塔齐布当湘军教练。当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人。按照往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塔齐布统一训练。从咸丰三年四月起，曾国藩令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还经常举行“会操”。

    如前所述，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甚至常生械斗。

    事过之后，骆秉章对永顺兵和鲍起豹亦无追究弹劾之词，永顺兵事件遂不了了之。更使曾国藩难堪的是，长沙城中浮言四起，湖南巡抚及司道官员皆认为曾国藩不应干预兵事，永顺兵事件实属过于操切而激变。至此，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自己无兵无权，不能同这些“文法吏”斗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

    曾国藩移军衡州，还有更重要的打算，他认为在衡州练兵，不像在长沙省城之地，耳目众多，“动多触碍”。走避山乡，若捐款多，则多练弁勇；若捐款少，可以少募弁勇，张弛伸缩，“惟吾之所自为”，别人不能横加干涉。在长沙练兵也容易被绿营所吞并，或者兵未练成，就被朝廷征召，这些都与曾国藩别立一军的目标相矛盾。因此，曾国藩走为上策，移师衡州。 位于南岳衡山南麓的衡州城，是湖南仅次于长沙的名城。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潇湘、蒸湘、沅湘。衡州城正是蒸水与湘水的汇合处，为两广之门户，扼水陆之要冲，物产富庶，民风强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衡州襟带荆、湖，控引交、广，衡山蟠其后，潇湘遶其前，湖右奥区也。且自岭而北，取道湖南者，必以衡州为冲要；由宜春而而取道粤西，衡州又其要膂也。”曾国藩对衡州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因为他一来祖籍衡州，二来欧阳夫人是衡州人，三则他少年时代曾在衡州求学多年。来到衡州，曾国藩如同回到湘乡，有一种鱼游大海、虎归深山之感。衡州城小西门外蒸水滨，有一片宽阔的荒地，当地百姓称之为演武坪。这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为演兵而开辟的，后来便成为历代驻军的操练场，比长沙南门外练兵场要大得多。曾国藩把他带来的一千多号团丁，安扎在演武坪旁边的桑园街，团练大臣的大营设在桑园街上一栋赵姓祠堂里。为便于日常商讨，他要罗泽南、王珍、李续宾、李续宜、江忠济及曾国葆等都住在祠堂里。 移师衡州后的曾国藩，对刘蓉的话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他反过来看问题，把“非官非绅”变成“亦官亦绅”，变不利为有利，化不灵为灵便。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罪至大辟，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无实权而叹息“办事艰难”，但也因为“在籍侍郎”免受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对比自己小几级的衡州知府以“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品大员低了四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有陆传应这个“下级”关照，曾国藩觉得事情比在长沙时好办多了。

    三 筹办水师，意在长江 曾国藩做事很讲究“本源”二字。每次比较大的行动，他不但向皇帝驰报，而且还给僚属亲朋写信说明情况，以取得理解和支持。他移师衡州后，首先给咸丰帝上了奏折，解释省城长沙守备妥善，移师衡州会有利于堵住太平军等。他写给江忠源的信中则直抒胸臆，说自己现在在外间盗得一点虚名，实际是作茧自缚，“不得放步大踏，一写平生欲白之怀”。由于树大招风，不如暂时隐蔽起来为好。曾国藩在衡州确实开创了新的天地，那就是筹建了水师，成为后来与太平天国在长江沿线一决雌雄的关键。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此前一百八十年，吴三桂自云南起兵，经云贵川后顺江而下，将清朝八旗劲旅阻于长江北岸，随即在衡州打造战船一千余艘，分发岳州等地，一时水军大盛，江南几不为清有。清廷倾举国之力，历时八年才平定三藩之乱。这场战争之所以拖得如此之长，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廷水师力量薄弱，失去对长江的控制。一百八十年后，太平军再次凭借强大的水师，几乎致清廷于死命。不过，这次，他们遇到了有力的对手，那就是在衡州创立水师的曾国藩。

    咸丰二年（1852）冬，太平军在湖南益阳、岳州得到了大量民船，船工水手也大多加入太平军。但当时没有水军编制，不便统辖。杨秀清在岳州得湖南祁阳商人唐正财后，知其通晓船务，非常器重，立即封他为水匠，职同将军。这也是太平军始建水营。其后，“千船健将，两岸雄兵”，连下汉阳、汉口两重镇。杨秀清又命唐正财把船横在江上作浮桥，然后用铁索环绕，自汉阳直达湖北省城，俨如坦道，于是攻克武昌。次年春，太平军沿江东进，有船万艘，旋即攻克南京。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大办水军，唐正财统领水军一切事宜。此时的太平军，以天京为都城，扬帆上驶，取武昌如探囊，又往来湖北、安徽、江西数省之间，运粮济师，数日千里。太平军完全控制了长江水运权。 面对这一形势，清王朝要打败太平天国，必须控制长江。长江决战的关键，当然要以水师为主，强则胜，弱则败。因此，早在咸丰三年（1853）五月，太平军北渡淮河，南围南昌之际，熟悉历史掌故的御史黄经就上奏朝廷，请令湖南、湖北、四川造船练兵，从水上攻击太平军。咸丰皇帝批令三省照奏执行。但湖南巡抚骆秉章接到圣旨后，颇感为难，以力所不及为由将其搁置一边。水师之议一时没有了下文。此后不久，在湘军中有军师之称的郭嵩焘却旧事重提。据《郭崇焘日记》载：咸丰三年七月底，江忠源部被太平军围在南昌，郭、江住章江门城楼，每获太平军卒就在城楼上详细审问。当时城外仅文孝庙一处太平军营垒，就达数十亩，但不知有多少兵力。一日，抓到一个太平军卒，向其审问，兵卒答道：“不住一兵，官兵攻垒，调兵站墙而已。”“垒只三面，濒江一面无墙，人皆舟居。”兵卒还告诉郭嵩焘，太平军水师船兵有“十余万”。郭嵩焘大为震惊，立即告知江忠源：太平军若驰突长江，官兵无一船应之，非急治水师，不足以应敌。江忠源“大激赏，即嘱嵩焘具疏稿上之”。 郭嵩焘博学多识，有经世之才，虽不擅长带兵打仗，但出谋划策却能一下看到问题的关键。当时太平军水师声势颇壮，控制了长江水面，使清军不胜其扰。曾国藩练的湘军只能陆上作战，要对付太平军的水师唯有望江兴叹。郭嵩焘及时提出建立水师的问题，为曾国藩的湘军营垒当了高参。对郭嵩焘的建议，江忠源极为重视，本想马上上奏朝廷，但恐自己上奏不被清廷重视，于是写信给曾国藩，希望他登高而呼，以成此事。信中说：“方今贼据有长江之险，非我造船筏，广制炮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若再旷日持久，天下大局非臣子所忍言矣。” 曾国藩于十月二十四日，向清廷上了《请筹备战船折》，曾国藩又拿出他的一贯笔法，向清廷提出“办船为第一先务”的建议，他说： 因思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夏间奉到寄谕，饬令两湖督抚筹备舟师，经署督臣张亮基造船运炮，设法兴办，尚未完备。忽于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守，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水勇溃散，收合为难。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臣现驻衡州，即在衡城试行赶办。湖南木料薄脆，船身笨重，本不足以为战舰。然就地兴工，急何能择，止可价买民间钓钩小之类，另行改造，添置炮位，教练水勇。如果舟师办有头绪，即行奏明，臣亲自统带驶赴下游。 曾国藩的建议再次获准通过，后来上谕中还有以水师“肃清江面”之语，这也是此后曾国藩与清廷屡屡言及的湘军水师之缘起。当年十二月，郭崇焘来到曾国藩团练大营，与之商定水陆营制。 筹建水师，对于既无资金，又无技术，甚至毫无经验的曾国藩而言，远比练湘勇要困难得多。 访船制，无人知其形状，筏成，又不可用。羽檄征军日数至，人人以逗留为疑，乃叹曰：“今寇往来阳逻，湖南、北所费殆二十万，彼纵横江肖，非舟楫无与争利害。”最初他只好购买钓钩、小之类的民船，改造成炮船使用。其后，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广西同知褚汝航来到衡州，曾国藩不时向两人咨询，将商船改造成长唇宽舷，在上面设置炮位，炮发而船不震动，一时收有功效。后来当曾国藩了解到拖罟、快蟹、长龙诸船的式样及功用后，也立即大量打造。 为解决资金问题，咸丰三年（1853）秋，他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作为购船造炮、招募水勇的经费，又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于是曾国藩在衡州设立制造厂，由成名标任监造，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褚汝航任监造，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罟、快蟹、长龙三种船型。由于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各用其长，因此进展比较快。湘潭所造尤为坚利。在即将赶造完工时，曾国藩将长期在江南办海防的黄冕请到船厂参观。谙熟水战船式的黄冕建议每营添造十只舢板船，其船身短小，运行灵活，适宜于在河湾港汊中行驶，以补快蟹、长龙在作战中由于船体大运行不灵活的缺点。曾国藩接受这一建议，即刻开工，赶造舢板。 在造船的过程中，曾国藩也积极筹划子炮装备。当时广西巡抚劳崇光解炮二百尊赴湖北，在经过衡州时因田镇防兵已溃，曾国藩将其截留，包括护送的水手也一并留下，这些人后来成了湘军水师的教练。曾国藩不仅对于造船精益求精，而且对于所置战炮的质量与装配方式亦很讲究。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炸裂。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经过反复研试，终于将洋炮安装在战船上，成了当时中国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内河水师。至咸丰四年（1854）初，曾国藩将湘军水师船炮准备齐整，总计有大小战船361号，其中拖罟船一号作为坐船，快蟹船40号，长龙船50号，舢板150号，战船120号，并装备了大小炮470门，其中购置洋庄炮320门，从广西借来150门。 船炮粗有规模后，曾国藩开始招募水勇。尽管湖南水流颇多，又有八百里洞庭，但绝大多数人不知水师为何物，因而应募的人很少。曾国藩乃决定招募不惧风涛的水上船户，由截留的广西炮勇教船户放炮等技艺。初定快蟹船用桨工二十八人，橹八人；长龙船桨工十六人，橹四人；舢舨船桨十人。每船用炮手数人。又另置船长一人，头工二名，柁工一人，口粮等待遇也比陆营优厚。水师营制后定为五百人为一营，共计十营，五正五副，每营设一营官，又设帮办一人，湘潭水师回营，营官分别由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担任。衡州水师六营，营民分别由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担任。褚汝航为水师总统。正月二十八日，自衡州起程，会师于湘潭。后来在曾国葆的力荐下，主要由彭玉麟、杨载福两人负责。二人对湘军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彭玉麟 彭玉麟，字雪琴，先世是江西太和人，明洪熙时迁湖南衡阳，定居在查江。父亲曾任安徽合肥县梁园巡检，母亲王氏，贤明有识鉴。彭玉麟生在梁园巡检司署，年十六从父查江旧居。父亲死后，为族人所逼，母亲让他外出避祸，入城居石鼓书院。因生活无以自给，投协标充书识，支月饷，如同马兵。衡州知府高人鉴善相士，见彭玉麟，以之为奇，使入署读书。及至赶考之时，衡阳应童试千人，竞争十分激烈，考中很不易。县试毕，拟定第一，但因彭玉麟是外乡人，被告发，后经知府力荐，取为第三。县令召见彭玉麟时对他说：“以文论，汝当第一，今乃太守意也。太守曰：‘彭某异日名位未可量，然在吾署中读书，若县试第一，必谓明府推屋乌之爱，是其终身之玷矣。’”彭玉麟闻言深受感动，更加发愤读书，二年后，始隶诸生籍。 彭玉麟考中秀才，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彭玉麟由于少年失学，不能作楷书，试卷誊正，往往出格。因此九应乡试，都没有考中。后浙江高学政到湖南视学，一次微服私访，物色人才。经过彭玉麟的门前时，听到有朗朗的读书声，便走近院落细听，发觉朗诵的并不是四书五经之类科举文章。高学政顿感奇怪，走进屋宇，虽非常简陋，但门上却有一副对联： 绝少五千柱腹撑肠书卷， 只余一副忠君爱国心肝。 高学政再一端详，见字写的雄伟有气势，可既不是欧体，也不是颜体，像未曾学过书法的人。于是学政到邻居家，得悉彭玉麟的名姓及家世，心中暗喜。两个月后，高按临湖南长沙府，得一试卷，见书法雄厚有力，似曾相识，恍然记起，当即选为第一。迨揭榜时，果然是彭玉麟，学政兴奋异常。彭玉麟被召见时，高将前几个月事告知，彭感恩知己，执弟子之礼。后来高致仕家居，子孙不能继其业，而彭玉麟此时已升任巡抚，为报答知遇之恩，彭为恩师在西湖高庄购园置地，以养余生。 道光末年，新宁李源发率兵起义，彭玉麟以镇压有功赏蓝翎。时衡阳江子春在耒阳开典铺，请彭玉麟经理其事，每年收入颇丰，但多用来周济穷人。当时太平军由永安欲经过耒阳进攻衡阳，彭玉麟见耒阳县令，问如何阻击太平军。县令以无兵饷感到为难。彭玉麟说：“何患无兵饷，城中百姓召之即兵，吾典铺中有钱取百万即饷。”县令喜出望外，将防备交彭玉麟。太平军知耒阳有防，便直趋衡阳，彭城获全，玉麟不愿叙功，但求偿还所借典铺之钱，自此名声大起。 咸丰三年秋，曾国藩正在衡州、湘潭组建水师，广求人才。先有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盛赞彭玉麟，后又有常仪安推荐彭玉麟胆略超人，曾国藩遂发书召他速来。可是彭玉麟刚刚丧母，在家守制不出。曾国藩再次劝说：“乡里藉藉，父子且不相保，能长守邱墓吗？”彭玉麟感其诚义，当即入军。后成水师十营，玉麟领一营。“其九营多武员，白事悉倚玉麟，隐主全军，草创规制多所赞画。” 杨载福，后改名杨岳斌，字厚庵，湖南善化人，出身武将之家，幼娴骑射。咸丰二年因守湘阴有功，升千总。次年为湘军水师营官。 曾国藩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终于建成了一支既区别于八旗绿营，又远远超过其他团练、乡勇的水陆齐备的湘军。对于曾国藩“别开生面”组建湘军的意义，他的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在得出曾国藩“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之后，又举出了十几位团练大臣固守旧制的悲剧结局：河南有内阁学士毛昶熙，虽亦自成一军，但将士疲弱，颇不耐战，只是虚张声势，从未重创敌军；山东有礼部侍郎杜，才力尤短，信任戚友，隐挠官吏之权，以致弱者抗粮，强者揭竿而起，库藏虚耗，上下交困；阎敬铭巡抚山东时，尝为此大发感慨。又如浙东有前漕运总督邵灿，为巡抚王有龄所劾罢；继之者为左副都御史王履谦，与王有龄更不和，官绅忤于上，兵练哄于下，绍兴失陷，杭州亦难固守；王有龄殉难，遗疏劾王履谦加严谴，而事已不可挽回。又如通州有前湖南布政使王璪，怙势作威，杀害避难绅商，侵夺良民财产，富拥专城，时太平军未到，一方先被其毒。当太平军势力最盛时，江南则有侍郎庞锺璐，江北则有左副都御史晏端书，江西则有候补京卿刘绎，这几位都是清望素著，不愿多事，故当时民间皆不知有团练大臣，也是一时罕见。此外其他人老病侵寻，虽充团练大臣之数，口不言战守事宜，一闻敌至，仓皇奔逃还来不及，更谈不上有什么作为了。在举出以上诸多例证后，薛福成说： 呜呼！自兵事起，世之谈经济者，措意于团练已数十年；曾文正公虽由此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其贤者固束手无措，仅以一死报国，或明知无可发舒，洁身远引而已；其不贤者则龁大吏，蠹国殃民，不啻为贼先导，求其能捍寇保境者，十无一二。盖在上者以不必筹饷为便，不知百端流弊，皆由此起。 由此可见，曾国藩仅仅借用了“团练”之名，变的是“湘军”之实。而且，转变得非常及时，否则他也与其他团练大臣一样，归宿恐怕也是很惨的。就此而言，曾国藩确实高人一筹，把握住了时代赐予的机会，以及巧借清廷的政策。 曾国藩后来总结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 湘军的创立，是曾国藩一生功业的基础。但湘军从筹创到发展，不但有触及清朝原有军政体制而引发的外部矛盾，而且其营垒内部亦非一帆风顺。湘军初期，曾国藩与王珍的矛盾就颇为尖锐，以至于曾国藩不得不将王珍清出门户，并得出“勉强合作，肝胆变楚越”的结论。客观而言，王珍在湘军初期贡献颇大。王珍本是罗泽南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他比罗泽南小十六岁。少时便自视甚高，他的启蒙先生曾经对他做过这样的评论： 王珍读书，穷极圣贤义理，志量宏远。尝书数语于壁上，谓“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 先生还说他体貌清瘦，目光炯炯射人，声大而远，说话如在瓮中，而滔滔不绝于词。二十四岁那年，王珍考中秀才，并转拜罗泽南为师。罗泽南一见王珍，便觉此人颇不一般，因此耐心督教，希望他将来能光耀师门。而王珍对罗泽南也十分崇拜。他曾这样评价罗泽南：其学行才识，为当时所罕见。续千载之坠绪，辟吾道之榛芜，倡明绝学，通达时务，诚为苍生而出。 王珍治军极严，常令士卒脚上缚铁瓦练习越濠，所演练的阵法都是自己亲自编制。每临阵多以奇计制胜。士兵们演练阵法时，耳听鼓声，目视帅旗，穿梭往来，变化无穷，却一点声音都没有。与太平军交战时，太平军曾将贵重匣箱置于地上，以为诱饵，但王珍的兵士都将它丢弃一旁，“莫敢启视”。一次追击太平军至嘉禾，途中粮草乏绝，不得已掘百姓山薯充饥，但士兵们都将铜钱藏入穴中，“以偿其值”，百姓大为感动，民间有为王珍立生祠者。没有战事时，王珍教士兵读《孝经》、《四书》，一时书声朗朗，俨然是童子习课。可见，王珍是知识分子治军的典型。而曾国藩初创湘军，也多得益于王珍的经验。 曾国藩在衡州练军时，把罗泽南、王珍、李续宾等人请来，一同定立营制章程，通过讨论、折中，最后通过了曾国藩手订的规制。曾国藩坚持“别开生面”，对营制的原则性看得异常重要，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王珍一则性格傲慢，自视甚高，二则手下有一大批得力人才，加之他认为自己是最早带勇的湘乡人，因此，并不完全接受曾国藩的约束。曾国藩将湘军的营地搬到衡阳后，立即写信给王珍，请他“即日来衡，共商一切”，并说：“募人之多寡，筹饷之有无，概待足下来商。”可见曾国藩最初很尊重这位对团练颇有经验的乡党。曾国藩还在给江忠源等好友的信中，称赞王珍是忠勇男子，是中流击楫的祖逖一类英雄。并说王珍每写信函，“热血激风云，忠肝贯金石”。但王珍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又将勇丁多招至三千人。曾国藩听说后，立即去信制止，说新招的人最多不要超过三营，“不然，恐一到衡城，无粮可发，大为难事也！”按湘军规制，三营只是一千多人，这当然不为王珍所接受。

    由于曾国藩对王的张扬、轻敌早已厌烦，现在又出现不听约束，另搞一套的事情，因此曾国藩考虑是否能与王珍共事，是否将王开除湘军之外的问题。咸丰三年十月他在写给骆秉章的信中说王“意气满溢，精神上浮，言事太易，心窃虑其难与谋大事”。又说王“血性可用，而近颇矜夸，悲其气不固，或致偾事”，当王珍意欲将刚招来的新兵派赴援鄂时，曾国藩“特作一书严切规之”。由于王招募的新勇要取自官帑，须纳入国家管辖的范围，这是曾国藩所不能允许的。 曾国藩所强调或坚持的是有一兵即有一兵之效，而且既然是“义师”，就不应仰食官府。因为一旦靠省里出钱，就必须为省中大僚所调遣，那样就会乱了湘军的大局。因此曾国藩写信给王珍详细辨明这一层，希望王珍能理解。 王珍对刘蓉十分钦慕，二人交往较早，曾在长沙一同论学。湘乡知县朱孙治初办湘勇，刘蓉极力推荐王珍。曾、王矛盾出现后，刘蓉写信给曾，劝其与人和衷共济，信中有“道路传闻，颇乖夙望”，“惟尊兄扩虚公之量以涵育群伦，推忠诚之心以奖掖未俗”，“若其不然，将人人秦越，步步棘荆，拂意之遭，不止一端而止”。曾国藩回信给刘蓉为己辩白。由于曾、王之间的事闹得很大，一时成为湖南省文武大吏谈论的“热点”。为了息事宁人，曾国藩采取低调处理。十一月初六，又写函刘蓉，说自己“作一密书与璞山，求吾弟亲携示璞山，字字皆心血结成，璞山能如吾之约，则一一照办，破釜沉舟，以图一举；若璞山必不肯从吾之约，则璞山当自成一军，而吾当补招三四营，别为一军。” 他请刘蓉所携给王珍的密信内容是： 近日在敝处攻足下之短者甚多，其来尊处言仆之轻信谗谤、弃君如遗者，亦必不少。要之两心炯炯，各有深信之处，为非毁所不能入，金石所不能穿者，别自有在。今欲多言，则反以晦真至之情，古人所谓窗棂愈多，则愈蔽明者也。特书与足下约，计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条，不必从仆，听足下自为屈伸主张者三条，仆自密办，而不遽以书告足下者二条，并具于左。 曾国藩所写的“必从鄙意，而不可改者五条”是： 一、各勇宜操练两个月，体弱者、艺低者、油滑者，陆续严汰，明春始行远出。 二、每营必须择一营官，必划分出营数，全数交付营官，不必由足下一手经理。 三、器械必赶紧制办，局中窳脆之件，概不可用。 四、战船能多更妙，纵使不能，亦当雇民船百余号，与陆路之兵同宿同行，夹江而下。 五、凡兵勇扎营，即以船为市。所发之饷，即换吾船之钱。所换之钱，即买吾船之货。如此展转灌输，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 年底，曾国藩又致信王珍，谈及太平军不过乌合之众，但其官职、营制，人数之多少，旗帜之分寸，号令之森严，尚刊定章程，坚不可改，何况湘军是奉朝廷之命而兴的君子之师？怎可参差错乱，彼立一帜，此更一制，不克整齐而划一？他要求“所定条款，务望遵从。即小处或有不当，亦当委曲商酌，不可遽尔违异”。 这是要王珍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明确的选择。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珍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是。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珍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珍继续做他的部下。为了争取王珍，曾国藩写信请王到衡州商量各事，并约刘蓉同来。 王珍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章也趁机拉拢王珍，表示他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与王珍一刀两断。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和睦，属早年结交的乡友之一。考虑到这一层，曾国藩不愿与王珍闹翻，因此留有分寸。而这次曾、王之间的分歧，也是曾国藩与湖南省中大吏矛盾的继续。它反映了骆秉章急欲直接掌握一支部队，不愿在军事上完全依靠曾国藩。事实上，在此之前，曾、骆在调遣方面就有过不止一次的冲突。田家镇败后，太平军西上，骆令驻浏阳之邹寿璋营移防岳州，但曾却令邹原地防守，拒绝骆对湘军的指挥，且几次暗示骆的指挥昏庸，几同儿戏！省中官场对此不能不感到愤怒。长沙知府仓少平就致书曾，指责他的行为造成“号令纷歧”。骆自然更耿耿于怀，支持王珍，使王感恩不已，不仅可以一泄怨气，更重要的是王从此只能更依靠他，更听他的指挥。 由于王珍已不再归属自己统辖，因此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初，复骆秉章信中曰： 璞山之勇，若归我督带，即须受我节制，此一定之理。侍于去年十月箴规璞山一函，业抄稿呈阅矣。厥后璞山复书，但求乞放还山，腊底侍又与以一书，兹抄稿呈阅。璞山复书，亦但乞假还山，而于侍书各条，并不一一答复。此其意岂愿与侍同事者乎？既不能受节制，自难带以同行。今日大局糜烂，侍岂复挟长恃势，苛人小节以自尊？又岂复妒才忌功，不挟健者以自卫？惟一将不受节制，则他将相效，又成离心离德之象，故遂决计不带也。 曾国藩终于说出了心里话。如果湘军多出几个王珍，那么，曾国藩“赤地立新”的原则就不能实现。那时，练再好的军队也只能像女大不由娘一样，远走高飞。这一点是曾国藩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他后来多次讲如果凑合共事，将来有大的事变，势必“肝胆变楚越”，仇怨相加，不可收拾，不如及早分开做事。当然，关键还是在由谁“节制”这个原则问题上有分歧。 以下我们看曾国藩一次一次拒绝出师，实际上也是基于他的建军原则。

  • 五 潜龙在渊，四拒旨令 兵书曰：羽翼未丰而遭众忌，乃招祸之端。又说：谋未行而先令人知，乃凶兆之端。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守拙而又执理不移的人。当他移师衡州，经过一年时间，初步编练成水陆齐备的万余湘军时，远在三千里外的京城早已四下严旨，令曾国藩出兵平乱。但曾国藩均以船炮未齐拒绝从命。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输个精光。而羽翼未丰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甚至当自己的老师吴文镕陷入绝境时也不出手相救，可以说把执理不移做到底了。 在湘系将帅大吏中，江忠源是出头较早的一位。他也是湖南最早办团练的人之一。由于江忠源善治匪盗，因此深得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的赏识，待以国士，提携有加。在镇压太平军之初，江忠源募湘勇五百人，随副都统乌兰泰立功。其后散尽家财募勇千人，因解桂林之围，升授知府。后署湖北按察使，命帮办江南军务。江忠源乃上书兵事大略八条：严军法、撤提镇、汰弁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太平军长驱入赣，南昌告急。江忠源率众坚守近百日，以保全省城功，咸丰帝赏其二品顶戴。不久授安徽巡抚，当时江忠源颇著声望，海内企盼，“咸知非公莫属”。 曾国藩在京师时与江忠源过从颇多，他写给江忠源的诗有多首，对其推崇备至。江忠源发达后，曾国藩对他更寄予厚望。由于江对曾国藩执弟子礼，因此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把练勇万人交江忠源统领的计划相告。江忠源不明底里，立刻向清廷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此年八月底，太平军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下令曾国藩与骆秉章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十月初，咸丰帝命曾国藩带领湘勇，驰赴湖北。所需军饷等由骆秉章筹支。谕旨中有“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之语。正在曾国藩为难之际，太平军已开赴长江下游，武昌解严，因此援鄂之旨也就无须付诸行动。第三次是同年十月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上谕中有“驶出洞庭湖，由大江迎头截剿，肃清江面”字样。第四次是咸丰四年正月，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迅速由长江驶赴安徽。很显然，清廷的部署也很混乱。一会儿命他赴武昌，一会儿让他救南昌，这在前方战情瞬息万变的时候，皇帝的谕旨即使加急八百里传递也赶不上前线的变化快。曾国藩更清楚，自己手中的这点没见世面的家底，与太平天国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大军相比，简直是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提出四省合防之策并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 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所上奏折向清廷解释其理由时说，自田家镇失防以来，湖广总督吴文镕、湖南巡抚骆秉章与自己往返函商达十余次，皆言各省分防，糜饷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合防，糜饷少而力较厚。自己与张芾、江忠源函商，亦认为应实施四省合防之策。但统计船、炮、水勇三项，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明春乃可成行。“而且广东购备之炮，张敬修雇募之勇，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者，臣若不督带同行，则殊失皇上命臣统筹全局之意，亦非臣与吴文镕等四省合防之心。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缕陈。” 曾国藩这里犯了臣子“大忌”，他把自己说成比咸丰帝还高明，而且又好像清廷把四省合防的大任交给他一人一样，确实有说大话之嫌。难怪他受到咸丰帝的讥笑、训斥！朱批是这样戏弄这位臣子的：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确实有一种百折不回、认死理的精神。面对咸丰帝带着讥讽式的训斥，他据理力争，一条条地为自己辩解，首先他仍然坚持洋炮运不到衡州就不能率军赴楚，也不能进军安徽，因为打仗不是儿戏。针对咸丰帝讥讽他“一身克当”，曾国藩坚持认为会剿是正确的，而四省合防又是他与骆秉章、江忠源、吴文镕等共同商量后的共识，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三历陈现办情形折》中，还带着肯定的语气说：“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目今之计，宜先合两湖之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贼舟回窜武昌，乃为决不可易之策。若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之贼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之下、小孤之间，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服犹可支撑。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 实际上，曾国藩是较早发现团练不可用于平乱，必须合数省之力才能致太平军于死地的人，因而一再委婉批评清廷战略决策不得要领。对咸丰帝的训斥，曾国藩倒出自己的委屈：“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实则软中带硬，以柔克刚。是《挺经》之实例。咸丰皇帝看了奏折，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四处劝捐，甚至强行摊派，早已引起湖南士绅的普遍不满，与地方官也频生矛盾。现在，皇帝令他出师，他却几次拒绝。为此，矛头一齐指向了他，有人怀疑他拿富绅的钱在干什么。有人以委婉的方式批评他，说兵法不是讲兵贵神速嘛，为何如此迟缓？！曾国藩却不为所动，复信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蛊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虽有一二主者忠义奋发，亦无以作其众而贞于久也。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在回复林源恩的信中曾国藩一再强调：“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一试。” 曾国藩善于吸取历史教训。当时他的旧友已有不少因仓促一战而命丧黄泉，他不能蹈此覆辙，必须坚持定见，不为谣言所动，不为讥讽所撼，甚至皇帝的圣旨，十二道金牌也要挡回去。他给刘蓉信中曰： 前此饬仆援鄂中，有肃清江面字样。省中人言藉藉，遂谓谕旨令赴皖，会同江某云云。有以书来贺我起行者，有以书来责我迟缓者，仆方付之一笑，以为不足办而已。不谓此次寄谕，乃与前番谣言巧相符合。彼中旧知，如周敬修、吕鹤田遽已沦谢，江、李、袁、陈诸君，计亦难必瓦全。如仆者，尚何忌何待？然不稍为储峙，则此后更无继者，故不得不稍慎也。大局所在，只论利害，不顾私谊，即使君父谕旨，也不能完全遵照。 以往史书多责备曾国藩不顾师生情谊，置老师吴文镕安危于不顾，实则不然。曾、吴二人在函札往来中有大致统一的意见，即坚守武昌对两湖十分关键，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形势的发展将吴文镕逼上了死路，这就是湖北巡抚崇纶向清廷参奏吴文镕，而清廷不辨黑白。谕旨责吴哓哓置辩，何能掩前之失！曾国藩得知吴文镕被参及清廷的谕旨后，焦灼不安。十二月十五日，他致信吴文镕，嘱其坚守省城，即因此受到处分，也仍坚持：“窃念吾师之进退，系南北两湖之安危，即系天下之利害。此时以极小之船，易炸之炮，不练之勇，轻于进剿，不特‘剿’之一字毫无把握，即鄂垣城守，亦觉单薄可虑。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徒挫声威；省会防守之不可忽，船炮凑办之不易集，湘省之办船，粤东之购炮，皆系奉肃清江面之旨而来，只可并为一气，协力进攻，不可七零八落，彼此无成。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即以此获咎，而于吾师忠直之素，谋事之臧，固亦可坦然共白于天下。”但曾国藩十分担忧座师吴文镕已率兵出城，因而信尾说“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本来，吴文镕坚守武昌，激励将士，数旬围解，而崇纶反以闭城坐守奏劾，清廷下诏促其进复黄州。文镕此时方调胡林翼率黔勇来助，又约曾国藩水师夹攻。 直到咸丰四年正月十六，曾国藩还给吴去信，称他定于二月十八日起行。当时曾国藩刚得悉江忠源战死，对吴说：“吾党失此男子，知与不知，同声泣悼。国藩之初意，欲多备船只、炮械，募练劲旅，奉吾师为主帅，而国藩与岷樵二人为左右之辅。盖以近年以来，老成凋谢，吾师为中原群士所归仰，而国藩与岷樵二人又适皆出门下，或者共相激励，维持南服数省之大局。今岷樵成名以去，吾师又被参劾，国藩区区，将何所依倚以图宏济乎？但祈吾师善卫玉躬，临戎持重。” 吴文镕此时料到自己也难逃一死，出战前致书曾国藩嘱其万勿草草而出，说自己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要曾国藩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自己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曾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曾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 吴文镕在崇纶等满洲亲贵的趋战下，十分气愤，说：“吾受国恩厚，岂惜死？以将卒宜精练，且翼黔、湘国至，收夹击之效。今不及待矣！”咸丰四年正月，无奈之中率兵勇四千人进驻黄州以北的堵城，以图攻占黄州。时值太平天国天历的新年，黄州城里举行庆祝活动。吴文镕以为有机可乘，下令所部清军发动进攻。不料太平军派出一支部队，绕出清军之后，隐蔽埋伏。随即，黄州城内的太平军全部出动，猛攻清军，同时伏兵突起，对清军进行夹击。清军两面受敌，死伤大半。吴文镕投塘水而死。 江、吴两人的死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门生弟子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深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逼迫曾国藩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支持者。若吴文镕仍在，处处有人帮他说话，或许不至于陷入后来那样的困境。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幻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要务。如果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冒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所看出。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出兵，不要为众人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曾国藩蓄势以待，赢得了宝贵的半年时间。这是他“咬牙立志”的又一次体现。 咸丰三年冬，确实是曾国藩出办团练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庶事草创，经费繁巨，有求弗应，“公尝以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尝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矣。”（《曾国藩年谱》卷二）

初试锋芒

  • 左宗棠还说：曾国藩攻克金陵，大功告成后，“每遇人事乖忤郁抑无聊，不禁感慨系之，辄谓生不如死，闻者颇怪其不情。”实际上，曾国藩一生不限于“四大惭”，剿捻无功，他丢尽颜面；天津教案，他被世人目之为“国贼”。曾国藩一生也多次自杀过，写的遗嘱、上的遗折不止一次二次，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使他能够支撑下去的就在于他的“内敛”功夫，即信念不动摇。同时，他的一群引为同志的“知己”的帮助也是重要原因。

    李元度为曾国藩“恢复”专奏权后，曾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草拟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执别数月，相思饥渴。以仆之拳拳于左右，知阁下亦必不能忘情于仆。感应通神之理，自古无或爽也。倾奉谕旨，饬国藩筹备船炮，前往皖中会剿。当此艰难呼吸之际，下走食禄有年，心肝奉于至尊，膏血润于野草，尚复何辞！惟才力短浅，枉耗神智，无益毫末。乃者，阁下前所条陈数事，自托于罗江布衣之辞，云愿执鞭镫以效驰驱，断不思纸上空谈，置身事外。仆尝从容自笑相存，息壤在彼，想阁下必不忍背无形之盟也。贵邑侯林君秀三，慷慨请缨，愿随鄙人率师东下。仆令其精练平江勇五百人，于正月节后会师长沙。尤望阁下仗邓氏之剑，着祖生之鞭，幡然一出，导我机宜。又闻有君家扩夫及何君忠骏，皆胆识绝人，吾乡之英，亦望阁下拔茅汇引，同为东征之役。不鄙下走为不足与谋，而以天下为分内之忧，以桑梓为切肤之痛，此固藩所重赖于二三君子，而亦诸君子冰霜拔秀，澄清自许之会也。

    陈士杰在曾国藩的早期幕僚中，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位。他字隽丞，湖南桂阳州人。

    后来曾国藩准备“东征”时，再次盛邀陈士杰入幕： 自别以后，日盼足下来音，而久不见达。足下深明武事，于御众之道，盖得古人之遗意。仆此次东行，博求吾乡血性男子有忠义而兼娴韬略者，与之俱出。足下于仆，有文字之缘，有知己之雅，岂可不联镳以偕？兹专人前往，乞足下禀告侍闱，即日来阳共筹诸务。 陈士杰果然应召而出，并且在湘潭之战中立有谋略之功。曾国藩发出几十封信，请诸贤达共襄时事，但应者很少。他写给郭嵩焘兄弟的信中，备述艰难之情。咸丰四年正月与郭昆焘信中说： 去冬筠老（指郭嵩焘）来此小住数日，而家书敦促，险语逼人，遂不能复为我地公孙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谋以今日之大局，而必欲骧首前进，攘臂求名？虽大愚之人，尚不至此。则肥遁以鸣高，蔬食以自足，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亦市井寻常之人所乐而优为者，初非一二有道君子独得之秘也。若论古今之大义，则我国家深仁厚泽。吾辈之高、曾、祖、父，久食升平之福，而席诗书之荣。而君家长公身为词臣，乃历世所称极宠之秩，又以江西戎事，特恩授职编修。而足下与令弟又皆以科名慰其亲心，而誉于乡国。此岂得秦越视之，而谓国事于己无与、置之不闻不问之列？此揆之君臣之义，君家有所不得而逃也。国藩现筹备战舰，水陆并进，虽薄劣之才，艰难之时，明知无补万一，而正大之名，忠直之气，固可以上对日月，下对鬼神。惟时势愈艰，识者多引避伏处。孤忱耿耿，谋而无与同，失而无与匡，是以奉书拜告足下，不以为下走之私聘，而以为国家之公义，不以为兵家讨伐之常，而以为孔门千古之变。幕府有奏章之职，有书记之席，刻已请邓君小耘充书记，欲以奏章一事重烦左右。 曾国藩从君臣职分、人伦之变等几方面说服郭昆焘赶来大营，信中委婉批评了这些“君子”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入山惟恐不深的推避行为。 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 吾子身为词臣，又以戎事受知，擢职编修，与李文贞（李光地）蜡书策贼之役，功赏差同。较之岷樵咸丰元年，以丁忧之候补知县而慷慨从戎，则足下之秩较崇，而其受恩较渥矣。今足下漠然置身事外，若于国事无与。不肯走省垣与仆共事，而但至湘阴与仆一诀。所以引嫌避怨至周且详，窃恐自处失当，远背于大义而不自知也。近日朋辈中，多疑此事为国藩一人之私事，遂有不宜许友以死之说，尤可怪笑。仆之办此，一死久矣。诸友即弃予不顾，仆亦含笑而死；诸友即倾命相助，亦未必能救仆之死。若足下者，自有君臣之分义，自有名教之责任。其应竭力报国，盖不当以仆之死生为断，而当以己身之死生为断。仆而未死，则助仆共谋；仆而既死，则或独力支撑，或与人同举，直待尊命无一息之存，乃可少休耳。刻拟奏请足下专办湖南捐输，亦取君所优为者付之，不欲劳君以远征而近君以危地。务望即日命驾前来湘潭，赶办劝捐事件。 曾国藩甚至带有要挟的口吻，说如果你郭嵩焘不来入幕，我将上奏朝廷，将你列入逃兵名册。在曾国藩的再三敦促下，郭嵩焘兄弟成为最早加入曾国藩幕府的重要人物。三年二月，刘蓉也加入幕府。 此时虽没有加入曾国藩幕府，但对他事业影响颇大的是左宗棠。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三年后，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铺买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久，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这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左宗棠如获至宝，早晚研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对于今后可以借鉴、施行的，“另编存录”。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沉湎于八股文章的学子对此很不理解，“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左宗棠却毫不理会，仍然坚持走自己的路。 道光帝钦题的“印心石屋”匾额 左宗棠出色的才能受到湖南籍名臣贺长龄兄弟及陶澍的赏识。左宗棠向贺氏请教各种学问，贺氏对比自己小了许多的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国士待之”。贺长龄去世前，适逢左宗棠长子孝威出生，遂将自己最小的女儿相许。忘年师生又成为儿女亲家。道光十七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阅兵江西，顺道回乡（湖南安化）省墓，途经醴陵。陶澍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他的到来，醴陵县令自然要竭力款待，大事欢迎，为其准备了下榻的馆舍，并请当时的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书写楹联，以表欢迎。左宗棠崇尚经世致用之学，对陶澍也早有仰慕之情，于是挥笔写下一副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景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一年多前，道光皇帝在北京皇宫连续十四次召见陶澍，并亲笔为其幼年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这件事，朝野相传，极为羡慕，陶澍也自认是“旷代之荣”。因此当他看到这副楹联后，极为赏识，询知是左宗棠所作，便立即约请相见，“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为此，陶澍还特意推迟归期一天，于次日与左宗棠周游醴陵，极为融洽，成为忘年之交。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结果又不中。南归途中，他绕道专程去南京谒见陶澍。陶澍并不以左宗棠的连连落第为意。他格外热诚，留其在总督衙署中住了十多天，“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一天，陶澍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时仅五岁）陶桄，与左宗棠五岁的长女孝瑜定婚。当时，陶澍已六十岁，左宗棠仅二十七岁。左宗棠为避攀高门之嫌，以亲家地位、门第、名位不合而婉言谢绝。陶澍却不以为然，说“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仍然坚持原议。陶澍去世后，陶、左两家终结为亲家。

    左宗棠与胡林翼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从此成为莫逆之交。两人在一起谈古论今，朝政腐败、官吏无能、民生困苦和西方各国的侵逼，无所不及，都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

    胡林翼遂隶曾国藩部下。胡以功旋援四川按察使，仍留湖北。曾国藩此后大举“东征”，又向清廷奏请留胡，称他“胆识绝人，威望素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请随同东征，咸丰帝允准。胡后来成为湘军中仅亚于曾国藩的二号人物。

    曾国藩在临终前一年，曾和心腹幕僚赵烈文讨论成功之道，两人共同的认识是湘军将帅的团结，并推胡林翼为第一人。胡林翼最初官位比曾国藩要低得多，但他是湘系将帅中第一个掌握实权的人。曾国藩费尽心机甚至不惜向朝廷摊牌也得不到的巡抚之位，胡林翼却很快得到了。而且，凭他和官文的关系，凭他手下掌握的将帅、财饷等资源，如果他不支持曾国藩，曾国藩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功。所以曾国藩推胡林翼为第一是发自内心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林翼早取得巡抚之权，但却甘居曾国藩之后，事事推曾国藩为第一，不但多次上奏为曾国藩请命，而且还一再对曾国藩的谨慎风格提出忠告和批评，让他不任封疆不出山。胡林翼于咸丰五年出任湖北巡抚，而力荐他的是满族贵族文庆。文庆姓费莫，是满洲八大姓之一，道光初年进士，后历任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等官职，在满族贵族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他力言“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彼皆从田间来，知民疾苦，熟谙情伪”，“平时建白，常密请破除满汉藩篱，不拘资地以用人”，对曾国藩、胡林翼都很赏识。他与胡林翼分任江南乡试正副主考官时，就奇其才略。咸丰五年又力荐胡出任湖北巡抚，其后湖北所请无不从者，就是因为文庆在朝中全力支持。胡林翼任职湖北巡抚后，清廷不放心这个汉人，于是立即任命官文为钦差大臣。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官文只能利用，不能去之。最早调解官、胡矛盾的当推魁联。魁联是内务府正白旗人，官声甚好，得到曾国藩、江忠源等人好评。咸丰五年升湖南按察使，被骆秉章、左宗棠奏参降为知府，不久由官文调至湖北，总理营务。魁联到湖北后，发现了官、胡的矛盾，于是“反复解释，用成大功”。后来阎敬铭也向胡陈言：“公欲去官公，保来者非官公耶？以一巡抚能去若干总督，即曰能之，满人不能与闻军计，公又何以自保？”王家壁、王柏心等士绅也劝胡林翼克制，并说官文“心似无他，但耳软耳，事多掣肘，未必尽出本心。诚能动物，而忍克济事”。 在这种情况下，胡林翼对官文大施权术。胡令其母认官文宠妾为义女，使两家内眷亲密往来；自己也不时拜谒官母；与官平时私函，略去官场礼仪，直呼之为“老兄”，“中堂老兄”。在公事上，则“专从里子切实讲求，而不占人面子”。即抓实权，坚持按己意埋头处理军政事务，而每遇可得美名、邀封赏，如“收城克敌”等事，则推首功于官文。在奏折信札中极力称誉官文“宽仁博大”，“仁厚公忠”，“能开诚心，布公道者，惟中堂一人”。对官文的贪婪习性不仅视而不问，而且还每月以盐厘三千金，划作督署公费。此钱实则进入官之私囊。（参考尤盛运《湘军史稿》172—174页） 胡林翼妥善处理好与满洲权贵的关系，对巩固两湖形势，进而支援湘军出省作战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胡林翼善于调和诸将间的矛盾，而其见识又高，使形势大为转变。彭玉麟与杨载福并为水师二员大将，但关系一直不和。一次，胡林翼写信召两人商谈要事。杨岳斌先至，与胡林翼谈得正起劲儿，见彭玉麟走进来，杨岳斌立即要往外走，胡林翼命其坐下。彭玉麟见杨在，也转身往回走，胡上前将其拉住。同时令下人备酒三斗，每人一斗。酒过三巡，胡林翼声泪俱下，说：“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持。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两将大悟，遂和好如初。 以后，在胡林翼的请求下，曾国藩派罗泽南增援武汉。当罗泽南军进抵武昌城外的纸坊胡林翼大营时，胡林翼大喜，凡事“咨而后行”，倚为干城。罗泽南“亦稍稍分其众隶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尽传楚军（指湘军）规制”。 对罗的心腹大将李续宾、李续宜兄弟，胡林翼亦极尽笼络之能事。他知道李氏兄弟家贫而颇讲孝道，有老母在家无人照顾，便特地将李母接到自己署中，礼敬有加。过分的礼遇以致引起李氏兄弟的怀疑。有一次李写信问曾国藩，胡对他们兄弟这样好，是否出于权术？曾明知如此而不敢点破，只好说若待别人，权术或有之，但对你们兄弟纯出于真心，绝非权术。胡林翼依靠罗泽南一军为骨干，对湖北军队进行了全面整顿，将原有绿营兵逐步裁汰，按照湘军的榜样重新建立起湖北的武装力量，并不断派人去湖南募勇，连年扩军，一时成为长江上下军力最强的省份。

    此次左宗棠虽未入幕，但对曾国藩取得湘潭之胜利起到重要的谋划作用。因而曾国藩在写给清廷的奏折中多次举荐左宗棠“才略冠时”，“自湖南用兵以来，出虚发谋，皆其赞画，现又经营船炮，接济大军，应请以知府归部尽先选用”。咸丰五年又上奏称赞左宗棠“维护水师，保卫两湖，大有裨益”。 期间，二人也有摩擦。一是曾国藩因为坚持湘军不受地方大僚指挥的原则，与王珍发生冲突。王珍本是曾国藩的下属，他们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其实主要反映了作为中央派出大员的曾国藩与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骆秉章在实际利益方面的矛盾。左宗棠咸丰四年三月入骆秉章抚幕后，作为幕僚站到了骆秉章一边，也是很自然的。再有一件事就是宁乡发生隆氏父子案，事牵曾、左。隆观易之父颇为任侠，因此为里豪所雠。隆观易十余岁时，避走衡阳，改易姓名，入莲湖书院。从生童诵读，颖异敬学，诗文幽苦。曾国藩的岳父欧阳凝祉为书院讲席，感到隆观易很奇怪，就问他从哪里来，隆向欧阳先生具诉其冤。适曾国藩屯驻衡州训练湘军，闻其事，即“移文宁乡，悉反其事，捕系其父所怨家数十人，欲穷治其狱”。巡抚骆秉章“以国藩侵官权，固不乐”。里豪“乃遍诉其县吏士，因左宗棠告巡抚，径下檄用便宜斩其父，事又大反”。隆观易刚返乡，“遇奇变，即又窜走山谷间”。后案情虽稍缓解，“而怨家犹盛，不敢入城市者二三十年”。由于曾国藩与隆观易父子的关系显然较深，他以治兵大员直接插手地方诉讼、司法事宜，很自然地引起了巡抚骆秉章的不满。不久，左宗棠入幕，宁乡“里豪”和“吏士”才“因左宗棠告巡抚”，终于以地方政府的名义“下檄用便宜”斩隆观易之父，使案件全部翻过来。显然，隆观易父子案中的曾、左关系也主要反映出了曾国藩与骆秉章的矛盾。 曾、左间有些小纠葛，但以上两件事主要是曾国藩与骆秉章之间的矛盾，间接涉及左宗棠。而曾国藩为了筹集湘军饷银，向陶家勒捐，这件事可以说直接牵扯左宗棠，为此二人闹得不愉快。但这些不妨碍二人在大局上保持一致。其中，胡林翼的调和作用又很重要。胡林翼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左宗棠为人忠诚、感情真挚而专一。他性情偏激的地方，好比朝廷有争臣，家中有烈妇。平时虽有小的牢骚，到面临危难的时候就知道其人的可靠。又写信给左宗棠说，国藩的品德，是我们湖南的第一位人物。声名太高，名望太深，那么他日遭到的抱怨和诽谤也是不可预测的。国藩善于保全，不让自己蒙受千秋的诬陷

  •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是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时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即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 知道了！殊不必如此固执。汝能国尔忘家，鞠躬尽瘁，正可慰汝亡亲之志；尽孝之道，莫大于是。酬庸褒绩，国家政令所在，断不能因汝一请，稍有参差。汝之隐衷，朕知之，天下无不知也。

    清廷有功不赏，反而使曾国藩得了“违旨罪名”，曾国藩感到十分委屈。当天，他的癣病又发作，精神也不好，在致几个弟弟的信中，说了一通“功名之地，自古难居”的道理，是自我安慰，也带有安慰几位弟弟的意图

    曾国藩的内心确实十分悲苦。特殊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大忍者”，后人读他的家书，也常为他郁屈的心情所不平。这一时期，他写给家中的信大多谈的是忍、是耐，是对名利的淡而远之。但忍耐的背后是“神龟”的玉成。他还用造物主不轻易成就一个人的大名以及名与实相符才是真正的英雄来警戒自己，警示几个弟弟，他说：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他手中的湘军已经羽毛渐丰，成为清廷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为他成就功名的基础。

    曾国藩自己经受了太多的不平与不公，他咬牙立志，忍了。但是，他不允许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曾国藩在湖北短暂停留时，做了一件让朝野侧目的事，就是上疏参劾崇伦，为他的老师吴文镕之死大叫冤屈。曾国藩与他的老师吴文镕关系一向亲近而又密切。他的日记中留下了二人交往的大量记录。吴文镕出任江西巡抚时，曾国藩倚马相送，并赋长诗以怀。其后，师生驰驱于两湖，再其后老师驾鹤先飞，学生在尘间受磨折。 九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舟次黄州，寻访吴文镕堵城营垒，“于其殉难之处，为文以祭之，词甚哀厉”。经广泛咨访，他上疏严厉参劾前湖北巡抚崇纶，且言词激烈。

    而当时他虽攻克武昌，却受到皇帝的申饬，受到湖广大官僚的排挤。这时，曾国藩忍无可忍，借吴文镕死难的事大发牢骚。这也是曾国藩后来反省自己当时“处处以为比别人聪明”的由来。曾国藩的这份奏疏名为《缕陈鄂省前任督抚优劣折》，上于九月二十七日。 崇纶是满洲正黄旗人，后任陕西盐道等职，为人工于结纳，在陕西多年，属员无不与之相熟，上司亦喜其逢迎，“公事茫然不知，例案亦不能解，叠署两司，又署粮道数次，任听家人薛坤无弊不作，而仓储不可问矣”。后历任直隶永定河道、云南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等职。咸丰二年（1852）升湖北巡抚。当时太平军占领武汉，及至次年春天，太平军弃武汉东下，崇纶才敢于入城就任。湖广总督徐广缙以不能防堵太平军被罢官，清政府调湖南巡抚张亮基任湖广总督。张亮基下车伊始，就遭到崇纶的严词参劾。咸丰帝以督抚不和为由，将张亮基迅速调离，叫张去担任山东巡抚之职。接着，又命吴文镕为湖广总督。吴文镕于咸丰三年九月十五日到鄂，卯刻接印，未刻即闻田家镇兵败之信。当时武昌全城逃徙一空，官弁仓皇无计，众心涣散。吴文镕传集僚属，誓以死守。即日移居保安门城楼，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幕宾，无亲兵夫役，昼夜处理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因此人心稍定，溃兵稍集，太平军退守下游，不敢直接进攻省城。若坚守不懈，极可能转危为安。不料崇纶因偶怀私怨，竟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 崇纶的参劾奏称：“奴才屡劝督臣派兵攻剿，决意不从，督臣之意，专待湖南、两广并自造各船炮到齐，诸项完备，多集大兵，方敢出师。若以数千之旅，惟恐有失，万不肯行。终日闭城坐守，一筹莫展。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中国有“恶人先告状”的俗语。崇纶作为巡抚本有城守之责，但为逃避失守城池罪责，几次欲出城扎营。吴文镕对崇纶的用心也十分了解。因此他与曾国藩飞递书信，往返函商，约定待广东洋炮运抵长沙，湘军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镕里应外合，收截击之效。可是，崇纶却不管这些，置个人生死于大清城池之上。吴文镕离开武汉前往黄州前线督师后，崇纶出尔反尔，又以吴文镕拥兵自卫，武昌极形空虚入奏，咸丰帝也乱了方寸，在崇纶的奏折上批道：“吴文镕出省，自拥多兵，置省城重地于不问，殊昧大局，不知轻重，是视自己性命有重于地方，著速行传旨吴文镕将伊所带之兵勇酌量撤回，以固根本。朕岂为保一崇纶，实为鄂省之民命计也。”至此，吴文镕的命运已是预料之中了。曾国藩说：吴文镕“以屡溃杂收之兵勇，新募未习之小划，半月不给之饷项，仓皇赴敌。又居者与出者不和，事事掣肘，遂使堵城之役全军溃败，湖北府县相继沦陷，未始非崇纶参劾、倾陷有以致之也。尤可异者，当参劾之后，吴文镕毅然出征，崇纶复率僚属力阻其行。我皇上曾严饬自相矛盾。迨堵城既败，吴文镕殉难，阖省军民人人皆知，而崇纶以不知下落入奏，不惟排挤于生前，更复中伤于死后。正月十九日，崇纶遣守备熊正喜至衡州一带，催臣赴鄂救援，伪造吴文镕之咨文，借用布政司之印信，咨内但称黄州贼势猖獗，并不言堵城已败，督臣已死。种种诈伪，故作疑似之词，无非谓吴文镕未能殉难，诬人大节，始终妒害，诚不知其是何肺肠！” 吴文镕死后，青麟帮办军务。崇纶又与之百端龃龉。曾国藩遂以治家比喻治军，带有结论性地说道：大抵治军譬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一人而怨詈众兄弟者，必非令子；一人而排挤众将帅者，必非良臣。上年张亮基欲以全力防田家镇，崇纶既阻挠，而不合，继又倾挤吴文镕，旋又忌害青麟，皆使衔恨于地下。平心而论，鄂省前后溃败、决裂之由，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崇纶也。 吴文镕死后，崇纶力求走避脱身，遂自请出师进攻，以免将来失守城池被判重罪，咸丰帝知其用心，不予批准。崇纶恰巧碰上丁忧，以为可以脱身而去，不料咸丰帝仍命崇纶留在湖北协防，仅在名义上命青麟代理湖北巡抚。崇纶绞尽脑汁，又以自己病重为由乞求皇帝将所任之职罢去。咸丰帝终于大发雷霆，即将崇纶撤职。四年六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城池前一日，崇纶逃奔陕西。曾国藩上奏说：崇纶身为封疆大臣，无论在官去官，死难是其本分，即不死亦不妨明言，何必倒填日月，讳其城破逃生之罪。劾人则虽死而犹诬之，处己则苟活而故讳之，岂非无耻之尤者哉！“臣入湖北境内以来，目击疮痍，博访舆论，莫不归罪于崇纶。以年余之成败始末，关系东南大局，不敢不据实缕陈。其应如何声罪严究，圣主自有一定之权衡，微臣不敢拟议。”由于曾国藩的上奏是博采公论，因此，咸丰帝诏斥崇纶“偷生避难，实属辜恩昧良”，命陕西巡抚王庆云派员押解来京，交刑部候旨讯办。崇纶临死不忘投机取巧，实为畏罪服毒自杀，却以“病死”奏闻。

  • 曾国藩出师之初，对当时的战局十分忧虑，“东南大局，真堪痛哭”，“东南大局不堪设想”之类的话多次出现在他给清廷的奏折上。他给僚友的信函中，甚至还认为，版图分割，裂疆而治都不可避免。曾国藩通过“赤地立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练成了“别开生面”的湘军。打湘潭，取岳州，使裂土分疆的危局骤然缓和，而且，使太平军无力再图湖南。 东南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据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东南大局从这里开始转机。按照曾国藩的意图，清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据守长江中游，积蓄力量，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但清廷急于求成，根本不采纳曾国藩的“稳着”，而是下令曾国藩率师东下，“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九月上旬，曾国藩率师向九江推进。太平天国失去武汉后，在九江以上严密布防，而田家镇首当其冲。杨秀清将弃守武昌的石凤魁、黄再兴押解天京，斩首示众。命燕王秦日纲守田家镇，又派涂镇兴、侯裕宽、韦俊等前往助守。

困顿江西

  • 对曾国藩及湘军的骄气，既是局中人又是好友的左宗棠发现了。他认为其时湘军“将士之气渐骄，主帅之谋渐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罗泽南等，劝他们审慎从事，切戒“轻进”。但曾国藩不作书信回答。左宗棠稍后在致夏廷樾的信中说：“涤公自田镇以后，颇露骄愎之气，弟数与书而不一答，盖嫌其太直也。”罗泽南倒是有些警觉。他回信给左宗棠说，也许你以为我会忌其言之太直，我此身日在过中，力求药石而不得，敢忌医乎？你所说“骄之弊宜若易免，然时时对勘亦若为难”，诚有道之言。罗泽南还在信末写了一首诗：“事业极伊吕，浮云过太虚；矧兹一战绩，已出二年余。”意思是说：即使如伊尹、吕尚的王佐事业，也不过如浮云掠过太空；何况湘军这一战绩，已迁延了两年多才得手，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呢？

    曾国藩何尝不知骄兵必败的道理。《中兴别记》说，曾国藩看问题往往从终极目标向上推及，并不十分计较具体的“多算少算”，由于他“得诸更历艰阻者居多”，身历胜负，因此也绝不是昏头的人。但湖口之战却应验了骄兵必败这一军事常识。

    九江古称浔阳、柴桑。秦设九江郡，有“江到浔阳九派分”之说，故名九江。它位处江西北陲，长江中游南岸，庐山北麓，东濒鄱阳湖。九江“襟江带湖”，雄踞三省要冲，又素有“江西门户”之称，因此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东吴名将周瑜曾在九江西南的甘棠湖演练水师。一千多年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率岳家军屯驻江州（九江），将金兵铁骑阻于江北。不久，岳母病逝鄂州（武昌），岳飞扶榇顺江而下，将深明大义的母亲安葬在九江株岭山。六百年后，这里又成为太平天国与湘军进行生死较量的战场。

    他总结出近日军事有可凭依的三个方面：民心发生转移；饷需源源不断；军中和衷共济。关于军中和衷共济，他颇为得意地说： 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和贻误事机。臣等一军，勇逾万余，兵仅数百，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不特臣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稗，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曾国藩出征以来，并没有特殊的阵战兵法，他的胸中也没有装下多少诸葛之计。他靠的是规取大势，靠的是打硬仗，扎硬寨，而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这也是湘军区别于八旗绿营正规军的最重要一点。昔日军营的“败不相救”，终于改造成今天的“胜则举杯相庆”，确实来之不易。 但曾国藩也有忧虑。他同时还提出了大可忧虑的三个方面：由于太平军水陆相依，大小船互出，一时找不到破敌之法；太平军愈聚愈多，而湘军以“长征之卒，无生力之军，转战千里，筋骨劳困”，疲于奔命；将领中勇多而谋少，独当一面者，殊难其选。曾国藩表示“步步谨慎，不敢稍涉疏虞”。很显然，湘军不善于持久战，其失败的端倪已经出现。十一月中旬，湘军水陆近三万人陆续抵达湖口、九江城下。清廷按曾国藩所请，调兵遣将，饷项战械，无一不准。清廷又以其调度有方，赏给他黄马褂一件、玉靶小刀等物，以示优奖。 但湘军在湖口、九江遇到了劲敌。曾国藩原以为九江一郡，指日可破，不料两处太平军，守备日固，人数亦日增，“其坚悍凶顽，实出意料之外”。太平天国的英雄罗大纲真的把湖口变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他用木排数十丈横亘江心，“排侧有炮船，排外有铁锁、篾缆，层层固护，两岸营墙，百炮轰击，皆以坚守此排”，湘军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排内。伤亡愈多，军心愈愤。 驻守九江的太平军将领是林启荣。他能攻善守，湘军发动多次进攻都不能奏效。曾国藩亲自赶到九江城外与塔齐布、罗泽南会商，决定将陆师分为两支，一支由塔齐布率领继续攻城，一支由罗泽南率领进驻湖口城外的盔山，与胡林翼合力进攻梅家洲，以牵制湖口太平军，割断九江与湖口的联系。太平军也相应改变部署，由林启荣继续守九江，石达开守湖口，罗大纲守梅家洲，深沟高垒，坚壁不出，使湘军寸步难行。 十二月初，曾国藩亲自督导，仰攻九江，多日不下，遂改变战略，舍坚攻瑕。十二月初十，胡林翼、罗泽南率湘军陆师发起对梅家洲的攻击，太平军一次次将湘军击退。水师自初六开战后，太平军采取诱敌之策，连夜将大船凿沉江心，用砂石垫实，仅西岸留出隘口，用篾缆相拦。初十这一天，湘军水陆一同向隘卡攻击，太平军三面放炮，湘军受重挫。随后，太平军在湖口至姑塘四十里江面，用民船数十只且战且退，把湘军舢板等轻便战船一百二十多艘诱入鄱阳湖内，然后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装大炮，将其死死地封锁在湖内。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 外江水师仅有运转不灵的长龙、快蟹等大船，陷于被动境地，太平军不断投掷火球、火罐等引火之物，共烧毁湘军大船九号，中等船只三十号。湘军水师“屡胜之余，变起仓卒，快蟹、长龙等船挂帆上驶”，李孟群、彭玉麟等不能禁止。湘军水师大船逃到九江大营。 曾国藩闻讯后焦灼不安，因为战船损失事小，而湘军赖以取胜的轻便小船以“二千精健之卒，陷入鄱湖内河”，已被太平军水卡隔绝，内湖水师军无统将，辎重阻隔，漂泊章、鄱之间。外江所存多笨重船只，运棹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实觉无以自立。曾国藩只得急忙调回正在武穴养病的杨载福，以统率原来由他带领的那部分水师。陆军方面，曾国藩放弃对湖口的进攻，将胡林翼、罗泽南调回九江，以集中兵力，进攻九江。就在罗泽南回到九江的当天晚上，即十二月二十五日夜间，太平军分别从九江与小池口驶出小船三十艘，挟带各种火器，放火延烧湘军船队，水师顿时大乱，大小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坐三板督阵，严禁黑夜开船，但因江阔船多，不能禁止。太平军用小划船数十只，将曾国藩坐船团团围住。曾国藩的管驾官、监印官全部死亡，“文案全失”。曾国藩在即将被太平军俘获的危急关头，投水自杀，被幕僚救起，用小船送入罗泽南营中。他遥望江内水师纷纷溃逃，只余少数船只停泊在南岸罗泽南营旁边，深感大势已去，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之为，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蓉紧紧抓住马缰，众幕僚寸步不离。

    可见湖口之败对曾国藩及其湘军士气的打击是相当大的。这也是曾国藩进入江西境内三年“受辱受挫”的开始。太平军在湖口、九江袭击湘军水师成功后，分三路向武汉发动反攻。曾国藩即派胡林翼、王国才两部以及水师中的李孟群、彭玉麟回援武汉。咸丰五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并重新控制了湖北的大片地区。曾国藩奏称，湖北复为贼踪往来之地，前此成功，竟成空虚。可愤可憾！

    湖口惨败，武昌又失，致使曾国藩苦战半年打下的城镇得而复失，湘军精锐溃不成军，水师被肢解内外两支。这一次惨败，是曾国藩自己所说的“平生四大惭（耻辱）”之一。九江是曾国藩经历的滑铁卢。咸丰五年正月十二日，他神情沮丧地离开了九江，于十六日到达江西省会南昌。败军之将不言勇，作为打败仗的侍郎，曾国藩来到了南昌，又一次开始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没有欢迎的人群，也没有地方官的出城相迎。这里的第一官——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同年，可是，在这个崇尚成功，蔑视失败的社会里，他也没有来迎接。

  •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于是他鼓足勇气，向曾国藩陈说：“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李元度接着说，岳州之败，是因为军队尚未集结就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团丁之请，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被敌人阻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却不为退路着想，是犯了行军大忌，则不能不败。李元度的话虽然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 内湖水师在重整中又恢复起来。正月底，曾国藩将先期修整好的战船六十余只派驻康山。陆师方面因胡林翼已率部前往武昌救援，曾国藩又令李元度回家乡招募四千人，二月底也抵达南康。由于有更多的战船进泊南康，李元度统领的平江勇紧相护随。曾国藩颇为感慨，他说水师之起，专为肃清江面而设，陆军之所维护水营，九江、湖口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水师孤悬，与陆师远隔不能配合作战之故。水师奔赴南康前，曾国藩亲自登上舟船，督促将弁操练一番，见可以一战时，即分批调赴南康，与平江勇各扼水陆要冲。自九江败后的危局有所缓和，曾国藩舒了一口气。 三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从南昌起行，亲督水师，移驻吴城镇。四月十三日，又由吴城进驻南康。但江西的形势越来越危急。四月下旬，义宁州被攻陷，省城南昌戒严。巡抚陈启迈急调湘军回援南昌。这时，在江西的两位大员，曾国藩驻南康，塔齐布驻九江，中间虽仅隔一个庐山，但由于太平军不时袭击，二人都不敢远离营次。因此，屡次约定骑马相见，均未能如愿。由于罗泽南一军须回南昌防守，而九江水师又无陆营护驾，曾国藩上奏清廷，用了“孤悬可虑”四个字。对此，清廷也无计可施。 五月底，内湖水师在青山取得了重整内湖水师后的一次小胜仗，曾国藩的座船拖罟也失而复得。曾国藩百感交集。上奏称： 伏查水军自去岁湖口失利以来，陷入内湖各船与外江水营隔绝，卒与将离，兄与弟隔，小船之素附大船者，皆隔绝而不得相见。臣国藩特至江西造船添勇，另立新军，方虑士气已伤，难期再振，幸仗我皇上威福，两次获胜，夺回拖罟大船，积愤为之稍申，军心为之一振。若使此军果足自立，则扼断长江之腰膂，上有金口水军以击其首，下有红单战船以击其尾，二千余里之江面，分为三段剿办，或有肃清之期。 由湖口战前的“和”势局面，变为战后的离隔之局，曾国藩十分伤感。但他有了新的想法，就是分段肃清江面。六月二十七日，曾国藩与塔齐布终于在青山大营相会，这是两人近半年的第一次相会。言及顿兵九江，劳师糜饷，上负主恩，下失民望，两人愧愤交集，哽咽难言。当时九江城的太平军时多时少，塔齐布之师若分剿他处，则恐大营单薄，反给太平军以可乘之机；若合聚一处，则五千之众，久无成功，日对坚城，徒深焦灼。就湖口水军而言，由于无陆兵保护，彼此都无所作为。因此曾国藩上奏清廷：“不得不思所变计，以求有济于大局。拟于七月以内，臣塔齐布移至青山，渡湖之东，会剿湖口。如能攻破此关，全局固有转机；即不能遽破，亦当由彭泽而下，直趋建德、东流，以期与下游池、太之师联为一片，是亦大局旋转之一策也。”塔齐布也同意曾国藩的部署，但提出在七月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如攻下九江最好，攻不下，再移师。按照新的部署，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湖而来。罗泽南统领陆师攻克义宁州，省城的危机有所缓解。塔齐布回九江后，广置攻具，备云梯数百，布袋四千，扎草人以攀城，结竹筏以渡水，各营弁勇，皆自备挡牌、竹盔之属，无一不齐，专等月黑阴雨之夜，大举攻城。并约定七月十五以后，九江、湖口同时发动攻势。但东风不与塔军便，七月十八日，塔齐布卒于九江大营。次日，曾国藩立即赶赴九江陆营。想想身边最得力的大将在自己孤危之时而去，不禁悲从心中来，他伏在塔齐布的尸体上放声大哭。 塔齐布是个旗人统帅，由于他与曾国藩统领湘军，缓解了外界对曾家军的种种猜测与议论，而多了层满汉协同作战的形象。现在，塔齐布盛年而去，不仅使曾国藩失去了一位好将领，更重要的是，会有更多的人带着疑虑的眼光看湘军的热闹。因为，此后所有的功劳都是湘军的，都是曾国藩的，与旗人、与国家的正规军似乎再也没有干系。在战局十分不利的形势下，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困难。他在塔齐布的灵柩前饮泣不止。灵堂两侧挂上了刚刚写就的一副挽联： 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 至诚相许与，有章曾荐郭汾阳。 塔齐布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升任大帅，与他的英勇善战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多次保荐。而在曾国藩起家的路途上，前期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塔齐布：长沙初办团练，是塔齐布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助他练军；湘军的第一次“东征”，取得所谓“湘军初兴第一奇捷”，也主要靠塔齐布的顽强攻战。其后，塔齐布任提督，曾国藩却因败绩被革职。但塔齐布“事曾国藩谨，自居部曲，不主奏报”，对曾氏极尽维护之能事，为湖南士绅官员所重。塔齐布因与鲍起豹有隙，代其位后，“遍赏提标兵，得军功六品牌者三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无修怨之心，标兵大欢”。 湘潭战后，塔齐布率陆军七千人偕水师北上攻取岳州。不日，其军败太平军于岳州以南新墙，湘军水师则取胜于君山雷公湖。太平军弃岳州退守城陵矶。就在这次战役中，塔齐布阵斩太平军老将曾天养，清廷为此予其骑都尉世职。 塔齐布平时有愚憨、无能之态，及到战场，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其喜好单骑逼近敌垒，侦察虚实，几次进入危境，都转危为安。塔齐布治军也颇有方。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令退回。曾国藩入南昌后，塔齐布驻扎九江，两人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终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救回家中。次日，各军以塔齐布未回，汹汹如所失，士卒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三更时，乡农将塔齐布送回，曾国藩、罗泽南倾营而出，光着脚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泪诉劳苦。但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各营官都惊喜异常。饭毕，已是元旦。 咸丰五年夏，曾国藩遣李元度率平江勇渡河攻湖口，约定次日塔齐布攻九江，使太平军腹背受敌。清晨，塔齐布忽患心悸而卒，年仅三十五岁。据说，塔齐布每次战前，先让百名亲兵蒙面，从中选一人为掌纛，每战必胜。死前的一个晚上，选掌纛时，有一纯施粉墨者，塔齐布见之，默然不悦，勉强说：“好！好！纛授你了。”第二天即卒。塔齐布兄弟三人，小弟去年死于战场。他没有子嗣，只有年迈的母亲还健在。

  • 在湘军筹饷的全过程中，除郭嵩焘外，李瀚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跟随曾国藩时间最长，一直总理粮饷，是很称职的管家。李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亦写作小泉、筱泉，晚年自号钝叟。他生于道光元年，比二弟李鸿章大两岁。父亲李文安在京任职，李瀚章作为长子，挑起了家庭重担，侍奉祖父，照顾弟妹，又秉持家训，专攻举业，但科场不顺，乡试屡受挫折。道光二十九年，李瀚章被选为拔贡。朝考一等，拜曾国藩为师，以知县签分湖南。咸丰元年，署永定知县，二年，署益阳知县，未及上任，太平军进攻长沙，湖南巡抚骆秉章命其守南门天心阁。解长沙之围后，李瀚章奖六品衔，赴益阳县任。曾国藩在回籍办团练，组建湘军之前，以“安定地方”为己任，曾大开杀戒，作为学生兼一县父母官的李瀚章，对老师的做法颇不赞成，曾经上书劝曾国藩缓刑，施“仁政”。但曾国藩不以为然，仍然杀人如麻。三年，李瀚章调署善化知县。曾国藩因与他有师生之谊，又见他忠实可靠，办事踏实，便派他办理捐输。第二年，曾国藩率湘军东下，设立粮台八所，李瀚章随营差遣，可以说是经理粮饷的元老。 湘军粮台八所，即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分别办理各项事务，并非专理粮饷。粮台设总理事务一人，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以司其职。湘军粮台的特点，与从前军营不同的地方有两点：一是粮台人员不是朝廷特派大员经理，而是由主帅委派，其权操于主帅，所以调兵运饷都由主帅一人掌握。二是粮台转运方便。湘军粮械都以水师供给转运，当初起时，以夺取长江控制权为目的，曾国藩自驻战船，粮台即设于水上，一切军装米盐都储船上。曾国藩还奏请清廷，提用湖南漕米二三万石，以济军需。咸丰三年十一月又请“嗣后臣行营所至，如湖北、安徽等省，准令随处劝捐，一例咨部，仍随时发给部照”。四年二月出外作战前，曾国藩的湘军已近三万人，每月需饷银八万两。不但湖南一省难尽供支，而且邻省亦难协济，所以他说专恃劝捐一途，以济口食之需。不久，曾国藩奏请于湖南、江西、四川三省中，择官绅数人帮助筹办捐局等事务，这就是：湖南省籍新授四川盐茶道夏廷樾、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江西省籍前任刑部侍郎黄赞汤、升用知府郴州直隶州朱荪贻；四川省籍按察使胡兴仁，前翰林院编修李惺。曾国藩当时整装待发，但仅有一月饷银，他惟恐若因饷项不继，湘军饥疲溃散，则从此更无望矣。 “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为了筹集军饷，曾国藩甚至为贪官请入乡贤祠。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颂扬文章，而这一次，他奏请入乡贤祠的却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视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援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但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他为杨家而不耻。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合儒家道德规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不了台。可是，为了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两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五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十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到江西后，曾国藩面临客军虚寄的局面，因此筹饷问题又日形突出。五年四月，他奏请拨浙江盐引用盐抵饷，经户部议准，但由于四境不安，实际未能实行。后来，主要因为筹饷之事，与江西巡抚陈启迈闹翻。

  • 这一时期，是曾国藩最为危急的时期，用他的话说，为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故一再请调罗泽南回援江西。曾国藩用哀怜的口吻说，湘军陆路不足三千，水师只有二千三百人，兵力至为单薄，而地形又觉散漫，只能勉力支撑。

    罗泽南回援湖北，巡抚胡林翼对其礼敬有加，言必称“先生”，对罗的心腹大将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亦笼络有加，甚至将李母接到自己署中照料。由于武昌迟迟不下，江西形势又岌岌可危，曾国藩再次奏调罗军回援，他致书罗泽南说

    曾国藩此时已五次遣使赴鄂请援兵，但一直没有音讯，为此十分惶惧。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南昌，曾国藩才得知罗泽南已死。由于江西危如累卵，曾国藩封锁了罗泽南已死的消息，秘不告人，恐损士气。 罗泽南外貌朴实，气质深沉，当咸丰四五年间，因屡立战功，朝野仰为名将，而不知他“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是以儒生带兵的典型人物。曾国藩认为，罗泽南虽与江忠源、塔齐布同时并起，但“战功较二人为尤著，独当一面之处为多”。曾国藩在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奏请在江西为罗建专祠时说，罗泽南胸怀恬淡，不求闻达。乃一旦仗义从军，毅然以身许国，冒危险而不顾。后来，曾国藩还写了《罗忠节公神道碑铭》，称赞他“大本内植，伟绩外充。兹谓豪杰，百世可宗”。罗泽南还是开创“无湘不成军”的第一人。对其影响，近人钱基博评论说

    咸丰六年的上半年，曾国藩几乎陷入绝境。江西只剩下南昌等几座孤城，通往湖南湖北的路都被太平军阻隔。曾国藩望眼欲穿，等待两湖的援兵。五月间，他又拿出银两募探卒，用蜡丸隐语探听两湖援兵的消息。由于探卒多次被太平军截获，所以常常有去无回，即使偶尔接通了消息，又都是用隐语所写，也只能了解大概。得知罗泽南病卒的消息后，曾国藩仍用隐语致信其弟： 温六老板左右：三月二十八日，有小伙计自鄂来江，乃初九日起程者。接润之老板信三条，知雄九老板噩耗。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迪安老板，新开上湘宝行，不知各伙计肯听话否？若其东来，一则恐无盘缠，二则恐润老板太单薄。小店生意萧条。次青伙计在抚州买卖较旺，梧冈伙计亦在彼帮助，邓老八、林秀三亦在彼合伙也。雪琴河里生意尚好，浙闽均有些伙计要来，尚未入境。黄虎臣老板昨往瑞州去做生意，欲与印渠老行通气，不知可得手否。余身体平安，癣疾全愈。在省城与秋山宝店相得，特本钱太少，伙计又不得力，恐将来火食为难耳。余不一一。澄四老板三月十九发一信来，已收到矣。开益号手具，润公老板、迪安老板、义渠宝号、吴竹宝号店均此。来伙计二人，照给白货。初七日到小店。初九日行。 信中的“温六老板”即是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润之即胡林翼，雄九即罗泽南，迪安即李续宾，次青即李元度，雪琴即彭玉麟，秋山宝店指江西巡抚文俊。此信的意思大体是：得悉罗泽南病逝，李续宾接统其军，不知部属是否服从稳定？如果李续宾统众援赣，恐怕胡林翼处兵力又减少。曾国藩自称“小店生意萧条”，即处于困境，李元度正在攻打抚州，并有其他人帮助。彭玉麟统领水师尚好，浙江、福建援军尚未入境。又说他与文俊关系融洽，只是没能给江西打开局面，因此担心粮饷成问题。

  • 曾国藩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 《陆军得胜歌》不敢绳以古人之法，就吾辈今日所能行之者为之。惟国藩未曾身历行阵，当决命须臾之际，甘苦疾徐，有非局外所能尽喻者。吾弟身经数十战，至于营规粗迹，则歌中所述乃决不可少者。兹附去四十份，望饬各营官、哨官一一遵行。 在给罗萱的信中也说： 用兵者必先自治，而兵制敌。《得胜歌》中言自治者十之九。足下与都司彭君率此军以出，纵使攻不遽克，名不遽立，亦自无妨，要当尽心力以求合于歌中之所云者。不然，日日但求胜敌，我之可以取胜者安在乎？孙子以攻城为下策。攻城不破，非战之罪也。吾之所望者，但望贼匪来扑。野战交锋之时，我军进退严明，确有不可摇撼之象，则此枝渐成劲旅。此吾之所期望而慰幸者也。望与六琴兄切实讲求，时时以浪战为戒。 两军相持，坚忍能胜。在几个月没有大的战事情况下，曾国藩令将士们严阵以待，进行必要的休整，休整是为了打胜仗。他善于从微小的细节中察知变化的先机。七月初，太平军二万余众在瑞州与湘军几次交战，曾国藩从太平军的队形不整，旗色不一等表象得出事有转机的预测。他给李元度写信说： 江西局势日蹙，仆在此调兵筹饷，艰难委曲，有非笔墨所能罄者。彻宵兴叹，束手无策。然贼势亦实散漫。瑞州初一、初四之战，众在二万以外，旗帜色杂不纯，用黄布多，绸少，物力已屈，军械不整。当其接战之时，后者徒知摇旗呐喊，虚声恫喝。迨前队既败，则狂奔大溃，倾山倒海。又广东新附之贼，实与真长发不合。看此，岂可以久长者？吾辈若更坚忍数月，似当有豁然贯通之一日。仆自去年以来，屡书劝讽足下，贵精不贵多，积小以高大，戒维莠之桀桀，法桃李之不言。当兹艰贞之际，尤不能不进此迂拙之言也。 这就是曾国藩。他在期盼中迎来了曾国华的援军。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依次为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即他信中所称的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最小的弟弟国葆却最早跟长兄闯荡，早在长兄衡阳练兵时，就推荐了水师二大将杨载福、彭玉麟，后来据说因身体原因离营回乡。曾家兄弟，用曾国藩的话说，“禀母德为多”，即性格倔强，不服输。曾国华，字温甫，族中排行第六，是曾国藩兄弟中比较聪明的一个。由于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无子，因此曾国华自幼即过继给曾骥云。曾国藩对这位出抚的弟弟也倾注了许多心血。道光二十五年，曾国华与曾国潢双双来到京城，曾国藩每天督课不止。第二年曾国华报捐国子监生，以后科考没能如愿。曾国藩困守南昌时，屡向两湖请援兵，而胡林翼、罗泽南久攻武汉不克，罗泽南不久病卒，因此在家乡的曾麟书十分着急，让曾国华前往湖北请援师。胡林翼派知县刘腾鸿、刘连捷湘勇一千五百名，同知吴坤修彪勇七百人，参将普承尧宝勇一千四百人，交曾国华总领，以援江西。并募勇夫怀揣蜡丸书，间行到南昌，曾国藩始知鄂军来援。据曾国华本人在给家人的信中说：“男自揣本无带勇之材，而此次之冒昧任事，实因胡中丞、李都转之勤恳。而大兄在江西适逢警急，男若放为安坐，殊失急难之义。故与胡中丞密商，急作援江之举也。” 曾国华果真不负父兄之望，率三千多人的队伍，从武昌出发，一路上连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四县，暑雨不息，转战而前，于六月中旬又克新昌、上高。二十九日抵瑞州城外。曾国藩得信后，即派彭山屺等带勇四千，驰赴瑞州相迎。七月十五日，两军在瑞州城外会合。 这时，广东援师也已入守赣州，于是江西之围稍解。由于盛夏行军，加之一路冲杀不得休整，曾国华到瑞州后即病倒了，而且十分危险。手下的人立即用小船将曾国华送到南昌。两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在曾国藩的精心照护下，曾国华的病情很快好转。瑞州终于收复，在江西的湘军此时已达一万余人。江西湖北之间的道路逐渐打通，曾国藩上奏清廷，称“全局转机，胥系乎此”。与家乡中断一个多月的通信也恢复了。曾国华病愈后仍回瑞州大营。由江西巡抚出面，曾国华以功奏保同知选用。

  • 此时，后来大名远扬的曾国荃也已踏上军旅征程。曾国荃，字沅甫，族中排行第九，故人称“曾九”。他幼年从父学习，少年在京师从兄曾国藩学习，在曾门五兄弟中，他是天分最高、个性最倔强的一个。道光二十八年，他考取贡生后，决心走科举之路。长兄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时，曾国荃随同参与，策划治兵之法三十二条，大部分为其采纳。然而，此时的曾国荃仍未放弃举业，于咸丰四年回家乡一边设馆授徒，一边攻习举业。次年十月，他参加了由湖南学政刘昆会同部督、巡抚进行的三院会试，考取优贡生。按规定，这种有资格入国子监学习的优贡生，还要到京城去参加廷试，合格后方予认可。于是，曾国荃在咸丰六年春从家乡出发赴京城应试，但行至长沙后，因湘北及鄂省路途被太平军所阻，不得成行，遂报捐同知衔。曾国藩写信希望九弟明年春季进京时，若从浙江北上，可就便到江西大营，兄弟也能相会，并托他留意存在京中的书籍。曾国藩被困南昌后，屡请师而未果，清政府于是特诏起用长沙人黄冕为吉安知府，希望他能助曾国藩一臂之力。当时吉安控制在太平军手上，黄冕的空头知府要当实际的，必须攻打。黄冕素知曾国荃才识出众，急忙邀请曾共商对策，表示要以他为主帅，一起领兵赴援江西。曾国荃“念兄国藩急，慨然曰：‘方吾兄战利，吾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义当往赴。君但能治饷，吾当自立一军，赴国家急。’”黄冕经请示湖南巡抚骆秉章后，决定请曾国荃招募一军，会同已革副将周凤山领军赴赣，定为吉字营。是年十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续宜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三千人，于十一月会合周凤山部三千人，出湘入萍乡，军锋直指吉安。这就是第三支援江的部队。途次破安福等地太平军营垒，因功加同知衔。

    曾国藩实际不希望他的几个弟弟都上阵打仗，甚至也不希望他们去做官。因为他做了二十几年的官，打了几年的硬仗，对个中滋味体会极深。五年十月，他写信给几个弟弟说： 带勇之事，千难万难，任劳任怨，受苦受惊，一经出头，则一二三年不能离此苦恼。若似季弟吃苦数月便尔脱身，又不免为有识者所笑。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诸弟则当伏处山林，勤俭耕读，奉亲教子，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至嘱至嘱。 曾国藩同时又是矛盾的。当他屡次用哀怜甚至乞求的口吻请求援师而不得时，又希望兄弟们帮他一把，有一支可以任凭己意调动的曾家军，尤其当他看到赤手可以搏天下，不一定走科举之路时，他又动摇了。四年十一月，他写信给诸弟说：“沅弟能随南翁以出，料理戎事，亦足增长识力。南翁能以赤手空拳干大事，而不甚着声色，弟当留心仿而效之。”九月初三日，曾国藩在瑞州劳师，亲眼目睹了刘腾鸿治军之严整，大加赞叹之余，想到如果九弟跟从刘腾鸿学习磨练一段时间，一定大有长进，因此，在包括咸丰帝在内的清廷朝野责其劳师糜饷的种种压力下，他仍然写信给九弟： 意欲调周梧冈一军一同来章门，又以饷需无出，不敢多招食客，以重主人之愆。惟弟所部之千五百人者，兄意决望其仍来瑞州，与温并营。盖峙衡治军整肃，实超辈流。弟若与之同处一二月，观摩砥厉，弟与温合之二千人决可望成劲旅。而憩兄与南兄与我投契夙深，又为此间官绅之所属望，一至章门，则嘘枯振萎，气象一新，使我眉间忽忽有生气。望弟商之季兄、憩兄、南兄，即率此千五百人速来瑞州。兄得与憩、南两君熟商一切，大局或有转机。温弟亦得更番归省，公私实为两利。 曾国荃果然不负兄望，后来成了攻打金陵的一支劲旅。曾国藩也多次说，他的侯爵是九弟帮他挣来的。

一生三变

  • 一 “家门有大故，游子心不安” 这是父亲曾麟书给儿子曾国藩信中的一句话。原信说：“骨肉之情，隐相感通，家门将有大故，游子在外，其心先即不安，是亦预为忧思之兆也。”当时写这封信时，正值曾国藩闹着要回家省亲，不久曾国藩的祖父病故。八年之后，似乎又应验到曾麟书身上。 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在江西渡过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两年。乞饷银不应，求援兵不至，他的上奏中屡屡用“恳恩”字样，实则是乞求。但曾国藩又是一个意志极为坚强的人，在无力回天的日子里，他在军中“终日凝然”，奏牍书札，躬亲经理，手捧史籍，不废吟诵，经常告诫身边将帅：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际，就越要澄心定虑，以待转机。他的幕僚黎庶昌记述说：“盖其数年所得力者在此，所以能从容补救，转危为安也。”他还对李元度说：军心未固、众志难恃时先自固自保，再“徐图振起”。他说自己靖港之役，“不才栖居高峰寺两月有余，在营之辱，刻不敢忘。今日亦望足下少忍靖港之辱，以谋渑池之奋。无过激愤，以养不訾之躯而成不世之才，内慰高堂，外慰知心。至要至要，无忽无忽。” 曾国藩身处危局而心志不乱，使我们想起康熙在平“三藩”最艰难的时候，又有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反叛，当时京师劲旅悉遣南征，都中几空，不少汉大臣偷偷遣家眷回原籍。人心汹汹，十分危急。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帝每日照常批答奏章，与日讲官研讨学问。而且“外示暇豫”，每天到景山出游骑射。当时人颇为不解，投帖于景山路旁，责怪说：“现今三藩及察哈尔同时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真想象不出圣上还有什么心情出游？！”康熙帝仍佯装悠闲，民心乃固。三藩平定后康熙帝道出此中之意，说：“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意，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未可知也。” 康熙平三藩的这则“掌故”在性质上似乎不能与曾国藩类比，但面临危局而镇定自若，效果可谓异曲同工。咸丰六年底，湖北战场的形势发生重大突破。十一月二十二日，湘军攻克武汉，随后乘胜东下，于十二月直抵九江。鄂赣间的长江水上通道被完全打通。此时湘军厚集九江城外。李续宾部八千人扎九江外，此外尚有江宁将军都兴阿所统马队以及副将鲍超的近四千步兵扼小池口，水师方面杨载福率战舰四百号泊于九江两岸。加上原有的湘军，共达二万余人。十二月中旬，曾国藩由南昌前往吴城，巡视水师，十八日又到九江迎劳自湖北而来的将士。自湖北而来的湘军军容整肃，给曾国藩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湘军这些后起者由衷敬佩。他评价说，李续宾统领的陆师“更胜于甲寅塔（齐布）、罗（泽南）合军之时，厚庵（杨载福）水军亦超出昔年远甚”，尤为可贵的是，“皆能不矜不伐，可敬爱也”。他向清廷的奏报也称： 臣国藩于十八日由吴城驰赴九江，迎劳诸军。见其军威严肃，土气朴诚。自十二至十八日，环攻六昼夜，并未收队。杨载福、李续宾与都兴阿联络契合，爱敬交至。虽积劳之后，屡胜之余，犹复日夕兢兢，衣不解带。不特东三省马队忠勇可风，即湘营与水师亦实为不可多得之劲旅。与此前后，瑞昌、德安、武宁、建昌、新喻、永宁六县城先后收复，刘长佑、萧启江等进军临江府。南昌、袁州两郡全境肃清。九江、南康、瑞、临、吉安各属邑，皆收复过半。 正当江西战场发生重大转机时，曾国藩的眼疾再次复发，甚至“竟日不能开视”。他本打算将大营移至九江，“与湖北、安徽联络一气”，但由于眼病闹得十分凶，只好向咸丰帝请假一个月，在瑞州、九江军营静心调养。曾国荃率师至吉安后，曾国藩了解了家中的一切，也更加想念父亲。这是他长辈中最亲的亲人。虽说在军中也不时能收到父亲的手谕，但自咸丰二年出办团练，父子即没有再谋面，曾国藩感到非常愧疚。曾国荃也非常理解兄长的心情，他说如果让父亲到袁州来，我们父子就可见面。但曾国藩考虑到湘乡到袁州往返千余里，对六十几岁的老人来说，身体是吃不消的，因此他说“若江西军事得手，明年或可奏明归觐乎？”但曾国藩似乎又想到，江西的军事不会一年半载就结束，于是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写了上述内容后，他又改变了主意，即同意曾国荃提出的请父亲到袁州一行。为此，他在此信后又加了一段，与曾国荃商量： 弟若久驻吉安，余于正月初旬即至吉安犒师，弟拟请父亲大人来袁州一行。父子相离四年，或得借此一见，则弟军在吉安不遽掣动，亦一好事也。于公则吉安有一枝劲旅，筹饷较易；于私则兄可借此以谒父亲。不知弟意以为然否？如以为然，则请在彼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无好小利，无求速效。至要至嘱。 这封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信发出不久，曾国藩与湘军在九江迎来了新的一年。曾国藩在瑞州军营治他的眼病，此时仍在惦念与父亲相聚之事。他去信给九弟，说“吉安之行，必须在瑞后乃能定议”。正月十五这一天，曾国藩收到了父亲的手谕，及四弟曾国潢、儿子曾纪泽的信。曾国藩随即又将皇帝赏赐的福字、荷包、食物派专人送往湘乡。可是，他万没有想到，咸丰七年二月初四，父亲曾麟书即已在湘乡病逝。

  • 二 委曲心事，委军守制 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曾国华自江西大营启行奔丧，二十五日抵湖南境，二十九日回到湘乡故里。几天后，曾国荃也从吉安奔丧回籍。 曾国藩此次奔丧，是没有等待清廷的上谕而直接回籍的，他上奏中有恳请终制的话，也有“赏假数月，仍赴军营效力”之语，实际上对于清廷如何安排，他心中实在无数。从他二月十二日即上奏清廷前写给李元度的信中，有“行止大局，现尚未定，日内再当专使奉告”来看，他对于委军奔丧，即不待朝命而旋车故里，心里是有矛盾的。十六日，即上奏清廷的第三天，曾国藩将行程告之李元度，“定于二十日匍匐就道”。曾国藩行前及回到家乡后，又请骆秉章向清廷代奏。清廷于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初一日，先后廷寄上谕。

  • 这两次上谕，都明确了三个月后曾国藩仍回军中的意思，曾国藩为此率领阖家大小，望阙叩头。称自己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表示“惟有殚竭愚诚，效图报称。战战兢兢，常怀履薄临深之义；子子孙孙，永矢衔环结草之忱”。 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以三个月的假期将满，而他的父亲还没有安葬，再次上折恳请终制，并说“前代及我朝夺情之案，被人弹劾者，层次迭出。而两次夺情，则从古所无”。曾国藩还向咸丰帝坦露他的矛盾心理：“臣到籍以来，辗转思维：欲终制，则无以报吾君高厚生成之德；欲夺情，则无以报吾亲恩勤鞠育之怀。欲再出从军，则无以谢后世之清议；欲不出，则无以谢患难相从之军士。进退狼狈，不知所裁。” 以忠孝构筑的传统礼制，让曾国藩颇感为难。这也是许多有作为的官员遇到的难题。但曾国藩还是倾向于守制的。他还乐观地认为，近日形势，“实已换回十分之七八。以大局言之，河北荡平，洪、杨内乱，武、汉肃清，水师精劲，迥非咸丰二三年气象可比。”他还援引上年大学士贾桢丁忧，皇上赏假六个月，令其回籍治丧。旋因贾桢奏请终制，又蒙谕旨允其所请之例，准其在籍终制。

  • 咸丰帝上谕中的称许勾起曾国藩对几年从戎的苦涩回忆，尤其是咸丰六年，“困守江西，备极艰险”，令他一生难以忘怀。而入春以来，军务渐有转机时，又有闻讣丁忧之耗。他认为自己才智本来十分平庸，而事机又如此不顺，因此断定自己是“福分浅薄之人，终不能立功以报圣明于万一，所为暗自伤感者也”。他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现在成功离他仅有一步之遥，而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撒手而去。所谓“福分浅薄”，言下之意是自己受尽了人间苦难与折磨，而无缘与成功相拥抱。他真的不甘心。长沙的妙高峰，衡州的演武场，九江城下，湖口之中，留下了他太多的付出与代价。由于上谕中有“楚军素听指挥”之言，曾国藩说这并非是他的功劳，而是将士怀利而来，既说出了湘军发展的真谛，也是为自己洗脱“曾家军首”的猜嫌。他说： 湖南练勇，昔年犹有见贼逃遁、怀乡思归之事。近则阅历既久，胆气皆壮。轻贼匪之伎俩，慕天家之官爵。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以战阵为日用常行之务。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较之臣初募练之时，风气迥不相同。但使稍给口食，即可静听指挥。臣二月闻讣之初，亦虑将士相从日久，恐难骤离而他属。自出营而后，各路安谧如常。吉安、临江屡获胜仗。将军福兴至瑞州视师一次，巡抚耆龄遣员至瑞州犒赏一次，各营皆欢欣踊跃，乐为用命。可见士无常亲，惟抚驭者是亲。不必楚人而后能用楚众也。 他还说自己两遭亲丧，是不祥之身，决非宏济时艰，挽回大局之象。因此恳请终制。曾国藩心灵在经受着比死亡还严重的折磨。就在奏请开缺终制的同一天，即六月初六，曾国藩还上了一道给他的命运带来另一番捉弄的奏折，即《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这篇奏折引起了当时人乃至后人毁誉不一的评价，也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后来说，造物主不轻易让一个人成功，所指就是这次的磨折。可以说，这篇奏折真实反映了曾国藩的思想脉络，是他内心矛盾斗争后“豁然开朗”的表现。他承认自己与古来疆场之臣为朝中掣肘万端者，有霄壤之别。但“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略陈于圣主之前”。这就是说，任何人要做事必须有信誉、有权力、有舞台，否则，就像孔雀自开屏，人莫知也。 在这个奏折中，曾国藩向清廷不无沉重地讲了三个问题，他表述为“办事艰难之三端”，说到底还是体制，他没有正规军的旗号，他游离于体制外，因此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他的职权是虚的。

  • 第一条是没有提拔部下权。

    第二条是没有任免文武权。

    第三条是名实不符，没有裁处事务权。

  • 曾国藩的奏折无疑是对清廷的一次摊牌，但“三难”也确是他不能发挥大作用的原因所在。曾国藩伸手“要官”，并非是他个人进退之事，而事关他手下的湘军应放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一大问题。按他所带湘军的功绩，给予总督巡抚也不为过。但清廷始终对这股“一呼而应，从者数万”的队伍不放心。当时武昌已下，清军已据上游，江南大营也日有起色，因此拒绝了曾国藩的请求。值得玩味的是，六月十九日的上谕也没有把话说绝。

  • 清廷的这个上谕给双方都是一个体面的台阶。因为形势好就不用曾国藩出山，形势不好，照样可以命他出山。一切以太平军的消长为转移。

  • 咸丰帝的上谕使曾国藩感到自己是一个弃妇，需要上战场卖命的时候没有什么商量；不需要的时候就弃之如敝屣。曾国藩感到天大的委屈。他想不通，地方的绅士、官僚不容他，处处刁难、讥讽他，自己吃尽了苦头，这些他都忍下去了。但他不明白，“一门忠义”，将身家性命都交付给大清朝爱新觉罗家族，为什么还换不来起码的信任呢？他越想心里就愈郁闷，愁肠百结，理也理不清。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以天下为己任”，看来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行得通。 他想到了老庄。这似乎是中国的士大夫身处艰厄时最好的精神慰藉品。西汉贾谊在谪居长沙时，作《鸟赋》，不是用庄子的人生变化无常，不必以生为乐、以死为哀来安慰自己吗？什么“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既不惜生，也不怕死，生死都不入胸次，那么何必忧患于得意失意呢？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被贬流放时，也从庄子中吸取精神力量，在《读庄子》一诗中写道：“去国辞家谪异方，中心自怪少忧伤；为寻庄子知归处，记得无何是本乡。”这种身处逆境而“少忧伤”的开朗豁达，显然是得之于庄子的。曾国藩对老庄也不陌生，早年时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绝不是像他这样发脾气，弹劾人，处处树敌，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竟希公“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他发现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觉得胸中的郁结解开了许多。他又拿起《庄子》来温习。这是他最爱读的书，已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那汪洋恣肆的文笔，奇谲瑰丽的意境，曾无数次地令他折服，令他神往。过去，他是把它作为文章的范本来读，从中学习作文的技巧。思想上，他不赞同庄子出世的观点，一心一意地遵循孔孟之道，要入世拯世，建功立业，泽惠斯民，彪炳后昆。说也奇怪，经过暴风骤雨冲刷后，曾国藩再来读《庄子》，竟有了另一番发现。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曾国藩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藩手迹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曾国藩通过吸取古代先贤及同时代优秀人物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这时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从老庄一直到李白、陆游，他发现人的心灵是相通的。而这些“有道之士”自己仅从文章角度欣赏，实不知他们还是“有道之士”。按照这种思路，他反省五年间办理军务的得失，似乎别有境界。这种“境界”先在给九弟的信中袒露了。由于曾国荃所统的湘军吉字营全军退守安福，江西巡抚耆龄奏请起复曾国荃，因此清廷令曾国荃总统吉安各军。曾国荃的率先夺情，为曾国藩重新启用铺就了一条道路。因此当九弟行前，曾国藩反复训诫，告以和辑营伍、联络官绅之法。曾国荃到吉安后，曾国藩的“格致”功夫也更有成效，反省自己愧对江西父老，他请九弟为之救正补苴。咸丰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说： 余前在江西，所以郁郁不得意者：第一不能干预民事，有剥民之权，无泽民之位，满腹诚心无处施展；第二不能接见官员，凡省中文武官僚晋接有稽，语言有察；第三不能联络绅士，凡绅士与我营款惬，则或因吃醋而获咎，万篪轩是也。坐是数者，方寸郁郁，无以自伸。然此只坐不应驻扎省垣，故生出许多烦恼耳。弟今不驻省城，除接见官员一事无庸议外，至爱民、联绅二端皆可实心求之。现在饷项颇充，凡抽厘劝捐，决计停之。兵勇扰民，严行禁之。则吾夙昔爱民之诚心，弟可为我宣达一二矣。 他带着十二分的歉意和十分的诚意，希望他的九弟向江西父老表达： 吾在江西，各绅士为我劝捐八九十万，未能为江西除贼安民。今年丁忧奔丧太快，若恝然弃去，置绅士于不顾者，此余之所悔也。若少迟数日，与诸绅往复书问乃妥。弟当为余弥缝此阙。每与绅士书札往还，或接见畅谈，具言江绅待家兄甚厚，家兄抱愧甚深等语。……余在外数年，吃亏受气实亦不少，他无所惭，独惭对江西绅士。此日内省躬责己之一端耳。弟此次在营境遇颇好，不可再有牢骚之气，心平志和，以迓天休。至嘱至嘱。 曾国荃 曾国荃的性格本来属于刚烈一类，他对乃兄受到的种种不公早已不满，因此当长兄反躬自责时，曾国荃写信说老兄大可不必。曾国藩却去信与之“理论”：弟昨信劝我不必引前事以自艾。余在外立志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不克立功，凡关系民事者一概不得与闻。又性素拙直，不善联络地方官，所在龃龉。坐是中怀抑塞，亦常有自艾之意。 由于曾国华已出嗣给他的叔父，因此为生父守丧一年后曾国藩的这位弟弟也很快赴九江军中。羁留家中的只有曾国藩一人，他对国华也有一番劝诫，希望自己的阅历之语弟弟们不要当成耳边风。 曾国藩守制期间的又一反省是认识到自己“万不如人”。八年正月初四写给九弟的信说：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出于对九弟的深刻了解，曾国藩劝他不要学长兄，遇事要忍要让，并说忍让又耐得住就会有成。“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来书，有云‘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将来恐不免于龃龉。去岁握别时，曾以惩余之短相箴，乞无忘也。” 曾国藩把“强毅”与“刚愎”加以区别：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曾国藩还总结了自己“长傲、多言”之失，这也是他多年的老毛病，多年想改掉，但均不彻底。八年三月初六日致沅弟的信中说：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同月二十四日又曰：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第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数月，声望颇隆，总须始终如一，毋怠毋荒，庶几于弟为初旭之升，而于兄亦代为桑榆之补。至嘱至嘱。 当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声名极好时，于“愁闷之际，足以自宽解者也”。不过，以自己的阅历，他还是提醒九弟：“只是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近在军营亦获虚誉。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誉望一损，远近滋疑。弟目下名望正隆，务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这就是说，善始善终才能保持声望不减，否则一有不善，以前的力都化为乌有，而且挽回起来相当不容易。曾国藩还告诉九弟，说他“夜间总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他对人生也有了许多体悟： 人生适意之时不可多得，弟现在上下交誉，军民咸服，颇称适意，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圣门教人不外敬恕二字，天德王道，彻始彻终，性功事功，俱可包括。余生平于敬字无工夫，是以五十而无所成。至于恕字，在京时亦曾讲求及之。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弟于恕字颇有工夫，天质胜于阿兄一筹。至于敬字，则亦未尝用力，宜从此日致其功，于《论语》之九思，《玉藻》之九容，勉强行之。临之以庄，则下自加敬。习惯自然，久久遂成德器，庶不至徒做一场话说，四十五十而无闻也。 这就是说，要有所作为，要成就大事，还必须有一番内省的功夫。曾国藩把这种功夫主要归结为“敬”、“恕”二端。告诫曾国荃以他为戒，日日有长进。

  • 曾国藩在居忧期间本来内心已痛苦至极，现在又有左宗棠的批评，曾国藩感到更加委屈了。因此收到左宗棠的信后，采取不理不答的态度。左宗棠久未接复信，亦渐有感触。他在致刘腾鸿的信中说：“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又在致王珍信中写道：“涤帅自前书抵捂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其后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也写道：“此公（指曾国藩）仍负气如故，我亦负气如故也。”

  • 曾国藩骤然而去，丢下了昔日患难与共的一帮兄弟，他对李元度尤为歉疚。他决定奔丧后，即写信给李元度，说“足下系因国藩而出，辛苦磨折，誓不相弃。今国藩迫于大故，不克相依共命，实深愧负。抚州各战，尚未保举，并负麾下士卒。临风无任歉仄，统惟心鉴。”

    说他常常想起李元度与彭玉麟，皆有“三不忘”： 雪芹当岳州败时，正棹孤舟，搜剿西湖，后由龙阳、沅江偷渡，沉船埋炮，潜身来归，一不忘也；五年春初，大风坏舟，率破船数十号，挈涓滴之饷项、涣散之人心，上援武汉，二不忘也；冬间直穿贼中，芒鞋徒步，千里赴援，三不忘也。足下（指李元度）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六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 曾国藩家居期间，李元度的母亲年事已高，更为儿子的安危而忧虑，为此写信给曾国藩，请元度回籍省亲。这又勾起曾国藩对往事的痛苦回忆，他在致李太夫人的信中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至于先合而后离，我水而彼陆，进退分合之际，则二人皆不能自主。并说此种结果“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曾国藩还表示，可以向江西巡抚婉商李元度回籍省亲之事，并愿两家结成秦晋之好。 失去的东西才知道它的珍贵，远距离地看，才能体味它的价值。这一期间，曾国藩刻刻不忘检讨自己对昔日部下照顾、提携不够。八年三月致书郭昆焘说： 目光昏花，自丁未年已用增光镜，近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或看书作字，雾里采花，蒙蒙无似，何其惫也。往事之悔，盖亦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他还从李续宾等后起之辈发展很快这件事上，反省自己的缺陷，劝诫前方的曾国荃时时留意，向他们学习，并请九弟帮他沟通与将帅们的联系，修复过去的龃龉，这些都表现了他对前方战事的关注。他在谈及曾家兄弟俩官场相交时说： 至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庵（李续宾）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彭玉麟）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王，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他还问曾国荃： 长沙官场，弟亦通信否？此等酬应自不可少，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余生平制行有似萧望之、盖宽饶一流人，常恐终蹈祸机，故教弟辈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 由于曾国荃在坚忍、毅力方面不如其兄，有时还发发牢骚，怨天尤人。曾国藩嘱咐他，全神贯注，将带兵打仗的事做好，说：“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 曾国藩提出了七大股支出：即塔齐布所统为一款，罗泽南所统为一款，杨载福所统水军为一款，彭玉麟所统为一款，李孟群所统为一款，李元度所统为一款，周凤山所统为一款，“以上七款，皆为日较久，用银较多”，又与各省相交涉，因此算清这笔账十分不容易。

  • 到咸丰九年八月，曾国荃将改葬、建祠等一切办好。曾国藩特地去信致谢说，沅弟到家后，雷厉风行办理改葬大事，为功甚大。父母亦当含笑于九泉也。 曾氏家庙以后又续有扩建。其地址是曾国藩最初选定的二十四都大坪雷家湾。完全建成时，曾国藩已位至两江总督，他亲书“曾氏家庙”四个大字，刻在四块上好麻石之阴。至今仍存“家”、“庙”二字。曾氏家庙共有四十八间，除正庙安奉其父母灵位外，还辟有藏书、藏珍品之室。

历尽艰辛

  • 曾国藩的幕僚欧阳兆熊在所著的《水窗春艺》中，称曾国藩一生三变，此次即是一变。曾国藩真的到处乞惠“指针”，仿佛自己“全无是处”，曾国藩重新出山后的这种转变，可谓是“有的放矢”，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对曾国藩的工于应酬，日趋圆适，很多人也看出来了。胡林翼批评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沈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社会是个染缸，官场也是如此，曾国藩既然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又离不开这种场合，因此只好向官场风气屈服，并进而学习这一套，以求适应“环境”。正像他后来所表白的那样，“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这似乎表明曾国藩做官的本领大有提高，更善于做官了。

  • 1858年8月10日，曾国藩从武昌乘船东下，一路上，他的弟弟曾国华以及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唐训方等湘军大将先后来拜见，这些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在曾国藩丁忧乡居期间，都仍然把曾国藩看成是他们的最高统帅，当时曾使曾国藩感到非常欣慰，现在见到他们，心里着实愉快。8月19日，船到九江府，九江修建有塔齐布的祭奠地塔忠武公祠，曾国藩在九江只停留了一天时间，还是抽时间到他的这位老部下的祠庙祭奠了一番。20日夜半，座船抵湖口。 两天来，经过当年的战场，曾国藩的眼前不禁浮现出三年前血战大败的情景，又想起在江西两年半时间的苦苦支撑，心中的感慨，真好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一齐来。21日，他病了，夜不成寐。水师统领彭玉麟准备在湖口修建湘军水师昭忠祠，李续宾又想在湘乡建湘乡昭忠祠，再加上李续宾已建成的塔齐布祠，曾国藩答应将此三事一并上奏。以后，曾国藩又亲自撰写了《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和《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作文的速度并不快，常常需要冥思苦想，但是文章一旦写好，大多是一篇非常出色的文字，这两篇也是如此。 《水师昭忠祠记》中写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其在江西艰难困苦之状，可谓跃然纸上。《湘乡昭忠祠记》则既生动，又有理论色彩。《湘乡昭忠祠记》写成已在湘军战胜太平天国以后，他认为湘军的胜利就是因为“忠诚”： 《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 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肉；或苦战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厄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勘大乱，非拙且诚之效与？ 石达开离金陵后，本是向浙江进军的，但他在入浙江的门户衢州遇到了一个会打仗的清军将领饶廷选，曾国藩估计石达开很难攻破这道防线，果然不出曾国藩所料，石达开久攻衢州不下，不得已放弃浙江，转向福建，并沿着福建江西交界一路向西南行进，其军队一部分进入江西。曾国藩本拟由江西东部赴浙江，他在南昌拜会了江西巡抚耆龄后，便乘船东下，当行抵江西东部的河口时，接到上谕，命其改而援闽。曾国藩遂于9月21日折回弋阳，准备由云际关入闽。随后又改定由杉关入闽，10月15日（九月初九日），抵达建昌府城。 曾国藩在建昌驻扎了近半年时间。这时在江西与福建交界随曾国藩作战的，除了原随他来的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外，还有原驻江西的刘长佑部。由于石达开并无斗志，因此曾国藩并没有什么硬仗可打，可是他的军队却一度遇到另一个难题，那就是疾疫流行。八月底他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张运兰部二千七百人，患病的竟一千有余；吴国佐部一千三百人，病了四百多人；刘长佑部四千人，患病一千多。各部因病而死的已近五百，病殁者远比战死者多，曾国藩自率湘军出征以来，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当然，这才只是头一次，以后他又遇到比这次还厉害的流行疾疫。

  • 曾国藩用兵，常不求取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他说：“用兵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之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人才之继否言之。”又说：“悬军深入而无后继，是用兵之大忌。”“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全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饷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后来，清末民国初著名的军事家、湖南邵阳人蔡锷还把这些话收集到《曾胡治兵语录》中。按照曾国藩的做法，每进攻一个地方，攻城须有攻城的部队；另外一定要有负责打援的部队；要有隔断附近敌人各个据点的联络的部队；还要有一支机动部队，按现在的讲法，叫战略总预备队。虽然湘军大多是以少敌多，但一般是要在这些工作落实之后再发动进攻。毛泽东曾说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曾国藩的想法与此暗合，看来高明的军事家的做法有很多是一致的。

  • 三河战役，太平天国方面可以说是成功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原则，而且不是一般的集中优势兵力，简直是集中了太平天国的全部精锐。

  • 李续宾，号迪庵，与曾国藩同为湘乡人。罗泽南最得意的学生，罗泽南临死前，遗嘱罗部湘军由李续宾统带。这是一支真正的百战之师，是湘军的精锐。曾国藩为作《李忠武公神道碑》，说李续宾为人“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遇贼（指太平军）则以人当其脆，而己当其坚。粮仗则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王定安《湘军记》说他选士卒“以知耻近勇、朴诚敢战为尚……所屯军地，百姓耕种不辍，万幕无哗，秋毫不犯。大小六百余战，克四十余城”。

  • 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胡林翼当时正丁忧在家，一天忽然一士兵快马赶来，报告李续宾三河之败，胡林翼看完败报，突然呕血晕倒，其家人惶骇不已，过了好久才苏醒过来。胡林翼稍后在一封信中说：“三河溃败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伤殆尽。

  • 前面说过，曾国藩经过在家丁忧时的反省，变得更加成熟、老到了。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有当父母都已经不在了的时候，才会真正成熟，真正顶起一个家来。曾国藩是不是也是这样呢？现在，曾国藩已经接近五十岁，是个真正的中年甚至接近老年的人了。在此次丁忧以前，他的年纪虽已不小，可心锐气盛，不愿迁就俗流，现在他可是变多了。比如爬山吧，年轻人爬山时，会一鼓作气往上冲，遇到最陡峭的地方，他还会勇往直前，也许他凭着锐气上去了，但也可能会跌得头破血流。中年人不是这样，中年人爬山遇到最陡峭的地方时，他可能会寻找一副登山工具，也可能绕过这段悬崖峭壁，结果他可能比较轻松地爬到山顶，既达到了目标，又节省了许多气力。曾国藩正是这样。当然，在他前面仍然有很多很多陡峭的悬崖，仍然有像这次三河的惨败。但他遇到困难时会多找几条路，多筹划几个办法，同时，仍然用他的老办法：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 另一方面，虽有三河的惨败，曾国藩和湘军的处境还是比前几年困守江西时好多了。经过数年的征战，湖南早已成为湘军的可靠后方和粮饷基地。而湖北自胡林翼任巡抚后，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把一个“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湖北也成了湘军的可靠后方。尤其难得的是，胡林翼虽已位至湖北巡抚，又因攻破九江加太子少保衔，论官位已不下于曾国藩，论权势则已在曾国藩之上，但胡林翼却处处维护曾国藩的湘军最高统帅地位，处处为曾国藩着想。因此，对于曾国藩来说，总的形势和他的处境决没有1855年湖口、九江败后那样糟糕。 三河败后，曾国藩嘱咐李续宜收集他哥哥剩下来的军队（少部分拨归多隆阿指挥），加上李续宜原带的军队，李续宜部又成了湘军主力之一。另外，咸丰帝命胡林翼又“夺情”出来署理湖北巡抚。都兴阿因病修养，由副都统多隆阿统率都兴阿所部，以后多隆阿遂成为出色的湘军大将。鲍超和多隆阿在安徽宿松东北战胜陈玉成部太平军，稳住了阵脚。

  •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幼时读书漫画。先生出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李鸿章对出“日照龙鳞万点金”，一时传为佳话。 李鸿章（1823—1901），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认识李鸿章是在京师做官时。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1843年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曾国藩悉心指点李鸿章。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因为有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络。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中年李鸿章像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李鸿章年刚而立，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一番大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吕贤基书生带兵，调度无方，不久兵败身死。江忠源又刚到安徽，就遇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祎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打掉他的傲气，使其就范。《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办法。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之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日记记他们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头痛辞。顷之差弁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曾国藩的孙婿吴永，曾做过李鸿章的下属，他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朣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李鸿章还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稿。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养学校，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一般地做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这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信中还说：“阁下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自然个人天分和才干是必不可少的，但也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那么就会有很多千里马被埋没。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对于李鸿章来说，曾国藩就是他的伯乐，就是那个善于识马驯马的人。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他也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而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 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所谓“窃号之贼”，是指建立了政权，有根据地，政治纲领明确，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造反者；所谓流贼，是指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的，缺少稳定的根据地，经常避实击虚、流动作战的造反者。对付这两种造反者，所用的方法应该是不同的：“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现在，“洪秀全居金陵，陈玉成据安庆，私立正朔，伪称王侯，窃号之贼也”；石达开就不同了，石达开由浙江而福建，走江西，奔湖南，处处受挫，再回广西，已成“流贼”之象，难成大气候。皖、豫之间的捻军，虽然相当活跃，但是股数众多，分合无定，也属“流贼”一类。现在最为要害的，是占金陵称王的洪秀全。自从太平天国洪、杨内讧，其势力已大大下降，只是陈玉成往来江北，与捻军联合，在庐州（今合肥）、浦口、三河等处多次击败朝廷的军队，占有安徽，金陵的粮饷不能断绝。要想把各路造反者镇压下去，首先要攻破金陵，消灭洪秀全，而后才可以分兵剿灭其他造反者。要进攻金陵，必先驻重兵于金陵西北的安徽滁州和金陵西南长江北岸的和州（今和县），隔断从芜湖到金陵的粮道，去掉金陵的屏障。但是若驻兵滁州、和州两处，必须先得安庆，攻破陈玉成的根据地。安庆是陈玉成的根本，进取安庆是攻敌所必救，这样可以迫使陈玉成进行战略决战，利用湘军擅打阵地战的长处，消灭陈玉成的有生力量。因此，进攻安庆就成了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关键所在。进攻安庆确实是击中太平天国要害的一着棋，后来太平天国败灭以后，洪仁玕在自述中就说：“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这从反面可以证实曾国藩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曾国藩和胡林翼筹划四路进兵安徽，由南往北依次是：第一路由宿松、石牌直攻安庆，曾国藩担任，实际主力是曾国荃所部，因曾国荃攻占景德镇后又回老家，暂无统将；第二路由太湖、潜山取桐城，多隆阿、鲍超担任；第三路由湖北英山、安徽霍山攻桐城，胡林翼担任；第四路向北绕河南的商城、固始取庐州，由尚在湖南的李续宜部担任。之所以有北绕的第四路，是因为在淮北督办军务的署漕运总督袁甲三担心淮北的胜保、翁同书等兵力单薄，若湘军在西路大举进攻，可能导致陈玉成联合捻军向北突围，胜保等无法抵御，故上奏清廷请往北分一军。因为兵力有些不敷分配，曾国藩和胡林翼本不愿向北绕路进攻，但皇命难违。不过，曾国藩在奏报中还是安慰咸丰帝说，此次进攻重点，一是安庆，一是庐州，如确能围攻两处，兼及旁县，陈玉成备多力分，不但不敢北向攻山东、河南，也不敢东攻江浦、六合。“盖窃号之贼，未有不竭死力以护其本根也。”曾国藩这份奏折很有名，他的计划充分吸取了李续宾孤军深入致败的教训，又可水陆互相支援，保证战争的胜利。以后湘军就是按这个方略进攻安庆的，虽然在具体战斗时有所变通。这里面只有第四路曾国藩很勉强，他认为湘军对淮北地方、人情都不熟，作战困难。他在家书中说，“一渡淮水，共食麦面，天气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困难必多。 这四路，曾国藩分析，是第二、第四两路最为吃重。第四路李续宜尚可独立支撑，第二路为陈玉成所必争，势必苦战不休，多隆阿、鲍超又有些不和，紧急之时，恐怕难以支持。为此，他致函左宗棠，请拨在湖南的萧启江部来助战，但广西巡抚曹澍钟却一再挽留萧军抵敌石达开，当萧启江能够从湖南抽身来皖时，太湖之战已经结束，曾国藩便从咸丰帝令让萧部赴四川。兵力既然不足，所以后来第四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

  • 曾国藩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也参加了太湖之战。当湘军在湖南初参战时，曾国葆军挫败，曾国藩为严肃军令，将曾国葆军也裁撤。曾国华与李续宾战死后，曾国葆改名曾贞干，发誓为曾国华报仇，他找到胡林翼，要求带兵打仗，胡林翼让他带兵两营千人作战。太湖之战后，曾贞干与曾国荃合兵一处，围攻安庆。

  • 4月14日至16日，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攻安庆一路自太湖和宿松陆续拔营前往石牌。因为曾国荃在湘乡办理他的叔父曾骥云的丧事，迟迟没有来营，曾国藩更加小心翼翼。他于4月19日写信给暂时带兵的朱品隆和李榕，谆谆嘱咐四事，这四事颇能说明曾国藩指挥打仗的风格，即求稳，不先求胜，先求立于不败之地。这里不妨把大意录出： 一、兵至安庆城下，先扎一、二面，不求合围。连通湘军其他部队的集贤关、桐城、青草塥之路，必须先行占住，以顾后路。通枞阳、庐江的太平军的后路，可暂时留给太平军，令其可出可入。俟兵力稍厚，再图合围。我军目下不能通水师，将来应设法通之。 二、集贤关必须扎营以通粮路。我军如不敷分布，可由朱品隆函商李续宜，请其派兵来守。 三、青草塥为我军援应之所，须多派哨弁与青草塥方面来往联络，愈熟愈好。桐城等处亦须派人看明。 四、米粮、子药应如何接济，须步步看清。至于进兵安庆的日期，可与李续宜部直接商定，此间不遥制。 5月17日，曾国荃来到曾国藩大营，左宗棠这时也在曾国藩营，经过一番策划，曾国荃便于5月23日赶赴前路兵营，率军进攻集贤关。 就在这时，一件惊天撼地的大事发生了——清绿营兵围困太平天国天京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摧毁，而这件大事又彻底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 咸丰帝不信任他的异母弟奕，专用肃顺。这时候肃顺是户部尚书，没有任军机大臣，但咸丰帝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尤其是彭蕴章出军机以后，肃顺的权力和对咸丰帝的影响超过了军机大臣，这也算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肃顺主政，除了敢于任事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治吏极严；一是敢于打破传统的习惯，重用汉族大臣。肃顺甚至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所以“汉人有才学的，必罗而致之”。湘潭王闿运曾在他的家里教书，有时在政治方面也向他进言，郭嵩焘也与他来往颇多。平时与座客谈论，常赞赏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把这叫做“肃顺推服楚贤”。当咸丰帝准备把何桂清免职的时候，他还是不想任用曾国藩，他宁愿用曾国藩提拔起来的人，因此，最初两江总督的人选是胡林翼。肃顺建议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这样才有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谕命。 曾国藩署理两江，令湘军集团的成员们非常高兴。 胡林翼对曾国藩早就极为推重，他1859年给袁甲三的一封信中说，曾国藩“有诸葛之勋名，而无其位；有丙吉之大德，而无其报”。江南大营溃败的消息传来时，胡林翼表示：朝廷若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左宗棠听说江南大营溃败，更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问其故，左进一步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疲，不足成事，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 当得知朝廷终于命曾国藩署江督后，胡林翼觉得“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他写信叫曾国藩放手大干，对皖、赣、苏三省事务“包揽把持”，让刘蓉、左宗棠、李鸿章各独当一面，从杭州和淮、扬数路进兵，曾国藩自己则自皖南进军，太平天国不难一鼓荡平。 但是，曾国藩却没有那么洋洋自得，因为他知道，自太平天国军兴以来，这两江总督并不是个好干的差使。1853年太平天国破金陵城时，总督陆建瀛被杀。之后暂署江督的杨文定被革职交刑部治罪。继任的怡良总算做得安稳，1857年因病免职，算是得了个善终。继怡良任的何桂清做了三年总督，最后闹了个如此下场，虽说这是何桂清能力不够、德行不备，但也说明在这特殊的年代，两江总督不好当。 当曾国藩得知江南大营溃败，无锡、苏州失守的消息后，自度必受命援浙，援浙又不可带走攻安庆之师，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他又看到江南大营败兵一路焚掠，便嘱咐曾国荃训诫兵勇勿扰民：“兵犹火也，弗戢自焚，古人洵不余欺。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理学迂阔之语时与弁兵说及，庶胜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易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得到，而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此时若死，除文章未成之外，实已毫发无憾。”他又在家信中叮嘱曾国潢：“家中之事，望贤弟力为主持，且不可日趋于奢华。子弟不可学大家口吻，动辄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习于骄纵而不自知。”又叮嘱儿子曾纪泽：“江浙贼势大乱，江西不久亦当震动，两湖亦难安枕。余寸心坦坦荡荡，毫无疑怖。尔禀告尔母，尽可放心。人谁无死，只求临终心无愧悔耳。家中暂不必添起杂屋，总以安静不动为妙。”从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曾国藩甚至做了一旦兵败则身死的心理准备。 当得知署理两江总督的任命时，曾国藩也并没有显得特别的高兴。他给两个带兵的弟弟曾国荃和曾贞干写信说：“本日得信，余以尚书衔署两江总督。余之菲才，加以衰老，何堪此重任。”给曾国潢的信也说：“余以二十八日奉署理两江总督之命。以精力极疲之际，肩艰大难胜之任，深恐竭蹶，贻笑大方，然时事如此，惟有勉力做去，成败祸福不敢计也。”稍后，当他实授两江总督后，他的两个带兵的老弟曾国荃和曾贞干写信祝贺他，他回信说：“兄膺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何二公之前辙，则贻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侄亦将为人所侮。祸福倚伏之几，竟不知何者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勘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得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虽然总算舒了一口气，但可以说是亦喜亦忧，他不是以兴高采烈的心情上任的，而是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来做这个官的。

  • 首先是三省联防。第二是先上游，后下游。

  • 军事战略，如同下围棋，高明的棋手都知道，有时关键的一子落盘，全局胜负都会因此决定，军事战略也是如此，这可能正是许多军事家战略家喜欢围棋的原因。曾国藩非常喜欢围棋，他深通这个道理。从后来的局势发展看，安庆确实就是这一颗关键的棋子。假如曾国藩还像以前江南大营、江北大营那样乱下棋，恐怕也不免归于失败。

  • 再过两年，也就是1863年，又当上闽浙总督，成为与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并称的“中兴名臣”。

  • 曾国藩对湘军系统的人不经主将允许，擅自投入别系控制很严。1861年底1862年初，鲍超部将陈由立不经鲍超允许，私自投靠河南巡抚郑元善，曾国藩以将领违抗军令，立即奏参，将其革职。在曾国藩看来，如果湘军将领任意投靠别人，不服军令，湘军将不成其军。曾国藩对李元度做得太绝，后来他也有些后悔。在奏参陈由立的奏折的附片中，将李元度事与陈并列，后来曾国藩在奏折后批：“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曾国藩奏参的另一军官）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吾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果然后来李瀚章等编辑《曾文正公全集》时，就没有收入涉及李元度的这件附片。湘军攻占金陵以后，曾国藩又上折密荐：“李元度从臣最久，艰险备尝，远近皆知……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外而司道，内而清要各职，均可胜任。”曾国藩还说，李元度只是“战阵非其所长”，自己用违其材，过在自己，请朝廷量予录用。再加上其他朋友的举荐，李元度终于起用，在曾国藩活着的时候做到了云南按察使。李元度撰成巨著《国朝先正事略》，曾国藩为之作序。

  • 我们读古书，常常看到书中说某位名将当紧急危难时刻，从容镇定，谈笑自若，其实推断他们的内心，可能并非如此。名将也是人，不是神，是人就都会有恐惧、担心、焦急、不安、惊惶等等心理出现，只不过有的人掩饰得好，有的人不会掩饰而已。我们看到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上面说的几种心态，他在祁门期间几乎都有了。当然，人与人也不会一样，有的军人贪生怕死，结果可能成为千古笑柄；有的军人为了一种信念，虽知危险在前，但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曾国藩是个理学先生，理学教导人做人，虽然常常迂腐可悲，但是又特别强调气节，所谓“临难决不苟免”、“视死如归”就是，也许他的信念未必正确，但其人只要认定，便会一去不回头。当然，这也是本书开头所说的湖南人的性格。曾国藩正是如此，虽然他也怕，也急，也焦虑不安，但决不会临阵脱逃。这便是他与那些绿营常败将军最大的不同之处。

  • 7月13日，李鸿章也回到曾国藩大营。李鸿章离开曾国藩军营后，胡林翼劝他：“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郭嵩焘也写信给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草茅，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胡林翼同时又向曾国藩进言，说是李鸿章之才可用。所以，李鸿章虽离曾国藩军营，但并未与曾国藩中断联系，反倒请胡林翼劝曾国藩尽早离祁门。不久便受曾国藩委派协助清军守南昌。曾国藩到东流后，幕府缺少人手，特别是起草奏章没有得力的人，便主动写信给李鸿章：“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业与淮扬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以私情论，去年出幕时，并无不来之约。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阁，不奏事者五十余日矣。如无穆生醴酒之嫌，则请台旆速来相助为理。”李鸿章来后，曾国藩待之如初，军国大事，均与其筹商。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毫不掩饰因李鸿章来营的兴奋，说是“公事虽尚废搁，以后奏牍可勤发矣”。

  • 咸丰帝生于1831年7月17日，到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岁，是个真正的短命皇帝。咸丰帝即使不算是历史上运气最坏的皇帝，起码也是其中之一。他刚刚接掌大权，太平天国就揭竿造反，接着皖豫两省的捻军、上海的小刀会、广东广西的天地会、贵州的苗民回民、云南的回民、四川的蓝大顺和李永和（自云南进入四川）、西北的回民，纷纷造反，闹得他穷于应付，有时简直是焦头烂额。这些股造反者还不算，外国人也找他的麻烦，这麻烦终于引起了现在一般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咸丰帝当政期间，可以说真正是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以致有位历史学家用《苦命天子》[1]这一标题来写咸丰帝的传记，这四个字对咸丰帝处境的刻画可说是入木三分。与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皇帝比较，咸丰帝还不能算是个荒淫无道的皇帝，他即位之初甚至颇想有所作为。但是，他的才能和他遇到的麻烦实在是不相称。朝廷的政事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他只是守着两条：第一，对于汉族大臣，不能给予过分的权力，尤其是不能既给军权又给地方行政权力。至于曾国藩，他就更加防范，不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不给曾国藩地方行政权。第二，对漂洋过海来的夷人，坚持过去天朝上国那老一套，从不肯去了解这些夷人究竟是怎么样，他们为什么如此强盛，并且只要能够不与夷人打交道，就尽量不与他们打交道。而这两条，咸丰帝都没有做好，也没能坚持到底。他不给曾国藩权力，最后又不得不给曾国藩权力；他不愿与外国人往来，最后又不得不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连他最后的政治遗嘱，即赞襄政务八大臣辅佐他的儿子，在他死后都被推翻。他是一个失败的皇帝。当咸丰帝驾崩时，湘军正与太平军在安庆殊死搏战，可怜的咸丰皇帝，他死前连湘军攻占安庆的好消息都没能得到。 曾国藩是9月14日得到咸丰帝升天的消息的。他是什么心情呢？

    咸丰帝临死的时候，命他唯一的儿子、只有六岁的载淳继承皇帝位，由于新皇年纪幼小，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也是咸丰帝姐夫景寿、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首席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军机大臣匡源、军机大臣杜翰、军机大臣焦祐瀛八大臣“赞襄一切政务”，人们又将其称为“赞襄政务八大臣”、辅政八大臣或“顾命八大臣”。八大臣的核心，实际上是咸丰帝生前非常宠信的肃顺。这一安排，可以说是咸丰帝的政治遗嘱。

    第二个问题是，咸丰帝太小看了那拉氏也就是他儿子——唯一的皇位继承人的生母的政治能量。咸丰帝死之前，那拉氏是懿贵妃。她生于1835年，此时不过26岁，但她的权力欲却比当时任何一个中国女人都要大。她是幸运的，因为她给咸丰帝生下他唯一的儿子载淳，这给她以后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机会。咸丰帝生前，似乎有时很喜欢这位比别的妃子们都要聪明的那拉氏，他把那拉氏的妹妹指婚给自己的弟弟奕；但有时好像又担心太过精明的她以后会专权。因此，咸丰帝的做法也就前后矛盾。咸丰帝死前，赐给他的正妻皇后钮祜禄氏一方刻有“御赏”的印，赐给那拉氏一方刻有“同道堂”的印，规定凡是八大臣所拟的谕旨，要在起首处盖上“御赏”印，结尾处盖上“同道堂”印，才算有效。咸丰帝可能是想以此防止八大臣权力过大。他认为两个年轻女人手上掌握这两方印章，最多不过是起到监督八大臣的作用，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那拉氏会利用这机会，把皇后笼络起来，最终战胜了八大臣。咸丰帝死后，钮祜禄氏自然成为皇太后，即慈安太后，又称东太后；那拉氏因为是皇帝的生母，也成为皇太后，即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她们在咸丰帝生前就已对肃顺不满，咸丰帝死后，矛盾就更加尖锐。其实，咸丰帝的正妻钮祜禄氏是个并没有政治欲望的普通女子，她与八大臣的矛盾，绝对有那拉氏推波助澜的成分。 奕和两宫皇太后都与八大臣尖锐矛盾，而肃顺依仗咸丰帝的信任，长期以来独断专行，又严刑苛法以待人，得罪了不少人，使自己很孤立。当奕和两宫皇太后找机会联合起来的时候，一场最高权力的角逐开始了。 1861年10月26日，热河行宫的小皇帝和大臣们陪着咸丰帝的灵柩（当时叫梓宫）启行返北京，这在当时叫做“回銮”。回銮的队伍分成两拨，一路是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在送咸丰帝的灵柩上路后，由近路先回北京，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等人在这一路；另一路是咸丰帝的梓宫，由肃顺护送，走大路，后到北京。实际上，这时候慈禧太后和奕早已将政变的事周密策划，准备妥当，八大臣还被蒙在鼓里。 少年光绪帝及其生父奕 慈禧太后便服像 11月1日，小皇帝和两宫太后抵达北京。第二天，两宫太后立即召见奕和留守北京的大臣，宣布八大臣的罪状，并马上逮捕载垣和端华。肃顺这天才走到密云县，被奕深夜拿获。11月8日，载垣、端华被赐自缢死，肃顺则被押赴刑场斩首。八大臣中的其他五人也都被革职。这一场变故，历史上被称为“北京政变”或“祺祥政变”，这一年是中国旧历辛酉年，所以也被称为“辛酉政变”。 因为奕早已控制了北京，并且掌握军权的僧格林沁和胜保都支持太后和奕，所以政变极为顺利。从此以后，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辅政。而真正的实权，渐渐落到慈禧太后手中。 垂帘听政之纱帘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发生的内讧比比皆是，这种斗争常常会削弱现存统治，甚至导致一代王朝的灭亡。但是也有不少例外的情况，那就是权力斗争或者政变的结果不但没有削弱现存统治，反而加强了统治者的力量。这次辛酉政变正是如此。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控驭权力的能力和自信心远远超过了咸丰皇帝。奕虽然有些浮躁，但他的眼光、气魄和对国情的了解，也远远超过咸丰帝和他的宠臣肃顺。因此，他们的掌权和合作，对于清政府平灭太平天国和其他农民造反，度过英法联军侵华后的政治和外交危机，有着相当的意义。 经过政变，不仅咸丰帝的人事安排被彻底改变，连他的政治方针也被改变。咸丰帝极不愿与外国人打交道，也不愿去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他宁愿隐身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在这方面，奕本来也与咸丰帝差不多，但经过在北京的议和，他一方面深受战败耻辱的刺激，一方面又发现外国人也是人。有了这两样感受，奕一方面主张与外国人交往，早在1861年初，在他的主持下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中国以前没有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虽然还是个不伦不类的外交机构，但有总胜于无，它的设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奕主张，让西洋各国强盛的那些东西，如洋枪大炮，远洋轮船，机器工厂等等，中国都要学，学了以后可以自强。因为奕有这些想法，以后当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兴办新式企业时，得到了奕的支持。 对于湘军集团，慈禧太后和奕也一改咸丰帝那种过于谨慎的态度，大局稍定，11月20日，清廷即发出上谕，上谕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着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钦此。 让曾国藩全权指挥四省的军事，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在此以前，清廷从来没有给予一个地方官尤其是汉族官员这么大的权力。这显示，慈禧太后和奕急于扑灭太平天国，以证明他们这些新统治者的英明，同时也是借此拉拢地方上的实力派。 曾国藩向来绝不介入朝廷党争，因此虽然肃顺在任用曾国藩一事上曾出过力，但曾国藩与肃顺并无私人来往。他不是靠走后门荣升高位，而是凭自己的本事干出一番业绩来的。不过这样一来，曾国藩对京师的政局动向，消息也就不大灵通。北京的政变是11月2日发生的，8日肃顺被砍头，可是一个月以后曾国藩还丝毫不知道这些变故。直到12月15日，他收到命他节制四省军务的上谕，同时收到清廷将肃顺等正法的上谕，才得知此事。这令他十分意外，甚至是震惊。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恰好李鸿章来，两人谈论“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惶”。 曾国藩得到节制四省军事之权，不但没有志得意满，反倒十分惶恐，担心位高权重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在日记中写道： （余）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思陆放翁谓得寿如得富贵，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跻高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这时候，湘系集团已有不少人做了大官，胡林翼虽已去世，但李续宜接替做湖北巡抚，彭玉麟是安徽巡抚，刘长佑是广西巡抚，骆秉章当了四川总督，毛鸿宾为湖南巡抚，长江两岸，到处是湘军的部队。如今他自己又受命节制四省军事，权位太高太大，虽然与没有权的时候性质不同，但他觉得都不是好事。他刚刚开始做官时，祖父曾星冈教训他“满招损，谦受益”的话，如今又在他的耳边响起，他时时提醒自己，不可自满，不可骄傲。他曾两次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免去节制浙江军务一条，而让左宗棠单独负责，只因清廷坚持，方才作罢。

  • 然而，胡林翼已经没有办法和他再一起同甘共苦了。胡林翼回武昌以后，病情并没有好转，1861年9月30日，胡林翼病死在武昌。胡林翼生于1812年，即使按中国传统的虚岁算，也不过五十岁。

  • 李鸿章不负他的老师所望，两个月就组织起新军。但他成军的办法，不是从头招募，而是利用了淮北一带旧有的与太平军作战的团练。这些团练首领有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以及已参加湘军的李鸿章原在淮北的部将张遇春。李鸿章把这些原属于地方武装的团练按湘军的营制改编，从此中国又出现了一支新的军队——淮军。曾国藩恐怕淮军新成军，人数既少，又多新兵，于是又拨八营湘军给李鸿章。其中最有名的是程学启的两营。程学启原是太平天国陈玉成的部将，在安庆大战时投降了湘军，一直由曾国荃指挥，勇悍善战，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干将。这样李鸿章所部达到了六千五百人。淮军的体制，大都仿效湘军，但也有三点与湘军有别：一为将领，湘军将领多以书生担任，淮军将领则十分庞杂，读书人不多。二为士兵，湘军专招朴实乡农，而淮军因为仓促成军，士兵中团练、甚至降卒都很多，还有大量收编原清军防军。三为武器，最初成军时，淮军武器与湘军并无不同，但李鸿章一到上海，马上认识到西洋先进武器的优越性，不遗余力地更换装备，大量应用新武器，致使淮军战斗力迅速提高，并且营制也因为使用新武器而有所改变。在使用新武器上，后来湘军反过来又模仿淮军。

  • 5月5日，清廷在任命左宗棠为闽浙总督的时候，同时任命曾国荃为浙江巡抚，但仍留在金陵前线，浙江巡抚由左宗棠暂时署理。兄弟两个接到任命上谕后，觉得名位太高，并非好事，商量准备辞巡抚职，曾国荃还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清廷抚慰一番，仍坚持让曾国荃当巡抚。既然当巡抚，一件大事便是如何写奏折，曾国藩告诉老弟，现在各地咨送来的折稿，是浙、沪、湘三处最好。浙江自然是刚升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沪指江苏巡抚李鸿章，湘则是湖南巡抚的幕僚、郭嵩焘的弟弟郭崑焘所起草，这几个地方恰好都与湘系有关。曾国藩说，对这些较好的折稿，要留心看一看，每折须看两遍，第一遍看其办事的主意如何，奏稿写作的整体布局如何；第二遍看其遣词造句的工夫。每天看一两个奏折，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对当下官场中人物的能力作为如何心中有底了。曾国藩又告诉他，平常小事不必多奏，但若攻占金陵，可以迅速将捷报奏闻。然后再报告湖广总督官文和曾国藩主持奏报详情。“平日千仗万仗不奏，届时奏此一仗，方为恰好”，这样能给朝廷一个突出的好印象，是做官的诀窍。

运筹帷幄

攻取安庆

天京城下

  • 可是天京粮道已经断绝，这么多军民吃什么呢？城内守兵已经在空地种麦，借以获得一点点粮食，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天王却说：“甜露可以养生。”命全城军民都吃甜露。“甜露”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野草。洪秀全见人们不信，便带头吃甜露。吃甜露的结果，造成洪秀全中毒。洪秀全只信上帝，不信医药，每次生病，都不肯吃药，任病任好。可这一次不行了，洪秀全已经五十岁了，不能像青年人那样有病一挺就过来了。 1864年6月1日，也就是太平天国天历的甲子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清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病死在他那豪华的宫殿里。洪秀全生于1814年，死时正好五十岁。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既已亡故，太平天国的事业也接近尾声了。

  • 所以曾国荃打金陵，还是用挖地道的老办法，少量的西洋火炮，只用来震慑敌人。不过，太平军对付地道也有相当的经验，于是双方在城墙内外展开了一场“地道战”。 自进入同治三年即1864年以来，湘军已经挖了三十三处地道，有时尚未挖到城墙下，就遇到塌方，致使不少挖地道的士兵被活埋。太平军在城内也挖地道，或挖横沟，一旦与湘军地道相遇，便灌烟、灌热水。太平军每发现一个地道，便会有数十甚至成百挖地道的湘军丧命。李秀成经验更为丰富，他登高遥望，只观察地面所生野草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下面是否有地道。因为挖地道的地方，会由于缺水而造成草色不够鲜艳。有一次，地道已挖到城墙脚下，太平军尚未发觉，恰好有一个太平军士兵偶然把枪插入地下，实际上他可能只是想略作休息，并未发现下面的地道，但地道内的士兵以为太平军已发现才用枪刺地下，急忙扯住枪尖拉入地下，太平军惊觉，湘军又失败了。据曾国藩6月25日的奏报，为攻坚城，已有四千余湘军殒命。 曾国荃因久攻金陵不下，心中焦急，一度精神不好，一会抑郁，一会暴躁。曾氏兄弟称之为“肝病”，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疾病。曾国藩生怕出现意外，便一再劝曾国荃请李鸿章来助攻。李鸿章的淮军装备西洋大炮，可以轰塌城墙，强似挖地道。6月18日，曾国藩写信给老九说：“夜来又细思，少荃（李鸿章）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曾国荃）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泉（李鸿章）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因为中原、西北有太平军、捻军、回民等多股反清队伍，清廷希望早日打下金陵，以便腾出手来解决其他问题，因此也命李鸿章进军金陵，与曾国荃合攻。但聪明透顶的李鸿章，既与曾国藩关系极为密切，又深知曾国荃不愿他人与他分享攻占金陵的功劳，因此总是推三阻四，今天推说军队枪炮不熟，尚待训练；明天借口某处有太平军，必须预防或攻打，迟迟不派兵到金陵。直到7月18日，才决定派淮军会攻金陵。

    两年以来，曾国荃为得到独自攻占金陵的头功，可以说费尽心力，常常策马日行百里，疲惫不堪，心理上也时时处于紧张焦虑之中，现在眼见湘军已攻进城中，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傍晚时分，曾国荃回到大营，幕僚们见他穿短衣，光着脚，由于激动，汗和泪顺着脸颊一齐流下。心里一放松，疲倦已极的曾国荃再也支撑不住，到了晚上，他倒头便睡，任将士在城内厮杀。

    用来存放这些物品。赵烈文是江苏人，不忍见故乡遭此劫难，倡议处理善后，制止抢劫，虽然因为他是曾国藩的亲信幕僚，别人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官兵们也多用白眼视之，并暗中骂他不识时务。

    自从中国近代史开端以来，南京是个非常不幸的城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舰兵临南京城下，迫中国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曾有一场恶战，在这场战斗中，清政府在南京的两个最高官员两江总督陆建瀛、江宁将军祥厚全都毙命。以后清政府在南京南北建江北、江南大营，导致在南京附近天天都有战争。太平天国的造反结束以后，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时，南京都有恶战。当然最惨的是日军全面侵华时，曾有整整三十万人被日寇屠杀。而湘军攻占南京，也是屠戮十分悲惨的一次。据赵烈文所记，直到7月24日，也就是湘军攻进城中的第六天，还有一、二处火没有熄灭。次日下了一场雨，才把火浇灭。7月26日，赵烈文又在日记中写道： 城破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 秦淮河，是金陵城一条美丽的河，也是繁华热闹的河，自古以来有名的东南名胜，此刻，她却笼罩在凄风腥雨之中。

覆灭天朝

  • 我们仅从突围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李秀成其人。第一，他是个大忠臣。洪秀全已死，李秀成还能不顾老母妻子，保着幼天王突围，这样的忠臣千古少有。第二，他是个大智大勇不可多得的将才，选择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突围地点，真是虽败不乱。
  • 7月28日，曾国藩到了金陵。他面临的第一件事是如何处理善后，这我们以后再说。第二件便是找到洪秀全遗骸，以便证实洪秀全确实已死。7月31日，经一洪秀全天王府宫女指点，找到了洪秀全尸身。曾国藩见到这位老对手时，只见其全身用绣龙黄缎包裹，头秃，胡须微白稀疏。说也奇怪，上午本来还晴朗朗的天，曾国藩验完洪秀全尸身后，暴风骤雨突然降临，半个时辰后又突然停止。也许是这位在金陵坐了十一年的天王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的冤魂一定要看看打败自己的老对手究竟什么样，才终于归天，投入给了他精神力量的他的天父上主皇上帝的怀抱。 曾国藩的第三件事是如何处置李秀成。按照曾国荃原来的想法，本就想将李秀成立即就地处死，但这却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朝廷的意思是要将李秀成押送北京献俘，但由于路途遥远，曾国藩杀了李秀成四天以后，朝廷要求将李秀成和洪仁达押送北京的上谕才到达。曾国藩来到金陵以后，先让李秀成把自己参加太平天国造反的经历写下来。李秀成用了几天时间，共写了五万字以上，其中叙述了自己参加太平天国的经过，并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他自己称作“天朝十误”。对于李秀成的处置办法，曾国藩曾秘密征求亲信的意见，别人的意见现在已无从考察，赵烈文说：“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最后，曾国藩还是决定，在李秀成将自述写完后，于8月19日，即同治三年的七月初六日，将李秀成处死。由此却留下了好几个千古之谜。 第一个谜是，李秀成想投降吗？ 第二个谜是，李秀成被俘以后究竟对曾国藩说过些什么，曾国藩究竟为什么冒朝廷不满甚至责备的危险，将李秀成就地杀死，而不是押送北京。 第三个谜是，李秀成在他写的供词即自述中究竟都写了些什么。 这三个问题是互相关联的。 先说第一个谜，即李秀成投降与否，这已是一件历史公案。 李秀成被押到曾国荃大营的当晚，赵烈文曾与他有一次长谈。谈到最后，据赵烈文观察，李秀成有“乞活”，即求生之意，并说，现在各地都有他的部将活动，希望能写封信遣散他们，免得继续战争而被杀害。8月18日，也就是曾国藩杀李秀成的前一天，曾国藩亲自讯问了李秀成。据在场的赵烈文的记述，又说李秀成当时有“乞恩”之意。还有，李秀成在自述中又写了十条的“收齐章程”，其核心内容是愿说服太平天国的残余兵将放下武器，以免战斗不息，戕害生命，但要求清方不要杀害他们，让他们解甲归田。由此引出后人对李秀成是否要投降的猜测。以毕生精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著名专家罗尔纲先生一直认为，李秀成是假投降，行的是缓兵之计，苦肉之计，为的是能够设法再进行反清斗争，或掩护幼天王脱逃。罗先生的意见没有为多数学者接受，这本是一个学术问题，不同见解之间尽可争论，但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罗先生就被加上美化叛徒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点燃批判的第一把火的，便是后来著名的批判整人专家戚本禹。连带到曾家后人处拍照李秀成供词的吕集义先生和与罗尔纲先生观点相近或为罗先生辩护的茅家琦先生、苑书义先生（当时都还很年轻）都受到批判。至于文革中间，就更无法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了。直到如今，投降与否都缺乏确切的证据，遂成为千古疑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想提出一些看法，以向读者和历史学同行就教。一般来说，避死求生，是一个普通正常人的本能，但显然李秀成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参加反清战争十四年，一生都是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他屡立战功，并成为太平天国领导层核心成员，这样一个李秀成要向清朝心悦诚服地投降，向他一直反抗的大清朝臣服，看来是缺少心理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有个关键，自从太平天国内讧以后，在太平天国的高级领导层中间，天国的理想、对皇上帝的信仰都已经破灭了。在此以后，李秀成只是凭着传统的对君上愚忠的观念效忠洪秀全，而洪秀全似乎又不是一个明君。现在，这个令人不能满意的君上也已经归天，李秀成要效愚忠的对象已不存在。因此，在理想破灭、君上归天，兵败被俘的情况下，想寻求新的出路，可能性是存在的。这并不只能用贪生怕死来解释。既想投降另寻出路，又不甘心臣服清朝，就可能有第三种选择。这要由我们介绍的第二个谜来寻求答案。 第二个谜是曾国藩为什么就地杀害李秀成，而不献俘北京。 曾国藩在讯问李秀成时，李秀成说了些什么，让赵烈文得出了“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的结论。我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李秀成说曾国藩大有才干，手下兵强马壮，如今的清朝气数将尽，东南半壁已是湘军的天下，如果曾国藩想造反，自己愿效犬马之劳。当然李秀成这话不会是明明白白说的，而是相当婉转隐晦地说的。李秀成对曾国藩的印象相当不错，这在自述中多处可以见到。李秀成死前，曾国藩派人告知他要处死他的事，李秀成竟对来人说：“中堂（曾国藩）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这句话是赵烈文在日记中记下来的。临死之人，却向他的敌人说来生图报，从这字里行间，我们猜测，李秀成本来今生就要“图报”的，就是辅佐曾国藩干更大的事业。这便是李秀成的第三种选择——既不臣服清朝，也不再恢复太平天国的第三种选择。曾国藩既不想造反，当然不能让李秀成入都。另一方面，在曾国藩看来，李秀成在曾国藩面前极力赞美曾国藩，如果到京城，又何尝不可以在朝廷搬弄是非，让朝廷加深对曾国藩的猜疑，逼迫曾家兄弟造反。即使朝廷不完全相信李秀成，猜疑肯定会加深。金陵既然攻下，太平天国已算灭亡，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已经十分微妙，这时候不能出新的问题。这就是赵烈文“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一句话的最好注脚。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有一些事情隐瞒了朝廷，如洪秀全本来是病死的，可曾国藩奏报却说是服毒自杀，等于是欺骗朝廷，这件事也不能让李秀成到北京说破真相。 第三个谜是李秀成供词之谜。 前面说过，李秀成在被害前写了五万余字的供词，现在一般称为《李秀成自述》。李秀成写完后，曾国藩立即予以删改，在李秀成被杀后，曾国藩将经他删改后的供词抄送北京朝廷一份，同时又在安庆刊刻向社会公开，后来书商曾据安庆刊刻本大量重印。但送军机处的也好，在安庆刊刻的也好，都是经曾国藩删改过的，李秀成写的原稿真本一直密藏在曾家，并且一直秘不示人。这引起人们很多猜测。到了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广西通志馆为搜集太平天国历史资料，由吕集义先生到曾国藩后代家里借阅李秀成供词原稿，并有选择地拍了一些照片。照片拿回后，由罗尔纲先生作了一些考证后出版。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并发生了许多争论。吕集义先生拍的照片并不是全文，次序也不免颠倒，因此，猜测比没有出版原稿前更多了。1949年，曾国藩的后人曾约农先生迁居台湾，将李秀成供原稿也带到了台湾。直到1962年，也就是李秀成写下供词的九十八年以后，曾家后代才将这部原稿真迹在台湾由世界书局影印出版。由于真迹的出版，对照当年曾国藩公开刊行的《李秀成供》，发现曾国藩对李秀成的供词作了不少篡改。这里仅举两类为例。第一类是隐瞒了洪秀全死因，李秀成自述原稿说：“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曾国藩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是删去李秀成颂扬曾家兄弟的文字，如有一段说：“清朝有福，曾帅大人坚心耐苦，将士齐心，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金陵）而威扬天下，实中堂（曾国藩）之谋，九帅（曾国荃）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被曾国藩改为：“清朝有厚福，而成全功。”又有一段讲曾国藩祁门被围时说：“中堂在祁门，被天朝（太平天国）之兵围屯。此非中堂不可，别人祁门不能屯稳也。此亦是清朝之福，中堂之福。”在真本影印本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先是删去“此亦清朝之福，中堂之福”，刊刻时，又将这段话全部删去。第一类篡改，是因为曾国藩未来金陵之前，在安庆向清廷的奏报中已说洪秀全系湘军攻城紧急时服毒而死，为使奏报前后一致，并显示湘军猛烈进攻的功劳，索性将李秀成自述改为一致。第二类显然是删去李秀成颂扬曾家兄弟的语言，以免引起清廷的猜疑。但是，曾家后人最后公布的真本也不是完全的，看样子可能被曾国藩毁掉了一些。曾国藩毁掉的当然是可能对曾家兄弟不利的内容，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以为最大的可能是婉转劝曾家兄弟造反。这也是曾国藩要就地杀死李秀成的重要原因。因为曾国藩既不想造反，就决不能让李秀成到处乱讲。 然而，曾家后人最后公布的是否李秀成的原供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罗尔纲先生认为，曾家后人于1962年公布的李秀成自述是真的，是李秀成写的原稿，但曾经过曾国藩的删改、撕毁，目前史学界多数人接受这一说法；而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先生却坚持说，它不是李秀成的原供，是曾国藩毁掉李秀成原稿后，参照李秀成原自述的内容，命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伪造的。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却又各有道理。这样，李秀成自述就成为千古之谜。

功高自警

  • 乱世功名，尤为难处
  • 大凡稍读过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典故。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可是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代代开国皇帝，为防功臣功高难制甚至篡权夺位，几乎都设法将其屠戮净尽。不杀功臣的皇帝我们只注意到两个人，一个是唐太宗、一个是宋太祖。可宋太祖虽不杀功臣，却也尽解功臣的兵权，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后世皆知，太祖以后的有宋一代，皇帝轻易不给军人以大权。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历代皇帝真正善待功臣的恐怕只有唐太宗一人。现在，曾国藩和清廷的关系，也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节骨眼。自曾国藩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事以来，清廷是又要用他，又对他不放心。越是接近太平天国失败，清廷的疑心就越重。一会儿突然无来由的指责，一会儿又施以安慰，就是清廷这种心理的具体体现。曾国藩熟读史书，又精明透顶，经验丰富，对这些事，内心当然非常明白。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太平天国剿灭以后他与清廷的关系，就是一个要妥善处理的极为重要的问题。不过，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1858年重新出山以后，他就常常把战场的胜利，一半算是人事，一半归于天意。他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多年以后，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说：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1857年）、戊午（1858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是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 曾国藩的表白说明，自1858年重新出山后，他虽然仍强调自强自立，但比较往昔，多了谦让、谦逊、谦虚，处处时时做退一步想的功夫。 官职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曾国藩不仅没有丝毫得意忘形之意，反而时时怀着警惕之心。尤其是清廷让他节制四省军队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的日记就写道：“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到清廷授曾国藩两江总督，特别是让他节制四省军事之后，他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曾多次请求解除节制四省军队的大权，或由朝廷派大员重臣与他共同负责军事，只是清廷想尽快消灭太平天国，不能再造成互相掣肘以致失败的情况，才一直坚持让曾国藩全权负责。 两个带兵的老弟不太理解这一点，遇事不知退让，一味向前做去，有时不免蛮干，特别是曾国荃每攻占一城，都任士兵抢掠，把太平天国的财务收归己有，世人对此议论很多，曾国藩便时时劝诫。1862年7月16日，他致信两个弟弟说：“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能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戒，庶几免于大戾。”1863年旧历八月二十，是曾国荃四十虚岁的生日，曾国藩事先告诫：“生日在即，万不可宴客称庆。此间谋送礼者，余已力辞之矣；弟在营亦宜婉辞而严却之。至嘱至嘱。家门太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所能及者。” 太平天国剿灭，曾家兄弟的权势已达峰巅，如果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中国传统的思想特别是道家的智慧，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易传》中就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意思是说，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接着就会向西偏去；月亮最圆的时候，接着就会亏缺。联系到人事，当你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当你的人生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因此，人在万事顺利的时候，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做事要留有余地。所以《易传》上又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易传》中教导人们，若要持盈保泰，便应戒骄戒满，成功时要头脑冷静，凡事须退让一步。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过著名的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大意是说，祸与福虽然是对立的东西，但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祸可以转变为福，福也可以转化为祸；祸里面埋藏着福，福里面也埋藏着祸。按照老子的学说，如欲趋福避祸，须清静无为，凡事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怎样趋福避祸、趋吉避凶呢？除了处事一定要谦虚谦让外，关键是权和利两个字。 1863年2月24日，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于是，当湘军攻占安庆，以后兵锋直指金陵的时候，一个参用老庄学说，推权让利，调整与清廷的关系，避免意外的危险并且保全自己名位的方案在曾国藩的头脑中渐渐清晰，待湘军攻占金陵后，便完全成熟了。
  • 对于曾国藩迅速裁撤湘军，不少人强调湘军暮气已深，曾国藩要把纪律已经败坏、战斗力下降的湘军裁撤，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也持此观点。曾国藩确曾多次说过湘军暮气已深的话，但他不过是为裁撤湘军找借口。实际上，自湘军创办以来十年的历史上，历来是一旦兵老疲弱、纪律败坏、战斗力下降就裁去，然后再招募新兵补充。
  • 一方面推让权力，一方面要做一些让清廷高兴的事，这就是修复旗营。
  • 经过一番努力以后，曾国藩终于度过了他与清廷关系的危机，赢得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保留了权势和地位，也赢得了他的家人和后代的安康，间接也算保持了政局和全中国的稳定。
  • 多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惶逃难，他们大体沿我们今天去八达岭长城参观游览的路线出京向西逃去，这条路尽是大山，再加上败兵抢劫，根本无物供给“圣驾”。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困苦艰难，有时连一碗稀粥都喝不上；睡觉时也是两人坐一个板凳背靠背熬到天明。好不容易到了直隶怀来，正巧是曾国藩的孙女婿（曾纪泽之婿）吴永在此当县令，吴永竭力供应，使一路颠沛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有了饭吃，有了地方睡觉，也有了稍微好一点的衣服穿。慈禧太后非常高兴，当她听说吴永是曾国藩孙婿——忠臣的后裔后，爱屋及乌，真是备感亲切。见面后五天，慈禧太后就将吴永从知县提升为知府。不到一年，又将其升为道台。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以退为进，削减自己权势，不但得到了清廷的认可赞许，甚至惠及他的子孙。
  • 应该说，曾、左二人虽然龃龉，但并不互相仇恨，所以用“失和”二字最为恰当。而且他们在公事上，还颇能互相配合、支持。显然，曾国藩一直对左宗棠的才干和进取、吃苦精神评价非常高，以至有“天下第一”的赞语。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为撰挽联，说的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原来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而挽联上左宗棠却署的是“晚生左宗棠”。 事实上，到了晚年，两人心中的那股怨气已经平和了，不过两人性情都有一种超出常人的傲气，谁也不肯打破僵局，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也还是没有书信往来。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儿女非常照顾，以至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感念不已。而曾国荃和曾国华的后代又和左宗棠的后代连为婚姻。怪不得有人认为左宗棠和曾国藩是假冲突了。
  • 现在，为了恢复经济，曾国藩和江苏巡抚李鸿章、安徽巡抚乔松年一起，分别各地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奏请清廷减免钱粮赋税，设法召回流亡人口，以便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曾国藩在金陵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马上修复举行乡试的贡院，以便当年能够举行乡试。
  • 曾国藩读后在日记中写道：“阅桐城吴汝纶所为古文，方存之荐来，以为义理、考证、词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观之信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也。”清代以桐城籍文人为核心的桐城派古文非常有名，方苞、姚鼐是其中的佼佼者，曾国藩非常喜欢姚鼐的文章。所谓义理、文章、考证不可偏废，就是姚鼐提出来的。现在曾国藩说吴汝纶“不独为桐城后起之英”，就是说吴的成就将来会超过桐城派。吴汝纶随即参加了这年的江南乡试，以第九名考取了举人。当时凡考取的举人，都要拜会“座主”，吴汝纶这才拜见曾国藩。第二年，吴汝纶参加会试，又以第八名考中了进士。中举之后紧接着中进士，这叫做“连捷”，很不容易。吴汝纶授内阁中书后告假出都，又来见曾国藩，曾国藩对吴说，你不必急着进京当官，就在我的幕府中专心读书，多作古文。曾国藩又问吴汝纶的老师是谁，吴汝纶说没有其他老师，就是父亲辅导，曾国藩听后，立即聘请吴汝纶的父亲为自己儿子的老师。吴汝纶此后就入曾国藩幕府，并成为曾国藩座下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果然不负曾国藩所望，不仅大有文名，后来还当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总教习。严复翻译《天演论》，也是吴汝纶为之作序，向社会介绍。
  • 这里必须给读者介绍的，是曾氏兄弟刻印王船山文集的事。 王船山，本名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算是曾国藩的湖南前辈和乡贤，本书卷二曾说过此人。王船山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因为晚年他隐居在家乡衡阳的石船山，所以世人又称他为“船山先生”。王船山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学者、思想家。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衰微，清兵入关，天崩地解，河山变色的大动荡时代。王船山一生坚持抗清，后来清朝的统治渐渐稳固，王船山的抗清事业败局已定，但他决不肯臣服清朝。他避入穷乡僻壤，甚至苗徭山洞，发愤著述，虽贫病交加而丝毫不悔。他把亡国的惨痛，缜密的思想，都融入他的著作之中，成就了一代伟大的学者。但是，由于王船山强烈的反清思想和夷夏之辨观念，在清朝政府严酷的压制下，他的著作二百年来一直湮没而不显。直到1839年（道光十九年），才有湖南新化学者邓显鹤和邹汉勋以及湘潭学者欧阳兆熊主持刊刻了王船山的部分著作，计一百五十卷。1854年太平军重入湖南，刻版又毁于战火。欧阳兆熊恰好是曾国藩挚友，当年曾国藩任职翰林院时，曾染重病，多亏懂医道的欧阳兆熊照料，才得痊愈。曾国荃攻占安庆后，曾氏兄弟决定重刊王船山文集，专门设立书局，请欧阳兆熊负责搜集、校勘。曾国藩对印行船山遗著非常关注，在这次印的三百二十卷中，他亲自校阅了《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张子正蒙注》九卷，《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四书》、《易》、《诗》、《春秋》等各经书的稗疏考异十四卷，计达一百一十七卷。王船山后人家已经散佚的《书经稗疏》、《春秋家说序》，曾国藩又特地托朋友在京师文渊阁抄出寄来。湘军攻占金陵后，刻印船山遗著的书局也随着迁到金陵，直到1866年，刻印方才完成，曾国藩又亲自作了序。至此，王船山的学说才得以面世。印行王船山文集时，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王船山生前曾说，我的书要二百年后才能显于世，让他的子孙妥善收藏他的书。欧阳兆熊致书王氏后代索求船山著作底稿，当信到的前一天，守王船山祠堂的人听到堂内有响声，开门一看，原来是王船山的灵位从神龛中自行跃到案上，并且直立不倒。这传说当然无法验证，但王船山若泉下有知，也应该为他的著作终于传世高兴吧。王船山是坚决反清的，曾氏兄弟却是拼命维护清朝的，他们为什么要刊印王船山的遗著？这确有些耐人寻味。不过，曾氏兄弟既然不打算反清，应该不会是让人们读王船山的书而产生反满民族意识，而是欣赏王船山其他方面的学说和思想。比如王船山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话的意思是说，读史者，写史者，都要经世致用，让人知道古往今来政治的得失，为后人提供借鉴，否则写史就是没有用的。这类语言，一定会在曾氏兄弟的内心引起共鸣。也许曾氏兄弟没有料到，船山学说在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维新党人谭嗣同、唐才常，清末革命党领袖黄兴，一直到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都从船山学说中吸收养料。笔者的恩师、晚年研究近代湖湘文化的著名学者林增平曾总结船山学说对湖南的影响说： 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与之相应的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恰当其时，湮没百余年的船山学说开始广泛传播，其哲理和反清、一定程度反封建的学说思想和经世致用的主张，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前后师承。从而进入近代就形成了有别于他省，具有湘人在若干方面异于他省的气质的湖湘文化。此一文化的延伸外铄，遂在近代经世——维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上，造成了令人瞩目的形势和成就，导致湖南获得近代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 刊刻王船山遗著的书局原是设在安庆的，后来迁到金陵。刻印王船山遗著完成后，书局一直留存了下来，先是校刊四书、十三经、《史记》、《汉书》，到曾国藩三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曾与浙江、湖北等几省的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在书局中工作的，除欧阳兆熊外，还有汪士铎、刘毓崧、莫友芝、李善兰等著名学者。
  • 由于曾国藩办的这些恢复文化的事业，所以不少台湾学者赞扬曾国藩一方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使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一方面要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旧有文化和国粹，使中国人不忘为中国人。 湘淮系集团领袖中，除曾国藩外，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丁日昌都很重视文化建设，在他们的统治地区，都努力做恢复书院、建印书局等事情。
  • 欧阳夫人率儿媳刘氏（即刘蓉之女）纺纱，每日定量四两，一般到二更后才休息。有一天不知不觉已纺到三更，曾纪泽已经就寝。欧阳夫人说，我为你说个笑话提提神：“有一家，婆婆常常率儿媳纺纱到深夜，儿子嫌纺车声音吵得难以入眠，说是要将他妻子的纺车打碎。其父在房中应声说：‘如能将你母亲的纺车一起打碎，最好。’”第二天早餐时，曾国藩把这故事说给幕僚们听，直惹得众人大笑不止。

剿捻失败

  • 几乎与太平天国起义同时，捻党也扯旗造反，号称捻军。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派兵北伐后，捻军更为活跃。但捻军和太平天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分散作战，打家劫舍，但互不统属，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到1855年，各路捻军聚集在安徽亳州雉河集（今安徽涡阳），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另一个主要首领叫龚得树，但他们互不统属的特点并没有完全改变。他们曾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并多次配合陈玉成的军队作战，但仍保持行动自由，他们自己把这叫做“听封不听调”。
  • 如果说，当初打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可以咬牙干到底，那么，现在他已不愿意再率军出征了。他已经五十四岁了，在那个年代，五十四岁已经算是个十足的老人了。他的精力已经大大衰减，早年的锐气也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阅历的增加而逐渐消退。不仅如此，这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常常抑郁，也使他的斗志消减。 曾国藩心情抑郁的原因是恭亲王奕遭受弹劾。 恭王府一角 自从恭亲王奕与慈禧太后合作发动政变以后，奕主持政务，权倾朝野。然而正像曾国藩等人观察的那样，奕人虽聪明，办事也算干练，但却不知求人自辅，缺乏根基，在权势隆盛的背后，早已埋藏着危机。慈禧太后当太平天国势盛时，再加上自己还缺乏主政经验，须倚重奕，便对他加意笼络。
  • 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八人。慈禧太后拿出她善于表演的手段，涕泪交流，说是奕跋扈，叫他们重治奕，甚至“逮问”。诸臣不敢应命，慈禧太后威胁说：“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就是说，将来皇帝长大，你们不怕吃罪吗？周祖培表示：“此事（蔡寿祺安的罪名）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大学士倭仁共治之。”4月1日，周祖培等会同倭仁询问蔡寿祺，蔡寿祺对他所说的各项罪名都无法指实，只有纳贿一层说出薛焕、刘蓉，然而又说是得自传闻，没有实据。倭仁等见状，只好用模棱两可的话奏上，说是“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应如何将恭亲王裁减事权以示保全懿亲之处，恭候宸断”。慈禧太后早已想好处分办法，她拿出自己先已写好的有不少错别字的谕旨，命诸人润色后，打破惯例，不通过军机处，立即下诏。诏书上列举蔡寿祺所说的莫须有的罪状后，说： 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一夜之间，奕所有的职务和权力全被免掉。 在曾国藩的眼里，恭亲王虽然有些浮躁，但却是不可多得的贤王、贤臣。曾国藩从不轻易和京师的权臣打交道，但却多次与恭亲王通信，这也说明他虽然不能算是奕的同党，但至少对奕的印象不错。
  • 9月3日，曾国藩正在从山东济宁到河南周口的路上，收到了御史朱镇的弹章。向来日记中少记大事、政事的曾国藩，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下“阅之不无郁恼”。恰好这十来天他的身体又闹毛病，这时候，他已经产生了辞职隐退的念头，他给曾国荃的信中说：“自问精力大减，断不能久当大任，到周口后与弟谋一引退之法，但不以卤莽出之耳。” 屋漏偏逢连夜雨。曾国藩这边焦头烂额的时候，老九曾国荃又弄出了一件事，这就是弹劾湖广总督官文。
  • 曾国藩的办法，是再次求退以保全自己。 1866年9月20日，曾国藩第一次上奏，说身体不好，请假一个月，在营调理。托病求退，是中国官场的老习惯。托病的人可以用这办法试探朝廷或自己的上级，如果朝廷或上级坚决用他，便会用恰当的方式表明它的信任，来安抚求退的人，托病的人也就不再坚持求退。
  • 实际上，在曾国藩指挥的各军压迫之下，捻军的力量实已衰减，消灭它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在连战不利的情况下，曾国藩也没有把捻军当做心腹大患，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此处洋务指列强）为最，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其次中原之捻。”在他的心目中，捻军之患只排在第三！ 然而，清廷不愿意给曾国藩这个时间，不愿意再让曾国藩得到剿平捻军的功劳。
  • 曾国藩的确曾打算就此辞掉官职，回故乡颐养天年。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最后还是回任两江总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位高权重，难以息肩。 在把李鸿章送走以后，曾国藩也于3月21日离徐州南下，回金陵两江总督任所。 自1865年6月出师，到现在已有一年半多的时间，这段时间里，曾国藩周历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各地，亲眼见到了战火破坏之后民间的苦况，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自北征以来，经行数千里，除兖州略好外，其余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忝为数省军民之司命，忧愧实深。又除未破之城外，乡闾无一完整之屋。”他又联想到，老家来信说修整房屋用了七千串钱，心中“尤为惭悚”，其实一个堂堂的协办大学士、总督，修理房屋用了七千串，实在已是很少很少，但一向主张节俭的曾国藩为此很不安，他写信责备儿子曾纪泽： 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平生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 1867年4月4日，曾国藩的船到了扬州，恰好官文也乘船来到这里，曾国藩便于次日特地到官文的船上拜访。两人都谈了些什么，曾国藩的日记没有多写，家书中也没有说，想来那场面一定非常尴尬吧。 1867年4月10日，曾国藩回到金陵城。金陵城的百姓对他还是欢迎的，在他的路经之处，民间家家用香烛爆竹表示对他回任的欢迎。因为没有剿平捻军，没有给百姓带来一个真正太平安定的生活，曾国藩的内心在感到安慰的同时，却又非常惭愧。 曾国藩回到金陵两个月后，6月10日，清廷将他的协办大学士升为大学士，大学士在清末已少有实际的权力，但却是最崇高的头衔。曾国藩于心情郁闷之中，这也总算是个安慰。 这时候，除了李鸿章在中原地区负责剿捻外，清廷已命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左宗棠的任务是剿平西捻军和甘肃的回民造反，将来还要进兵新疆。因为南方作战和西北作战特点不同，左宗棠对他部下的军队需要作大幅度的整编。而原属曾国藩的湘军刘松山部已入陕西，也就归左宗棠指挥，刘松山的部队在后来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的过程中立了首功。 捻军分为东西捻军后，总的情况是对清朝方面有利，但是就在曾国藩把钦差大臣关防交给李鸿章的时候，东捻军甩脱山东一带的淮军，直奔湖北。淮军千里追来，湘淮军在湖北与捻军打了三次大仗。第一仗在1867年1月，淮军郭松林部遭到东捻军的伏击，大败，郭松林也多处受伤，接着淮军张树珊部孤军进攻捻军大败，张树珊战死。第二仗在2月，淮军刘铭传部与湘军鲍超部合击捻军。刘铭传贪功，不等到约定的时间就发动进攻，结果为捻军所败。鲍超军赶到，从捻军侧后发起进攻，这才转败为胜。刘铭传不感谢鲍超，反倒怪鲍超误期，李鸿章又袒护刘铭传，鲍超一怒之下，托病退职，曾国藩屡劝不听，只好将鲍超所部三十多营遣散。第三仗在3月，曾国藩的表弟彭毓橘率曾国荃任湖北巡抚以后新募的湘军三千人在蕲水被捻军包围，彭毓橘也战死。但是这以后捻军就没有再取得大的胜利。自1851年太平天国开始造反，至此时捻军被剿平，天下大乱整整十八年，几乎所有的省份都遭受战乱：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四川、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直隶，这还仅仅是清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交战的主要战区，不包括其它小规模造反波及的地方。人民遭受的苦痛是文字语言所难以形容的。现在，动乱终于基本结束，清统治者自己也说这是“同治中兴”。 按照以往的历史，战乱之后，和平来临，该是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经济的时候了。但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这些“中兴名臣”，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那就是携带着洋枪洋炮东来的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这不仅是曾国藩等人和大清王朝面临的难题，也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过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曾国藩等人是如何处理的呢？

倡办洋务

  • 近逼卧榻，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从西洋人用洋枪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后，曾国藩等人的思想经历了极为痛苦的演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刚刚科举成功，职务为翰林院检讨，稍后又担任国史馆协修官，这时他正努力钻研程朱理学，做艰苦的内心修养工夫。作为低级官员，曾国藩离朝廷决策层还差得远，但他对鸦片战争的动向十分关心，在家书中多次介绍战争的情况，有时也发表自己的看法。如： 1841年12月1日《禀父母》：“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胜。在福建、台湾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斩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 1842年2月27日：“英夷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1842年3月4日：“浙江之事，闻于正月底交战，仍而不胜。去岁所失宁波府城、定海、镇海二县城尚未收复。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 1842年6月5日：“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府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京师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想不日可殄灭也。” 1842年7月17日：“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天津防堵甚严，或可无虑。” 1842年8月9日：“逆夷在江苏滋扰，于六月十一日（7月18日）攻陷镇江，有大船数十只在大江游弋。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 1842年10月20日：“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现在夷船已全数出海，各处防海之兵陆续撤回，天津亦已撤退……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著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这么多私人信函的内容，只是想让读者知道当时曾国藩的想法和对西方的了解程度。 从以上这些通信的内容来看，曾国藩对“英夷”即西方列强还缺少起码的了解，盲目自大的思想充满了他的头脑，然而对“英夷”的船坚炮利却也有些无可奈何。这次战争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丧什么权？《南京条约》包括附约，以及后来与法国、美国签订的条约，除了割香港岛（现在香港特区的一部分）外，最大的损失是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三项条款。后三项内容不仅损害中国主权，而且对中国后来发展机器工矿业危害非常之大。比如按协定关税条款，中国自己不能确定进口货物关税，必须与列强协商，结果近代中国的进口关税出奇的低，完全失去了保护民族工业的作用。但是当时参加议和的人，以及朝廷中枢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能看到这一点。他们最卖力去争的，一个是不让各国使节见皇帝，如果见皇帝，必须用藩属国的礼节，行跪拜礼，否则就不可以见“天朝”大皇帝；另一个是各国使臣不可以驻京师，各国与中国的外交交涉，必须通过两广总督或通商大臣进行。而战争结束以后，举国上下，又好像没事一般，似乎天下又太平无事了。只有魏源等少数人对列强的威胁极为关注，魏源编著成历史地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海国图志》，并在书中大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曾国藩，似乎也与一般士大夫没有什么两样，他十分关注内政的腐败和危机，但是对世界的观念，却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梦里。对于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的情况，他也没有特别的关注。在他的心目中，那只是一些不知天朝法度，不了解孔孟之道，只是凭着坚船利炮而横行一时的蛮夷而已。再往后，他率军与太平天国作殊死搏战，暂时无暇考虑这些问题。 《南京条约》签订十多年后，英法两国合伙对中国再一次发动了战争，我们习惯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进攻广州，1858年1月5日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接着联军扬帆北上，先到上海，然后抵天津。这时候，因父亲去世尚家居的曾国藩还没有料到问题的严重性，5月29日，他在写给江西前线的曾国荃的信中说：“夷船至上海、天津，亦系恫喝之常态。”又分析说：“彼所长者，船炮也；其所短者，路极远人极少。若办理得宜，终不足患。”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他也说：“粤中团勇报捷，盖意中事。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所短者路远也，人少也。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粤民习知其人之寡，技之浅，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与之狎也。此次与之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指徐继畲及所著《瀛环志略》——著者），颇张大英夷。筠仙（郭嵩焘）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之二忌，恐不能久。”从这段话看，曾国藩对西方国家了解还是相当的少，文字中仍然充满盲目虚骄自大之气。 曾国藩的见解和想法，我们今天的人看来，简直就是做梦。梦可能是美好的，但总有醒的时候。 不久，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彻底打破了曾国藩盲目虚骄、天朝上国的梦。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现在，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才意识到，中国遇到的，不是古代遇到的那样的夷狄，他们不仅有强盛的武力，而且这强盛的武力，不是靠古代夷狄的那种勇猛和剽悍，而是发达的科学与技术。 随着梦醒的，是深沉的忧患和苦痛。作家们常常喜欢说，人生中只有爱才是让人刻骨铭心的。我们可以说，忧患和痛苦也许比爱更让人刻骨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等人正是处在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患和痛苦之中。 能再建一座可以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新的长城吗？ 薛福成曾在他的《庸庵笔记》中记述过一件胡林翼的逸闻： 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胡林翼）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阎敬铭）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首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 作为湘军的统帅之一，胡林翼每天都在生死相搏的残酷战争中度过，怎会见到两艘洋船就受到如此打击？显然，他是看到了一个比太平天国更强大的对手，而这对手对中国的威胁和挑战，比太平天国更加强烈、更为严重！他一下子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应付。 曾国藩和胡林翼不仅为莫逆之交，而且思想情趣都非常相近，胡林翼的这种苦痛，曾国藩也同样深深感受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天津条约》，汉口、九江开辟为通商口岸，外国轮船时常来往。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进驻安庆，免不了要和这些洋人交涉。就在1861年11月4日，在与英国人交涉后，曾国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 及至攻灭太平天国以至捻军后，曾国藩的心情没有丝毫的轻松，就因为这些比太平天国和捻军还要厉害的对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 对外洋和中国面临的局势的认识，李鸿章比他的老师更深入一步。李鸿章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中国现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就是说，中国面临了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大难题。李鸿章在奏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一句话，他们都为外夷的事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之中。 忧虑之后，曾国藩也开始注意了解西方的情况。1858年他还说徐继畲张大英夷，可是不久他自己也研读起徐所著的介绍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瀛环志略》来，并将此书寄给他的好朋友刘蓉看。1867年剿捻未成，回任两江总督，他竟又将《瀛环志略》仔细阅读两遍。除了从书本中了解外，还加以亲身体验。1862年4月，幕僚吴坤修到上海，乘坐外国轮船，从安庆到上海，无论逆水顺水，都仅用两天，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甚矣，洋船之神速也。”以后，他经常乘坐或观看轮船。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之初，曾到湖南会馆参观方子恺所造的大地球仪，这地球仪特别大，曾国藩见了非常喜欢，他特地在总督府中造了三间屋来放这个地球仪，以便可以随时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西方情况了解的加深，在曾国藩和他的一些朋友的头脑中，思想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未必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还有许多文化、历史不比中国差的国家，中国如果仍是抱残守缺，不奋发努力，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面临这几千年未有的变局，面临这数千年未有的强敌，该怎么办呢？ 除了胡林翼较早死去外，几位湘军最重要的领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曾国藩的好友郭嵩焘，以及和曾国藩有师生之谊的薛福成，几乎得出了一致的对策，那就是魏源和林则徐所首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按道理来说，中国在1842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应该致力研究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应该是这对策中的起码的一项。可是当时我们中国人受传统的教条的严重束缚，天朝上国、盲目自大的心态遮蔽了人们的眼光，人们看不到英国等西方国家文明、强盛的事实，失败之后还是把他们当作蛮夷戎狄，不但不可以学习，连了解都不必。《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可是当时的中国人连这起码的常识都忘了。人们的想法是只能用夏变夷，不可以用夷变夏，即只能外国学中国，中国不能学外国。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完全是无所作为，白白浪费了这二十年的时间。二十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可是一个人的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能够一定程度克服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的，是经世致用思潮。 本书前面说过，清代嘉庆、道光两朝，社会的危机逐渐显露，然而同时也兴起了讲求实际、研究实际学问、主张改革的经世致用思潮，这思潮的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就是在他们的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办事讲求实际，实事求是，比较容易克服那些僵化的教条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正是经世致用的思潮，使中国人迈出了了解西方、师夷长技的第一步，这里不再多说。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渐渐升上了统治者的高层，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并且对朝廷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于是开始实施他们师夷长技的想法。

    主要是随着湘淮军的兴起而成为清政府柱石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在中央朝廷，有恭亲王奕、文祥等人。

    李鸿章自率淮军到上海后，亲眼目睹西方武力的强盛、租界管理的先进等情况，思想为之大变。另一方面，李鸿章虽然也曾向曾国藩等人学习过宋明理学，但时日甚短，所学甚浅，不仅如此，在他的内心深处，虽然对曾国藩仍是深深佩服，但对那些只会讲夷夏之辨的腐儒却是极为鄙薄。这样一来，他所受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也就比那些张口程朱、闭口性理的人小得多，他甚至说过“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这样的话来。所以李鸿章一到上海，便立即对洋炮、轮船这些西洋技术着了迷，发誓要学得洋人的一二秘技。鉴于李鸿章与曾国藩的亲密关系，他对他的老师有相当的影响。

    生活在21世纪的、距曾国藩生活的时代已经一百三四十年的人，对于曾国藩从盲目自大到努力了解外洋情形，再到学习制造科技的转变不觉为奇。因为现在世界上的人们每天都在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问题，从没有人管它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但是，这对曾国藩那时的人来说，却是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前面说过，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夷夏大防”是非常重要的观念。自秦以来，由于汉族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和国家，只有周边民族学汉族的多，中国学周边民族的极少。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只可“用夏变夷”，决不可“用夷变夏”。提倡学习外国的东西，等于是“以夷为师”，在某些人的眼里，这比卖国叛国还可恨。当时恭亲王奕主持在京师办同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后来又学习外国天文算学，这在今天看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当时却闹翻了天。当时正做同治帝老师的翁同龢记述说，京师街谈巷语，都在骂同文馆，有的人还在前门贴标语，说是“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还有“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等等。更有文人写联语骂道：“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这些话的矛头都是针对恭亲王奕的，连亲王都骂，可见人们保守心理的顽固和保守势力的强大。所以，曾国藩的转变，无论对于他自己来说，还是就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其意义绝对是深远的。

    最出色的几位科学技术人员，他们是：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这三位都是曾国藩慕名罗致来的幕僚，他们是军械所的技术骨干，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他们为中国的科学和技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曾国藩与李善兰的交往特别多，曾国藩酷爱围棋，李善兰也是围棋好手，曾国藩的日记中，有多次与李善兰下围棋的记载。

    这时候，他找到了容闳——一位对于曾国藩和湘淮军领袖来说经历十分奇特的读书人。 容闳（1828—1912）是广东人，他的家在离澳门仅有四英里的南屏镇。容闳幼年时，澳门教会为纪念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先驱马礼逊，办了一个马礼逊学校，当时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读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争取科举考试成功，容闳的父母因为比较贫困，就送容闳到这所学校，希望将来可以谋得一个足以养家的职业。容闳1841年进校学习时，只有十三岁。第二年，学校迁到香港，容闳也随着到了香港。1847年，学校中有一位美国老师勃朗先生要回国，他希望带三个学习较好的孩子到美国深造，容闳自愿前往。于是，容闳乘坐九十多天轮船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经过中学的学习后，他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容闳虽然身在美国，甚至连中国文字都写不好，但他不仅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而且那炽烈的赤子之情，反而因为远离祖国和知识的日益增长而更加强烈。1854年，对西方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有着国人所无法比拟的深厚了解的他，带着耶鲁大学的毕业证书回到了祖国。满腔热情的容闳一心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他认为中国最缺的是懂得现代世界知识和科学的人才，因此中国首先要办的是教育。他曾到太平天国中访问，并对洪仁玕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是太平天国并没有实现他的理想。于是，他只好一面经商，一面等待报效祖国的机会。1863年，当湘军全力围困金陵城的时候，驻安庆的曾国藩知道了还有容闳这样一个特殊人才。向曾国藩推荐容闳的可能是数学家李善兰，于是曾国藩便请李善兰和曾与容闳有一面之识的懂制造技术的张斯桂接连写信给容闳，请容来安庆。于是，容闳结束了自己的商业活动，于这年九月来到安庆。到安庆的第二天，容闳就见到了曾国藩。 容闳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余见文正时为1863年，文正已年逾花甲（实为52岁），精神奕然，身长约五尺八九英寸，躯格雄伟，肢体大小咸相称。方肩阔胸，首大而正，额阔且高，眼三角有棱，目眦平如直线。凡寻常蒙古种人，眼必斜，颧骨必高。而文正独无此，两颊平直，髭髯甚多，鬖鬖直连颏下，披覆于宽博之胸前，乃益增其威严之态度。目虽不巨，而光极锐利，眸子作榛色，口阔唇薄，是皆足为其有宗旨有决断之表证。凡此形容，乃令予一见即识之不忘。 容闳对清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但对曾国藩评价非常之高。他在回忆录中说：“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还记述： 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文正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予来此约两星期，在大营中与旧友四人同居，长日晤谈，颇不寂寞。 容闳一腔报国之志，他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位可以让他实现其愿望的人了。不过，容闳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他的教育计划，即争取由国家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让这些学生了解世界大势，学习科学技术，回国为中国的发展效力。但当时清军还在与太平天国激烈战斗，而且派中国人去西方拜夷人为师，毕竟是太大的事，容闳的留学计划要推后几年才能实现。当时曾国藩最关心的，是要拥有与西方列强一样的洋枪洋炮，一样的能够纵横大洋的轮船，以便将来一旦与外国发生冲突时中国能够有所凭借。而这坚船利炮，除了购买之外，还须自己制造，所以曾国藩请容闳到美国去购买能够制造枪炮的机器设备，并叫他带上六万八千两银子。六万八千两银子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须知曾国藩时时都为湘军欠饷发愁，但为了国家的长远大计，还是要舍出一些银子。按照容闳的见解，中国需要设立制造机器的机器厂，作为一切工厂的基础，不光是制造枪炮的机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机械工业，这实际上是建立整个工业体系的问题，然而当时曾国藩还不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所以容闳主要还是买制造枪炮的机器，兼及各种机床。

    西方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业革命，终于通过洋务运动，通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延伸到了古老的中国。

  • 曾国藩又一次向朝廷上奏。曾国藩这两次奏报，都是在附片中顺便提及，他的想法，可能是事情重大，担心朝中反对的人太多，因此先行试探。 虽说曾国藩已决心派出留学生，但具体上还有许多事情要筹办。这期间他与李鸿章反复商议，李鸿章又将此事征求美国、英国驻华公使的意见，美国公使答应美国政府可以照料；英国公使也极力赞同，并欢迎将来派人到英国学习。直到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已经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半年多，才与已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联衔将此事正式上奏，并请任命陈兰彬、容闳为留学生正副监督。奏折的名称为《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以培人才》。上奏之后，由于恭亲王奕的支持，得到清廷的允准。这时候，离曾国藩去世已只有半年时间了。 按照曾国藩和李鸿章、丁日昌、容闳等拟订的计划，准备在四年内每年派三十名幼童到美国，四年共一百二十人。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虚岁），并曾经读过中国书数年的少年，到美国学习十五年，预计回国的时候，恰好三十岁上下，年轻力强，正好报效国家。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

    幼童到美国后，先是两、三个人一起散居在美国人家中。儿童很容易过语言关，一二年后，他们就分别到美国的小学、中学学习。中国学生在美国非常勤奋，受到美国人的好评。1876年，幼童们还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这年美国举行博览会，中国学生的作业也在展览之列。当时参观博览会的中国官员李圭，看到了学生的作业，并与学生见面。李圭是位思想比较开明的官员，他对学生们的印象相当好。

    这些留美学生虽然处境不佳，但也有不少人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唐绍仪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詹天佑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梁敦彦当过外交部长，唐国安任清华大学校长，蔡绍基任国立北洋大学校长，邝国华任江南造船厂厂长，蔡廷干将中国的唐诗译成英文介绍给欧美，等等。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也曾以傲人的国势和科技成就雄视于东方。但是，西方自中世纪晚期以后，社会前进的步伐突然加快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后英国、法国发生反对专制王权的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十八世纪又从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这一系列事件之后，西方人走出了中世纪，把过去他们曾经羡慕不已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这一过程，学者们常称之为现代化（或者译为“近代化”）的过程。

    曾国藩等办洋务新政，主要是为了“制夷”，即“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口号式的语言有它的优点，也有它不可忽视的问题。师夷长技只是为了“制夷”，如果“夷患”没有了呢？那么学习外国的长处，推行现代化就可能是不必要的了。 总之，曾国藩一边推进近代化（或叫现代化），一边也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人都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左宗棠也好，恭亲王奕也好，他们虽是那个时代较有远见的人物，但他们对世界大势的认识，都受到相当的局限，我们可以从出身背景、知识结构、社会经历等各方面来探讨他们的局限，但是必须指出，根本上制约他们的认识和行事的，是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同时，我们指出曾国藩的矛盾，并不是想苛求前人，而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探索前人的成功和失败，成就与不足，以便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总督直隶

  • 巳正叫起，奕公山带领余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黄 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旋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垫上。 太后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作官。”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1月27日，又在养心殿召见，曾国藩记述： 皇太后问：“你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也有。” 问：“你的病好了？” 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很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1月28日，第三次召见。曾国藩记述道： 皇太后问：“你此次来，带将官否？” 对：“带了一个。” 问：“叫什么名字？” 对：“叫王庆衍。” 问：“他是什么官？” 对：“记名提督，他是鲍超的部将。” 问：“你这些年见得好将多否？” 对：“好将倒也不少，多隆阿就是极好的，有勇有谋，此人可惜了。鲍超也很好，勇多谋少。塔齐布甚好，死得太早。罗泽南是好的，杨岳斌（杨载福）也好。目下的将材就要算刘铭传、刘松山。”每说一名，伯王（即僧格林沁之子，负责带大臣入见皇帝和太后——著者注）在旁叠说一次。 太后问水师的将。对：“水师现无良将。长江提督黄翼升、江苏提督李朝斌俱尚可用，但是二等人才。” 问：“杨岳斌他是水师的将，陆路何如？” 对：“杨岳斌长于水师，陆路调度差些。” 问：“鲍超的病好了不？他现在在哪里？” 对：“听说病好些。他在四川夔州府住。” 问：“鲍超的旧部撤了否？” 对：“全撤了。本存八九千人，今年四月撤了五千，八九月间臣调直隶时，恐怕滋事，又将此四千全行撤了。皇上如要用鲍超，尚可再招得的。” 问：“你几时到任？” 对：“臣离京多年，拟在京过年，朝贺元旦，正月再行到任。” 问：“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的，你须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须认真整顿。” 对：“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如今外国虽和好，也是要防备的。臣要去时总是先讲练兵，吏治也该整顿，但是臣的精力现在不好，不能多说话，不能多见属员。这两年在江南见属员太少，臣心甚是抱愧。” 太后说：“你实心实意去办。有好将尽管往这里调。” 余对：“遵旨，竭力去办，但恐办不好。” 太后说：“尽心竭力，没有办不好的。” 从这连续三次召见来看，除了平常的问候外，太后的用意，很明显表露出来，是要曾国藩利用他练湘军的经验，在直隶练好军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在进攻京师时击溃了清政府在北方的主力——僧格林沁的部队。战后僧格林沁又死于剿捻之役。所以清廷在直隶一带没有一支得力的军队。然而近代中国与古代不同，古代边患多来自北面，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西北边患未去而东南沿海边患更为严重。京师的地理位置离天津海口太近，很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必须驻有重兵才行。这就是清廷调曾国藩到直隶的主要用意。有人说清廷调曾国藩到直隶是让开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的江南，以便容易控制，是明升实降，恐怕不符合事实。 曾国藩在京一个多月，新老朋友、官场权贵，应酬很多。这期间有三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塔齐布家拜望塔齐布的老母。塔齐布的家相当凋零，他的二弟咸丰四年就已经病死，三弟也在最近病死，三兄弟竟然都没有儿子，塔齐布只有一女，二弟有四个女儿，老母亲已经八十岁。可说是一门寡妇、女子。曾国藩与塔齐布的老母相见，想起往事，又见塔齐布家凋零的情景，不禁悲从中来，相对饮泣。第二件事是曾国藩悄悄到穆彰阿的家中访问。穆彰阿已去世十余年，其家自然也是衰落，曾国藩见到了穆彰阿的两个儿子，面对昔盛今衰的穆家，曾国藩也不胜感慨。第三件事是旧历新年（春节）过后，同治帝于正月十六设宴招待廷臣。宴会在乾清宫内举行，满汉大学士、尚书分列两排。倭仁排在满大臣之首，坐在西面；曾国藩排在汉大臣之首，坐在东面。曾国藩的后面还有大学士朱凤标、吏部尚书单懋谦、户部尚书罗惇衍、礼部尚书万青藜、兵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廷襄。这在曾国藩已是最高的礼遇。

办理教案

  • 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的前六卷；一是清代康熙皇帝请法国传教士白晋等负责测绘，编成《皇舆全览图》，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全国地图。康熙朝后期，开始禁止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乾隆以后实行闭关政策，对天主教采取了更加严格的取缔措施。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传教士们又卷土重来。近代的中国人，习惯上把基督教旧教称为天主教，将派别复杂的新教统称为基督教，其实近代传入中国的还有沙俄来的东正教，但影响较小。 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时，正式规定准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准许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准许传教士建礼拜堂。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又私自在条约的中文本中添上“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字样，中国方面在大炮的威胁面前，没有仔细审查便签了字，这样就进一步扩大了传教士的权限和活动范围。从此以后，便发生了无数次的教案（在此以前也有，但还不多）。大体上，中国民众与天主教教士及教民发生的冲突较多，而与基督教新教教士教民发生的冲突较少。法国以天主教为国教，所以民众与天主教教士的冲突多发生在法国教士身上。第一，教堂大门终年关闭，本来就不满的外界人往往就怀疑教堂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二，教堂大量收养无依无靠的幼童，生病的、将死的，都照样收留不误。然而当时的医疗条件，会有相当多的人无法治愈，死亡率很高。第三，天主教有施洗之说，人将死时，神父用水洗其前额，又在一旁为其祷告，这种宗教仪式，在中国人看来，不免过于神秘甚至于鬼鬼祟祟。再加上人们早就对两次鸦片战争攻击中国的洋人不满，谣言就是这样传开的。教案发生，京津震动。在此以前，也曾经发生过教案或者中外人民纠纷事件，但一次打死这么多的外国人，并且打死外国外交官，从来还没有过。第二天即6月22日，法国、俄国、美国、英国、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七国联合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抗议。过了三天，法国公使罗淑亚又单独照会抗议；俄国公使也为俄国无端有三人毙命要求惩办凶手。与此同时，各国军舰开始向天津大沽方向集结，真可谓剑拔弩张。这个时候，处理若有不慎，后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惨祸，很可能提前三十年发生。 6月23日，清廷发出上谕： 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如精神尚可支持，著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此时的曾国藩，正病魔缠身，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不好。自四月十六日（1870年5月16日）起，患眩晕之症，据他自己在日记中的记述，是“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到四月二十一日（1870年5月21日），曾国藩只好请假一个月。五月二十二日，身体还是没有复元，又续假一个月。假如他以患病为理由，完全可以不去解这道难题。谕旨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也正是留了余地。左右幕僚也纷纷劝他不要去。但这不是曾国藩的风格，深受理学熏陶、脑海充溢忠君爱国观念的他决不会逃避。即便是死在天津，他仍然会去。

    去是必须去，不能回避，不能推诿。 但处理教案的难度，曾国藩非常清楚。 因此，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

    赴天津之前，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即公元1870年7月2日，曾国藩再次立下遗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正式立遗嘱了。这遗嘱是写给他的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我们从这份遗嘱中，能看到老年曾国藩的理念和思想状况，所以把遗嘱的大部分内容录在下面，让读者一读：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1853）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令夏吏择要抄录，今已抄一多半，自须全行择抄。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于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也。 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黎庶昌）抄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分寄余处存稿，此外黎所未抄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余平生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以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温甫、季洪两弟之死，余内省觉有惭德。澄侯、沅甫两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遗嘱最后还有《忮求诗》两首。忮即忌妒，求即多欲、贪求。曾国藩教子孙要做到不忮不求，也就是不忌妒，不贪欲。“不忮”诗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不求”诗说：“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这份遗嘱，让子孙克勤克俭，不忮不求。其中克勤克俭是曾国藩一生所信奉和身体力行的，但不忮不求，却反映了曾国藩从早年的锐意进取、疾恶如仇的儒家风格转变为顺其自然、不争不怒的道家处事态度。

    我们看曾国藩当时的信件，可以了解到当时人办外交多么难！弱国无外交！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二战后的今天，有了联合国，有国际公认的国际法，但是弱国仍然受欺。国家落后，国人就会被人看不起，国势衰落，就会被人欺负。所以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建设国家、振兴中华，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归结。 办外交难还难在当时的人不清楚世界大势，不了解各国的情况。当时法国和普鲁士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曾国藩虽风闻此事，但并不是十分清楚。假如中国清楚这个情况，再拖上一段时间，等到普法战争爆发，那法国人再凶也是无可奈何了。

    ”就是说，又要保证不失民心，又要保证中外相安，不致发生大的问题尤其是战争。哪一样办不好，责任都会推在曾国藩身上。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清廷经常玩弄这样的手法，一有问题就把责任推给直接经办的官员，反正作为天子的大皇帝永远是正确的。曾国藩接到谕旨后又奏报说：“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屈求全之一法。”他还说：“道光庚子（1840年）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视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所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他还表白说：“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定，毫无顾畏。”他试图以此说服清廷让步。 以后，法国方面一再要求将陈国瑞等抵命，并仍然威胁将兴兵交战。

    清廷及曾国藩不肯将府县和陈国瑞抵命，后来听说法国与普鲁士开战，法国不利，曾国藩更不肯再让步，法国方面也不肯放松，两方面陷入僵局。曾国藩遂在捕拿直接殴毙外国人的凶手方面下工夫。

    前面说过，选择活比选择死还要难。 选择活，不但要受内心矛盾冲突的折磨，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还要备受舆论的攻击，这比内心的冲突更令人难堪。

    1949年以后，人们更为此事指责曾国藩，说他“经过这次屈辱外交，曾国藩的汉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国朝野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

    平心而论，丰大业被打死，民众还有一点防卫过当的成分，然而打教堂、毁仁慈堂、杀修女，并且伤及俄、英等国人，就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了。这事系与列强之一的法国冲突，曾国藩及清政府被迫让步。但如果发生在一个无力对中国发动进攻的欧洲较小的国家身上，如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就可以置之不理吗？如果那样，国家怎么成为国家，如何立足于世界？曾国藩的错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不在于要人抵命。杀人偿命，直到今天，除了少数废止了死刑的国家，都是法律、情理之中的事。曾国藩的错误，在于并不是百分之百找到了正凶，而为了息事宁人，便以外国人死二十人，也便杀二十个犯人了事，这些被偿命的人，很可能有冤枉的。至于被处分的官员，今年流放，以后还可以释回，这在清末是常事。 除了上面所说的法律和情理外，此事还有一层反抗侵略的“理”和“势”。曾国藩经过较长一段的思索后，在两江总督任上写给李元度的信中说： 六月初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分歧，论理者谓宜趁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 曾纪泽 从我们今天的观念看，民众反对列强侵略是可以理解的，但反对侵略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明白中国被侵略和不平等的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如果一味蛮干，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牺牲，甚至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天津教案之后八年，即1878年（光绪四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奉派为出使英国法国大臣，接替备受保守派攻击的郭嵩焘（后来曾纪泽又负责与沙俄进行收回被沙俄所占新疆伊犁地区的谈判）。曾纪泽临出国之前陛见时，与慈禧太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这里稍微多引录一些： （慈禧太后）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曾纪泽）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读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免冠碰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拚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拚了声名也还值得。”（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显然，曾纪泽说出了当年他父亲想要说而没有完全说出来的话，也可以为我们今天了解天津教案的处理作一个参考。

  • 从此次人事调动看，李鸿章的权势、能力甚至威望都已超过他的年迈的老师，这似乎应了当初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对李鸿章“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的预言。此后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当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 经过办理天津教案的事，曾国藩又深受刺激，他深感中国衰弱，事事落人后，欲抗御列强的要挟，必须自强，所以以后虽是衰老的残年，自知命不长久，但更坚定支持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办新式工厂，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这在前面一卷已经说过，这里不再多谈。

  • 曾国藩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既开始注意和研究了解世界大势，又还相当程度的在旧传统的束缚中。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前面说过，嘉庆、道光年间，兴起了一批批判现实，主张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官员中的代表就是陶澍和林则徐，在思想家方面的代表是龚自珍和魏源。当西方列强携带着洋枪大炮东来，封闭多年的国门被他们打开的时候，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人们把他们研究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转移到了研究这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身上。陶澍和龚自珍都死得早，林则徐已经开始努力了解西方情况，因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继承林则徐的工作，著成《海国图志》。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继陶澍、林则徐而起的经世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开始在了解世界形势、了解外国特别是西洋情况上下工夫。但是，他们的身上又因袭着历史的重负，所以他们是既注意世界大势，又懵懵懂懂。他们用以测度西方这些“夷人”的，仍是中国传统智慧，尽管当时的形势已与中国古史上的任何一朝的局势都不同。 应该说，曾国藩虽然办过外交，但实在还算不上外交家，因为他死得早，没有那么多机会办外交。但是他的思想却值得重视。那时候的曾国藩，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在西力东渐的情况下，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是怎样反应的？是怎样对待近代以来的变化的？人们的内心又是怎样冲突和转变的？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就可以摸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脉搏。在这方面，曾国藩比他的老朋友郭嵩焘更有代表性，郭嵩焘只代表了少数对西方了解较多较深的人物，用本书前面介绍过的钟叔河先生的话，郭是孤独的先驱者，而曾国藩则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当然是比较积极的一部分的文化。归结起来，曾国藩对于外交的片断的主张和思想如下： 第一，是自强。 清吏押送赔款赴天津 历史学家们在描述曾国藩时代的外交时，常常说一句话：弱国无外交！要想在外交上站得住，你得有实力。实力怎么来，他们基本上信奉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西洋人一样的长技，有了实力，在交涉中要强硬，背后有可以依仗的东西；要妥协让步，也不致任人宰割。于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左宗棠都在努力办新式军工企业，试图让自己的武器也能达到西洋列强一样的水平，把西洋列强的长技都学到手，那时候再与洋人发生冲突，无论是战是和，都可以操纵自如。办过一段军事企业以后，李鸿章和曾国藩已认识到西洋强盛，表面上是船坚炮利，即军事技术，而其背后是发达的工业，于是洋务派又开始办民用企业。但曾国藩死得较早，他还没来得及办民用企业，虽然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得出了“大抵如卫鞅（即商鞅——引者）治秦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复恭亲王书）的结论，但并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所以后来办民用企业主要是李鸿章做的。当然，在民用企业发达的背后，还有政治制度和隐藏其背后的精神文化，而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时间。然而这第一步毕竟是迈出了。 就是为了自强，中国开始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领导迈出这第一步的，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恭亲王奕等洋务派人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许不会知道，中国的近代化，竟是为了解决被动挨打这外交难题而发轫的。 关于曾国藩办洋务企业和派留学生的情况，本书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是以诚相待。 这一想法有一个发展过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曾国藩对西方情况了解有限，心目中还充满着盲目虚骄之气。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民众长期不准英国人入广州城，1849年，英国人再次试图入广州城，因为遭到绅士和民众的坚决反对，英国人顾虑引起流血冲突，因此放弃。就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外国人是否入广州城，并不涉及主权问题，如此坚持，似乎没有必要。而曾国藩在家书中则写道：“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道光皇帝）嘉悦之至。”外夷不入广州城就可以永无夷祸，这是多么天真、多么简单的想法！从这短短几十个字中，我们看曾国藩还充满着盲目的自信。而当时的人包括曾国藩都认为夷人“性同犬羊”，既无信用，又不知孔孟礼仪。 变化起自第二次鸦片战争。 《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北京、天津，而以后所要求的，又大体以条约为依据。这在英国人、法国人，不过是一种国际惯例，但这却着实让视夷人为“犬羊”的恭亲王奕以及曾国藩等人出乎意外。因为按照中国历史，北方的蛮夷一旦战胜，其要求往往是无止境的，而且绝不会管什么条约不条约。所以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深有感触：现在的洋人与古旧的夷狄不一样，有时候虽然凶恶，但也要讲一定的道理。经过反复的观察，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驱除洋人出境既然不可能，那么可以和常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待之以诚。看来孔孟之道，在洋人那里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诚是曾国藩的思想核心，是他的理念和处世原则，现在，他把这用来与外国人打交道。 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时时与洋人接触，并且有洋枪队一道作战，而李鸿章又非常自负。曾国藩曾写信嘱咐道：“宜切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际，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又一封信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因为有西洋人强我弱的认识，曾国藩不赞成所谓“清流”者流在对外交涉中一贯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在自己没有强盛起来之前，一要讲究诚信，一要忍辱负重。1868年曾国藩写给郭嵩焘的信说： 国藩昨在沪上，曾一过洋泾浜领事处观其迎候礼节，初无恶意。今年换约，当不至更称干戈。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转移，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所笑耳。 如果不能忍辱负重，轻于一逞，不但无济于事，还会给国家带来无法预计的损失。曾国藩有著名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的做法，他把这也用到了外交上。 对于曾国藩的外交策略，李鸿章有一段生动的回忆，这段回忆是二十多年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孙婿吴永说的：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李鸿章所说的打痞子腔，并不是真的油腔滑调，而是对西洋人的要求尽可能耍手段拖延的意思，而曾国藩并不同意这种做法。显然，对外人推诚相见、待之以诚，这种做法和主张已开始摆脱旧有的天朝上国、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的意识，但显然还是从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处世原则中所找来的因应之道，还不是真正的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世界。这并不奇怪，因为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以及西方的所谓万国公法，是中国人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曾国藩曾读过万国公法，但决不会马上全盘接受，在那个时代，人们最先做的，只能从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去寻找办法。 第三，是守定条约 鉴于中国的实力和内部的多事，条约已经定了的，不妨照章执行，以免多生事端。但如外国人的要求超出了条约中的权益范围，就应据理力争，不可随便退让。 当与捻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曾在一封信函中说：“中外交涉事件，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在与丁日昌谈论盐务问题时，针对丁顾虑洋人侵夺盐务利权，曾国藩说：“鄙意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约中无洋人运盐之条，彼本无从觊觎。”

    第四，去礼仪之争 自从西方人来到东方，礼仪问题便是中外争执的一大焦点，为此常常弄得两不相下，双方都不愉快。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以惨败告终。

不计毁誉

  • 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样的：张文祥是捻军一位勇敢善战的下级军官，与另两位捻军军官曹二虎、石锦标为莫逆之交。马新贻在淮北率军与捻军作战时，被张文祥和曹、石所俘。张文祥等见马新贻是读书人，便优礼以待之，并留在军中。时间一久，张文祥等佩服马新贻的学问，与之结为兄弟。马新贻年长为兄，其次是曹、石，最小的是张文祥。马新贻劝说张文祥等投降官军，张文祥等便让马先回清军中了解情况，当时安徽巡抚是湘军大将唐训方，唐准许马新贻招降捻军张文祥等，于是张文祥等投降，并用马新贻字号中的“山”字，编为山字两营，由马新贻统领，张文祥等任营官。后来，马新贻官越做越大，便逐渐与捻军出身的张文祥等人疏远。这还不算，曹二虎的妻子年轻貌美，为马新贻所垂涎，借机会两人私通起来。马新贻常借故让曹二虎出差，以便他与曹的妻子交往。但就算如此，张文祥也还不致对马新贻如此怀恨。原来马新贻自与曹二虎之妻私通后，便萌生了杀曹之意，张文祥已有所察觉，苦劝曹二虎不听。不久马新贻借口曹二虎原为捻军，现在又有通捻的行为，命手下捕曹二虎，不经审讯立即杀害。张文祥得报立即遁逃，然后蓄志为好友报仇。张文祥为报仇，打造两把精钢匕首，并淬以毒药，每当夜深人静时，便练习用匕首扎牛皮，最初只能扎破一层，以后逐渐加厚，两年以后，可以一举刺穿五层牛皮。张文祥寻找机会数年之久，直至此时方得实现。府县审讯时，张文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道来，府县为之惊愕。但报告按察使梅启照时，梅说，若照此上报，于官场体面太过损伤，于是将供词改为海盗挟仇报复。等到曾国藩、张之万审讯时，虽知事情的原委，但也为官场体面，一直坚持海盗报复的说法。只有郑敦谨曾准备如实上报，但郑为人比较懦弱，拗不过其他人，所以最后仍以海盗上报了事。 上一段说的是野史和笔记所记，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前引慈禧太后在曾国藩临行前的一段话，已为官方对马新贻的评价定了调子，曾国藩不能为此事对抗太后。然而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恐怕永远也不会弄清了。 官方的调子虽然定了，但民间却把张文祥看做侠士，看做英雄，而对被刺的马新贻却讥讽颇多。在张文祥被杀半个月后，就有人编出戏文，讥刺马新贻，曾国藩已知晓此事并记在他的日记里。尤其清末革命运动兴起后，张文祥又被看成是反清英雄。民间为这颇具传奇色彩的事件编有京剧、弹词、话剧等，广为传播。张文祥刺马遂成为晚清奇案和重大社会新闻之一。

    他希望自己就是这改变风俗和人心趋向的一二人。在长期的征战和从政生涯中，他确实带起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对十九世纪后的中国各个方面都起了莫大的影响，这影响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李鸿章镇守直隶，左宗棠平定新疆，而这两人又办机器工业，派留学生，推动近代化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自强事业。而两江总督一职，从马新贻死后，一直由湘系的人出任。但是，改变社会风气的愿望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能够对历史施加一定的影响，当他施加影响的方向和社会的心理、历史的潮流相合时，他的影响就大；但当他的努力与社会的心理、社会变动的趋向相反时，他的影响就会减小。至于要扭转历史的变动趋势，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常说英雄造时势，但是更多的应该说是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所要改造的，说白了，还不完全是社会的风气，而是官场的风气。而清朝的官场风气，自乾隆末年即已呈下降的趋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过这种腐败的官场风气，后来思想家、学者龚自珍尖锐批判过这种风气，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完全扭转它。这风气的演变是专制制度决定的。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朝代初建立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朝气蓬勃，显出一片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气象。但到后来，就慢慢衰颓下去，问题越积越多，直到这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国旧王朝的最高领导人是家族世袭的，一个家族代代掌握政权，而家族成员除了开国的一两代外，从没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不了解社会，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专制王朝的官场只受上对下的控制，不受社会的监督，它越来越糟糕也是自然的。专制王朝自己无法从内部更新，这是它的体制决定的，所以中国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长命百岁。到了再也无法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的时候，非要打碎这旧王朝，将官场彻底更新，这样局面才有根本的变化，但新的王朝没有改变根本的制度，于是又沿着旧王朝的老路走下去。 但是当时的曾国藩绝对无法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官场及社会风气的衰颓既不满，又忧心忡忡。他要补天，这千疮百孔的天却已无法补好。这样，他的内心就更加痛苦。在平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一日，曾国藩与亲信幕僚赵烈文闲谈，两人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这是在赵烈文的日记里记下来的，我们不妨将其录下来：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余（赵烈文）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自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师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余曰：“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然乎？” 谈话到此转换了话题，但内容曾国藩则时时挂在心上。曾国藩与人闲谈的内容，大多或充满哲理，或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见解的深刻和独到，恐怕是当时的人少有的。但是，这些谈话的内容在政治上非常微妙，曾国藩几乎没有一个字记下来，闲谈的对象们也大多没有记下来，只有赵烈文记得比较详细。我们观察上述赵烈文的见解，完全为后来历史的发展证实，简直是未卜先知。 不仅清朝的天无法补好，而且曾国藩自己的活动一方面在补天，另一方面却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也就是拆天。那就是督抚权大、兵为将有、中央权威衰微的趋势，一日，曾国藩又与赵烈文谈起宋朝史事，感慨之余，他们说： （赵烈文言：）“旷观千古，凡一代之事功人物，其风气皆草创之主开之，范围一就，数百年贤哲之士，莫不俯首就教。间有命世捶生者，不肯随风气流转，自欲出一头地。其为之不渐者，往往致败。宋之王介甫（王安石）、明之张太岳（张居正）皆是也。” 师曰：“甚当。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又言：“韩（世忠）、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余（赵烈文）笑言：“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一方面，经过曾国藩的努力，战胜了清代传统的军权轻易不授汉大臣、地方督抚不能揽有军政财三权的规矩，结果获得了平灭太平天国的成功，这是宋代寇准、岳飞、韩世忠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形成另一种局面和趋势，即督抚专权，内轻外重，将来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割据，赵烈文甚至担心这种现象会持续数百年。

    一句话，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但缺乏远见、缺乏世界眼光。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对于我们中国的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大乱刚平，民穷财尽，她总算还克制，后来她的弱点、劣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这人们都非常了解，这里不再赘述。

    这一切，说明曾国藩的中兴理想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创建湘军挽救了清王朝，但中兴实在无望，大清朝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除了对清朝政权的前途忧心忡忡外，曾国藩更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因为按照中国的历史，一治一乱，天道循环，乱后总有治的时候，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但是现在的中国却不同以往，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洋人和他们带来的西洋文化，对中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虽不如郭嵩焘和李鸿章多，但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本书前面所引的两段他的话：“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都说明了他的深深的忧虑。这就不仅是忧清廷的“国运”，而是忧中国的“国运”了。 直到死，曾国藩都是在这种忧虑中度过的。

  • 曾国藩老了。 这次接两江总督印的时候，他已经满六十虚岁，在那个时代，确是地地道道的老人了。 老人常常回忆过去，咀嚼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他即将走完他的人生旅程的时候，也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味。 曾国藩是个做了大事的人，那回忆中的感受自然比普通人更加复杂一些。在金陵这一年多，他常常把自己的一生作一些梳理。照理说，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他这一生已经够风光的了，就当时的人来说，他即便不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也是较大的人之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让后代能够知道的人并不多。曾国藩已注定是这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他对自己并不满意。他觉得，论道德，他比不上古代的贤者；论学问，他半生从政，没有能留下有分量的著作；论书法，虽有一些心得，却没有时间和精力练好。更苦恼的是，精力日益衰颓，很多要办的事，包括政务，都办不好。古人以立功立言立德三者具备为最高境界，他觉得自己哪一样也没有做到。黎庶昌在年谱中说他“自书日记，尤多痛自刻责之语”，是事实。 首先刻责的，是身体越来越衰弱，该办的政事办不了，他到两江总督任两月后的日记写道：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曾文正公诗文集》 正月初十日日记又写道：“日来因改奏折稍费心，眼蒙愈甚。公事既多废阁，私又不能养体，益觉郁郁。” 他不仅觉得该办的政务没办好，还觉得自己比许多能臣差得远。正月二十三日，他阅读《吴文节公集》，吴文节，即吴文镕，曾国藩考进士时的考官，当时叫座师。在湖广总督任时，与太平天国交战死，清廷予谥文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夜，阅《吴文节公集》，观其批属员之禀甚为严明，对之有愧。吾今日之为督抚，真尸位耳。” 第二说立言上，曾国藩年轻时颇为自负，觉得不少有成就的前人，自己经过努力，也可以达到和赶上他们。有时看到那些算是已经“立言”的前贤的文集，觉得也没有什么大过人处。然而曾国藩只有做京官的几年扎扎实实读过书，咸丰三年起带兵，书只能挤时间来读了，结果没能留下什么著作。现在再看那些前贤的文集，反倒觉得过人之处多一些。这也许是曾国藩阅历多了一些，把那些骄傲之心收拢了；也许是自己没有著作，从而明白那些人著述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一日，他阅读广东杨懋建所著《禹贡新图说》。《禹贡》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许多山岳和河川的情况。这部《禹贡新图说》大概也是地理学的著作。曾国藩读时感叹：“日长如岁，仅一翻阅涉猎，过眼即忘，全未认真究治一书，殊以为愧。”又一日，他读陶渊明和杜甫的诗，觉得脑子疲乏，读书提不起精神来，诗中的深意就难以体会得到，便自责道：“昏浊而兼衰老，于读书之道去之千里矣。”次日又在日记中写道：“吾生日月尽在怠惰中过了。” 实际上，曾国藩这时仍非常勤奋，尽管他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坚持每天除处理公事外，都要读一点书。有时眼睛实在不行，就闭目默诵一段古书。如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是除夕之夜，他在晚上还要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自《公冶长》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而上面所引的到江宁两月，却没有办好什么事的自责之言，便是正月初二日的日记写的。 再说立德，这是传统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曾国藩对这方面也是深感惭愧。他的身体日渐衰颓，同治十年二月，他发觉自己右肾浮肿，觉得大概已是危象了。与此同时，他的夫人病势也很沉重。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人生早晚有一死。但是自己的德业未立，却是令人遗憾。过了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内人病势沉重，余之右臂（肾？）肿坠亦不少愈，殊以为虑。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余以忝居高位，一无德业，尤为疚负，故此心郁郁不释耳。”三月初三日日记又说：“自思生平过愆丛积，衰老不复能湔祓，疚负无已。” 不过，曾国藩这是心目中的“德”已与正统儒家并不完全相同了，我们且看他同治十年三月初十日日记的说法： 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这里，他把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陆游都算做达“天德”的，可谓是新见解。 有时候，曾国藩有觉得自己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名心太重，须看淡一些。他写道： 思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但真正将万事看淡却谈何容易，既然自觉“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便是没有看淡。他甚至把疾病的来源，也归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于是，他立意“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真正做到“至淡以消忮心”。 著者之所以引了这么多曾国藩责备自己的话，是想让读者了解老年曾国藩的心态。他虽然也算做了大事，但还是对自己不满，觉得立功立言立德哪一样都不行。有时又想将这些看得淡一些，但并没有真正“淡”下来。真正的意义，在于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太高，并且至死也决无自满之心。

  •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自带兵打仗以来，曾国藩一直处于深深的忧惧之中。东坡先生说周郎打仗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豪迈的词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常以为古来能战的大将军都是如此。也许周郎在赤壁之战时确实如此，表面上，曾国藩颇喜欢诙谐，说笑话，大敌当前、危难当前都镇定如常，但实际的曾国藩绝不是这样。作战不利他担心失败，作战胜了他要担心清廷的疑忌。当地方官时，天不下雨干旱他焦虑，下了雨他又担心河水冲破堤防。这恐怕正是处于乱世的人应有的心态。现在保留下来的曾国藩的日记中，“焦灼”、“忧惧”、“忧虑”、“郁闷”等字眼随处可见。然而，一个常常抱有这种心态的人很难保持健康的身体。 曾国藩吃、住都极为俭朴，起居又十分勤劳；尽管一生戎马倥偬，而几乎手不释卷，保持书生本色。当时许多人都见识过他的这种私生活，有时甚至使人难以相信一个一品大员会过着如此苦行僧似的生活。这与曾国藩的信念有关，因为他相信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要办大事，要扭转社会风气必须如此。当然，这也和他出身寒微，自幼习惯艰苦生活有关。但是，人总是过这种刻板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曾国藩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并不好。又患上眩晕呕吐之症，按今天的医学，可能是高血压，也可能是美尼尔氏综合症，也可能两者都有，或还有别的疾病。这时候如果退休在家享清福，倒可以多活几年。事实上，自湘军攻占金陵后，曾国藩就常常有退休回家的想法，剿捻失败后退职的想法就更加浓厚，他在家书中、日记中，以及给朋友的信里，常常流露出退休回乡安度晚年的愿望。但假如这创办湘军的领袖回家，那些裁撤的、退职的湘军士兵军官闹事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马新贻的被刺好像更显示了这问题，而清廷也坚决不准。所以曾国藩这官也就一直做着，而身体也就一直坏下去。 进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曾国藩的身体越来越差。正月初二日，他拜访吴廷栋，吴是他当年任职京师时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老朋友，退休以后住在金陵，现在已经八十岁。自再次任职两江总督以后，曾国藩常常去拜望这位老朋友。这次他们谈起当年京师的老朋友，现在大多已故去，倭仁也已经去世，两位老人黯然神伤。正月十四日，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他又想起二十三年前，他听到立咸丰帝为皇太子的消息，急赴圆明园，途中听到道光帝已死的确信，当时仓皇悲痛的情景历历在目。在他经历过的几个皇帝中，道光帝是对他最好的。以后，咸丰帝总不相信他；慈禧太后表面上对他委以重任，但实际上也暗中提防。现在，自己老了，他感觉，大概快去见先帝道光老皇爷了。 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二十六日，他要到城外迎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苏也是他当年在京师切磋学问的老朋友。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显然，曾国藩患的是脑血管病，或为脑出血，或为较严重的脑血栓，心脏可能也有毛病。如果是今日的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看来他的病发作并不是很急。 在去世前几天，曾国藩做些什么呢？ 为了让读者了解曾国藩这个人，我们根据他的日记，把这几天的活动介绍给大家。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第五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围棋二局，这是他终生的业余爱好。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可以说一直到死。有客人张真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 二月初一日（此年正月只有二十九天），去世前第四天，工作同上一天差不多，在日记里又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二更五点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直到死前，虽是精力衰颓，但仍然遵守一个“勤”字；仍然守着深深的道德自律，这与理学的影响有关。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第三天，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早晨起床后请人来看病。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又阅《理学宗传》。午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又有手颤心摇之象。晚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章。二更四点睡。 二月初四日，公元1872年3月12日，午后，子曾纪泽陪曾国藩到总督署西花园散步，曾国藩突然连说脚麻。曾纪泽遂扶其回书房。端坐三刻钟而死。 曾国藩生于1811年，享年六十一岁。曾国藩的遗体被运回故乡湖南。六月十四日，即公元1872年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南坡。第二年，欧阳夫人去世，长子曾纪泽主持改葬，将曾国藩和欧阳夫人合葬于善化县（今属长沙市）平塘伏龙山南坡。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名臣曾胡左李，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死于1861年，年仅四十九（周）岁；左宗棠也比曾国藩小一岁，死于1885年，享年七十三岁；李鸿章生于1823年，他活得更久一些，死于1901年，享年七十八岁。 至于曾国荃，自同治六年（1867）告病开缺后，一直在家闲居。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也就是曾国藩去世将近三年的时候，清廷再次起用他。将到京师，同治皇帝已经驾崩。以后，任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4年接替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直到1890年去世。死后清廷予谥“忠襄”。 曾国藩死后三十九年，1911年10月10日，旧历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的反清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也是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大清王朝至此终结。此时距曾国藩去世正好四十年。这似乎印证了前面所引的赵烈文的预言

功业文章

  • 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名臣曾胡左李，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死于1861年，年仅四十九（周）岁；左宗棠也比曾国藩小一岁，死于1885年，享年七十三岁；李鸿章生于1823年，他活得更久一些，死于1901年，享年七十八岁。 至于曾国荃，自同治六年（1867）告病开缺后，一直在家闲居。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也就是曾国藩去世将近三年的时候，清廷再次起用他。将到京师，同治皇帝已经驾崩。以后，任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4年接替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直到1890年去世。死后清廷予谥“忠襄”。 曾国藩死后三十九年，1911年10月10日，旧历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的反清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也是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大清王朝至此终结。此时距曾国藩去世正好四十年。这似乎印证了前面所引的赵烈文的预言。 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 左宗棠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幅挽联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左宗棠有才干，但也不太谦虚，这与一般中国人的性情和行为方式颇为不同。当左宗棠未出仕时，曾国藩为侍郎级的领兵大臣，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但左宗棠从来不肯在曾、胡面前谦让一分。后来曾、左二人龃龉，多年不通音信。现在左宗棠此联，终于诚恳承认他不如曾国藩，并恰当地形容了两人的矛盾，而且谦虚地自署“晚生”。所以他的挽联颇受时人的推许。 李鸿章的挽联为：“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如果说左宗棠一生自傲，挽联却明确表示他不如曾国藩的话，李鸿章的挽联就不够谦虚，“筑室忝为门生长”说得虽是事实，但显然以曾门老大自居；“薪尽火传”自是传与他，也颇有当仁不让的味道。 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的挽联为：“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这幅挽联说了郭与曾的亲密关系，以及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时郭嵩焘的作用，但是后来郭嵩焘没有在湘军中坚持到底，所以表示有负曾国藩。实则曾国藩认为郭嵩焘是思想家的材料，不是带兵的材料，所以即使郭嵩焘一直在军中，曾国藩对他的待遇会很高，但未必委以重任。 吴坤修，为曾国藩幕僚，又曾在水师中任职。他的挽联是：“二十年患难相从，深知备极勤劳，兀矣中兴元老；五百里仓皇奔命，不获亲承色笑，伤哉垂暮门生。”此联不像大多数挽联那样说些老套的吹捧之言，而是写出了失去老师的沉痛心情。 号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的挽联则对曾国藩评价非常之高：“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怅望乾坤一洒泪；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炙，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联中说曾国藩功业超过萧何、曹参、郭子仪、李光弼、范仲淹、韩琦，可见评价之高。 曾国藩的朋友、主持刻印王船山遗书的欧阳兆熊的挽联，颇能道出曾国藩一生由儒的进取，到道的超脱的变化：“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获麟”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一生志在复兴周朝，重现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但总是事与愿违，他编纂《春秋》到哀公十四年，写了“西狩获麟”四字以后，遂结束此书。麒麟是传说中象征祥瑞的异兽，但当时实在是出非其时，他感叹复兴周室的愿望终究落空。这是杜预的注里面说的。欧阳兆熊用这个典故，叫人好生难解。是不是曾国藩晚年对中兴幻想的破灭也曾与欧阳兆熊道及呢？正像《红楼梦》说的，这个清王朝外面的架子虽大，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曾国藩再卖力气，也是扶不起来了。当然也许并非曾国藩所说，而是精研王船山遗书（书中具有反满民族思想）的欧阳兆熊自己的想法。 李鸿章撰写的《曾文正公神道碑》中的几句铭文，颇能点明曾国藩晚年致力洋务新政的心态：“事（指剿平太平天国）已大毕，乃谋于海。益我之长，夺彼所恃。动如雷霆，静守其雌。内图自强，外羁縻之。”这是指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把心思用在如何抵御外侮上。要学习列强的长处，夺其所恃。对列强的要挟，暂时隐忍不发，用心于自强。曾国藩内心深处的想法，李鸿章能够完全领会。所以这恐怕是对曾国藩一生最后数年所想所为的最好描述，也算作结论吧。
  • 一 经世求变，近代儒宗 对于一百年（1840—1949）的中国近代史来说，处于开端初期的曾国藩的一生活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用一句话概括：近代儒宗。 马克思曾称文艺复兴时的伟大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模仿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儒家，也是步入新时代——大动荡、大转变时代的一位儒家。 儒家创自孔子。 孔子生当动荡的春秋时代，那时候周室衰微，天崩地解，异端并起，与近代中国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孔子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愿望，要把他的学说理想付诸实施，为此他致力研究各种学问，又栖栖惶惶地奔走诸国。他的事业虽然并不成功，但他的入世精神却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当时的道家、后来的佛家相对。另一方面孔子也有深刻的人格追求，用后人的话来说，是外王与内圣并重。 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继承人有荀子和孟子。荀子重外王，即事功；孟子重内圣，追求做圣人。以后秦汉至隋唐，儒家学说升到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儒家的继承者们实是将内圣外王并重。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方面是儒家占统治地位，同时另一方面儒家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所以后世虽独尊儒家，但儒家实已将先秦各家学说的精华吸收。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所以所谓文化灿烂，儒家自应占有较大的一份。但是不容否认，儒家虽有入世的精神，然而却常常教导人向后看，从古圣先贤那里寻找治理现世的答案。所以，中国漫长的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缓慢，儒家也要负较大的责任。到了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把儒家思想弄得更为细微精致，却也更为保守。理学家们不务实际，他们声称由求内圣可以达到外王，但实际上变成只求内圣而忘了外王，也就是忘了孔老夫子的入世精神。一遇危难，往往束手无策，只有一死以报君恩。 明末清初，儒学又有一大变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批判君主专制，批评宋明理学，他们的思想有打破传统束缚，迈向新时代的势头。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为学者们继承，三大思想家之后的学者，一部分仍陷入已经提不出新东西的宋明理学的泥潭，另一部分则扎进考订古籍的汉学之中。 直到清中叶以后的嘉庆、道光年间，才兴起了主张经世致用、努力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的一班知识分子，这就是本书前面所说过的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接着又兴起了第二代经世派读书人，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领袖。 从陶澍、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儒家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第一，他们恢复了儒家兼收并蓄的传统，不再囿于一说。黎庶昌为曾国藩作年谱时说，曾国藩“平生以宋儒义理为主，而于训诂词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遗余力。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效禹、墨之勤俭”，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曾国藩兼收并蓄的倾向。第二，他们恢复了儒家入世的精神，也就是经世致用的精神。这恐怕是儒家自汉、宋两次大变之后的又一次大变。正是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曾国藩才能将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与兵工、强国有关的科学，并非整个科学体系）引进中国。从而带来了儒家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是外来压力刺激的结果，部分是经世致用学派发展的必然趋向。 但是，时代不同了。汉以后儒家吸收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宋以后儒家援佛入儒，那些被吸收的思想与儒家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因此，吸收以后的结果是丰富了儒家思想，但并不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思想体系。而曾国藩所吸收的西方技术也好，引进的科学也好，建起的机器工业也好，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社会的产物，与儒家学说是不同时代不同质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被吸收进来，就不再仅仅是补充或丰富儒家的思想，而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冲击和蚕食儒家的思想和阵地。在这种冲击和蚕食之下，儒家支离破碎，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候，甚至儒家的名称也已经名誉扫地了。所以，曾国藩以后，中国吸收西学的倾向已经势不可止，许多人都比曾国藩吸收和引进西学更多，但是，他们已经难说是真正的儒家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曾国藩是近代儒宗。 近代儒家不止曾国藩这样的吸收西学一种取向，还有另外一种取向，那就是抱残守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坚决反对用夷变夏，反对吸收西学，希望重新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时代，恢复天朝上国的旧梦。与曾国藩同时的倭仁、曾国藩以后的徐桐，就是后一种取向。这种人势力和社会影响也不小，只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日益没落。 总之，曾国藩是近代儒家的代表，他试图引进西学光大儒学，代表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一种价值取向，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儒学体系。
  • 那么，曾国藩给湖湘文化留下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是湖南人特别是读书人更加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湖南读书人更充溢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大有天下兴亡一身担的气概。 本书卷二曾经说过，在曾国藩以前，湖南的读书人就自成风气。当全国的读书人几乎都沉浸于汉学之中、远离现实政治的时候，湖南读书人一直以理学为依归，同时却又摒弃理学空疏的一面，而主张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经过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的提倡，湖南读书人经世致用的风气更浓。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江忠源等人几乎就要脱颖而出，太平天国的发生给了他们大展身手的机会。 太平天国自广西起义，纵横十余省，普天下几乎无人能敌。而湘军崛起，却能节节进攻，东征西讨，扫平大难，直以一省而担当天下。王闿运撰《湘军志》时，便曾自豪地写道：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 而湘军却与那时八旗绿营行伍出身不同，它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多为读书人。随着战争的胜利，随着湘军将领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提督、布政使、按察使等职，湖南人的自豪感更加强烈。而湖南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便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强化并传将下来。
  • 1912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毛泽东谈自己的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说是经过几年摸索，决定“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也就是有个次序，不再什么书都涉猎。其中以崇敬的口吻提到：“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无一成。此言岂非金玉！”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拜杨昌济为师。
  • 1915年9月，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谈治学之事，其中说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毛泽东称为“为国人之学”），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政教繁邃，人情风俗也多种多样。而国学常识又是应该早通的，那么一本提纲挈领的入门书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说，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是最好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 著者以为，经由杨昌济而使毛泽东受曾国藩的影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家子弟也可立志做一番大事业，这大事业，既救世，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自强不息，为此目标而奋斗。二是笃实践履的作风；三是追求大本大源，也就是哲学伦理道德的最终探求。 这三个方面不仅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它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是非成败

  •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曾国藩的主要是历史学家，也包括著者在内，但历史学家大多缺少军事经验和军事知识，谈起军事或战争来总觉得有些隔膜。所以，就军事方面来说，军事专家的评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具权威性。所以我们这里介绍军事专家的评论。 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清末在云南任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1911年武昌起义，他率新军响应，任云南都督。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企图称帝，蔡锷率军在云南举义旗护国（即卫护民国，反对复辟帝制），他率领疾疲不堪的数千军队，与数倍于己方且武器、粮饷都十分充足的北洋军作战，却能节节胜利，终于粉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清末蔡锷在新军中任职时，为对新军士兵和军官进行训练特别是军人精神的训练，选择曾国藩和胡林翼有关军事的论述，编成《曾胡治兵语录》。“语录”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十二章，每一章蔡锷都加有按语。可见作为军事家的蔡锷对曾国藩和胡林翼军事理论的重视。蔡锷评论道：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烂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苟曾、胡之良心血性而无异于常人者，充其所至，不过为一显宦；否则亦不过薄有时誉之著书家，随风尘以殄瘁已耳！复何能崛起行间，削平大难，建不世之伟绩也哉！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刘子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很有学问的中级指挥官，少将军衔，也是笔者崇敬的学者和朋友，只可惜将军过早逝世。刘将军评论曾国藩的军事思想说： 他率领湘淮军十余万与太平军交战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创立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原则是很有特色的。他熟知历代名将韬略，并能结合具体情况运用；善于总结实战经验教训，比较客观地实施战略指导；大胆进行军制改革，创建了战斗力较强的湘、淮军；注重战略战术研究和军事技术的发展，不断求新。这就使他成为集古今大成的地主阶级军事家。（《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
  • 冯友兰，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哲学家，被学术界称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新观点出自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中，这本书1988年完成，198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数次重印。

读书感想

  • 家风
  • 作者多是褒义毫无贬义总觉偏颇
  • 湖南文风
  • 曾国藩的出走之路和他的知己们
  • 出湖 交友拜师 是他渐渐脱胎换骨的必经过程 他的成长离不开翰林环境 我呢
  • 曾国藩相人 在正侧面也有记载 自己认为没有用 不过可以了解了解了解
  • 早起是家风，我要将其变成我自己的追求
  • 该书讲更多的是军事 第一本讲的是财务

  • 20190428 开始整理

  • 20190430 继续 这一次整理的时候要写一份曾国藩年鉴出来

  • 20190510 整理年鉴 看一部分的内容

    时间不够了，2.23h，要整理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