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离书评第19期《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

持续更新中…

作者在书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作为一本研究曾国藩的专著，本书不仅讲述了曾国藩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时也揭露了曾国藩诸多不为人知的方面：一生遭遇过的五次重大挫折；与左宗棠的纠结和情谊；一生收入与支出；如何看待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等。张宏杰笔下的曾国藩更具体温。同时，本书填补了历史研究的一块空白：首次详细研究了一位古代官员的收入与支出，揭示了清代官员的工资条、灰色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关系。”

看了这本书，我还是觉得曾国藩是个没什么意思的老头。印象里，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大致是说曾国藩一生操劳，生活多枯燥少享乐。我相信他早就不是为了那名和那利，那他到底活着是为了什么？

要认识认识曾老头的念头，起源于一篇文章，没错还是那个作者的 文章 。他在文章中详细了讲了要如何研究一下这个老头。我一看，方法都给我规划好了，就等着我上钩了，那还不走一遭。于是就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研究。

刚刚看完第一本关于曾国藩的书，作者希望我能够通过他的书认识一个不那么无趣的老头。遗憾的是，他失败了。我还是觉得曾国藩好无聊。

只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瓜中萦绕，到底是什么？

让曾国藩成为了曾国藩。

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国内还是国外，都会有很多或杰出，或成功的人。但是不会有第二个曾国藩，他只有一个，那属于曾国藩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

也许还需要我继续探索。

人生的大起大落

老曾的人生跌宕起伏，很是精彩，关于他人生挫折的故事，还是值得一读的。

• 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一 曾国藩说：“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似乎长沙之辱在他记忆中无足轻重。事实远非如此：正是这次强烈刺激，推动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难，练成了湘军。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 曾国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使曾国藩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坚定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输心剖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认真考虑他的建议。然而，事实证明，他太过天真了。咸丰皇帝并没有这个魄力。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大失所望，郁闷无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 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咸丰皇帝 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笑怒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
• 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惧，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状：“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担责任咎。琐屑者，锱铢必较，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颟顸者，外面完全，中已溃烂，奏章粉饰，而语无归宿。”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交友之道

曾老头看似古板，没想到骨子里还是一个社交达人。不过他和左宗棠的那些弯弯绕绕还是很好玩的。

• 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生活中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富风趣、极重人情的人。在他的一系列头衔比如军事家、政治家、道学家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叫大社交家。亲情和友情，是他一生快乐的两大来源。他长于言谈，也颇具幽默感。和朋友们诗酒往还、倾心吐肺地长谈是他最愉快的时光。检点《曾国藩全集》，除了奏折公文之外，其他的文字，绝大部分都与朋友有关：除去卷帙浩瀚的往来书信不说，他的诗作，几乎除了安慰遭遇不幸的朋友、怀念远方家乡的朋友，就是与身边的朋友相唱和；他的文章，几乎除了墓志、寿词，就是给他人文集写的序言。作为一个诗文造诣颇深的文章大家，他的笔墨绝大多数都消耗在社交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个人化”的文字。在曾国藩的人际关系史上，绝大多数人都终生与曾国藩保持着深厚的个人感情。胡林翼始终自居曾国藩之下，说“小店本钱，出自老板”。李鸿章则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开口闭口我老师如何如何。老朋友郭嵩焘认为，汉代以来两千年，“德业文章兼备一身”，未有超过曾国藩的。刘蓉在曾氏死后，写了整整一百首挽诗。即使是多次受过曾国藩弹劾的李元度，在曾死后也毫不抱怨曾对自己的打击，在挽诗《哭师》中写道：“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并且说下辈子还要再做曾的学生：“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曾国藩死后，鲍超每“遇岁时伏腊及生辰”，都要设曾国藩的牌位，“焚冥楮若干，以志追感”。〔42〕这种举动持续了一生。赵烈文于曾死后，更于每年正月初一日早起，拜天、孔子及祖先毕，必拜曾国藩遗像。 曾国藩一生辛苦自持，自言很有少生趣。然而在友情方面的付出与回报，均远多于常人，考曾国藩于人生五伦，几乎没有任何缺憾。在这一点上，曾胜于左何止一筹。
• 天京城破，太平军残部流入福建广东。此时郭嵩焘正署理广东巡抚。虽然早年关系极好，但是由于与曾国藩走得过近，在左宗棠看来，郭氏此时已经是“曾国藩的人”，让左宗棠心生反感。加上郭嵩焘此时与总督不和，广东官僚体系运转不力。正如当初向曾国藩发动的突然袭击一样，左宗棠在郭嵩焘毫无心理准备之时，参奏郭氏“应变之略，非其所长”，把做官本领平平的郭嵩焘赶出了广东。 如果仅止于此，左宗棠也可以解释为这是为了天下大局，大义灭亲。但问题是他事后又百般推托，不承认是自己将郭氏排挤出广东。郭焘嵩气愤已极，写信给曾国藩说：“鄙人致憾左君，又非徒以其相倾也，乃在事前无端之陵藉，与事后无穷之推宕。” 两个发小因此恩断义绝，郭嵩焘从此对左宗棠恨之入骨，在左宗棠去世后，郭嵩焘的挽诗中有这样两句：“攀援真有术，排斥亦多门！” 纵观一生，左宗棠在人际交往上是失败的。他的高己卑人、刚直无饰、盛气凌人，使他没有多少朋友。在官场上他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对下属和同事都缺乏包容，这大大影响了他事业的局面。 左宗棠做事“喜专断，务凌人”，所以许多有识之士，对他都敬而远之。曾氏幕府人才济济，左宗棠幕中却人才不多，文人如吴观礼、施补华辈，与左氏相处不久，都见机而作，托故而行。李云麟本为左宗棠努力招致，也不欢而散。幕客严咸甚至因为在左宗棠幕中不得志而自尽。 左宗棠用人，喜欢使之盘旋自己脚下终生不得离去，所以往往并不实力为部下保举，直到他自己可能要离开高就的时候，才会给部下请功。刘锦棠在他麾下屡立大功，却始终是一个道员衔，多年不得升迁，气得他一度想辞职回家不干。终其一生，左宗棠提携起来的人很少。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后来担任朝中一、二品的文官，在地方出任督抚的也很少。 左宗棠一生与同事共事，纠纷不断。他的铁杆部下刘典，与他分任陕西督抚时，因为督抚不和，曾经愤然告归。左宗棠前期与沈葆桢一拍即合，后来却也因意见不合撕破了脸皮。他与李鸿章虽然没有公然决裂过，但私下里却彼此瞧不起。左宗棠西征时，想招曾门大将鲍超。鲍超却拒不从命，不敢与他合作。细细阅读左宗棠的一生，我们会发现，除了早死的胡林翼之外，他和朋友几乎没有一个能善始善终。虽然英雄一世，但缺乏友情一环，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的最大遗憾。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人际交往就比左宗棠成功多了。曾国藩一生朋友如云，且其所深交，都是相当杰出的人物。曾国藩一生功业，半受朋友之助；他事业的成功，从某个角度来说，是善于用人的成功。反过来说，他更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朋友提携报答，不遗余力。曾国藩的部下几乎都经过他的举荐，其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尚书，也就是“正部级”官员。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大员。此外，道员、知府、知州、县令，更是数不胜数。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英国历史学家包耳格曾经说：“曾国藩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当他死去的时候，所有的总督都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并且是由他提名的。如果他曾经希冀的话，他可能已经成为皇帝。”〔41〕话虽夸张，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国藩影响之大。

与左宗棠的那些事

•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因脑溢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年不过六十二岁。消息传出，天下震动。 一时之间，同僚朋友、门生故吏云集南京，曾国藩的葬礼成了一场诗文大会。盖与葬者既多文学之士，撰文者又发自真情实感，所以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师十二首，就笔笔沉郁，句句动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惊。 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 传说骑箕尾，虎图富甲兵。 宗臣应附袷，天语极哀荣。 …… 而李鸿章的挽联后来更成了千古名作：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时人这样评价这副对联：“豪迈精当，亦自占身份，非鸿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总总的祭文挽联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是当时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的，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更为令人意外的是，在对联后面，居然属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从左宗棠为布衣时起，都是称兄道弟，左宗棠从不肯让一步。在曾国藩官拜大学士后，按惯例左宗棠对曾须自署“晚生”，左宗棠却说，“惟念我生只后公一年，似未为晚，请仍从弟呼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从来没对曾国藩称过晚生，这也成为当时官场上一则趣事，因此谁也没想到左宗棠会在挽联上署“晚生左宗棠”。 听说曾国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是十分震惊的。他以前没听说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岁，对当时养尊处优的阶层来说，并不算长寿。他没有想到，曾左之间的恩恩怨怨，这么早就结束了。也许在奏折中写上“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几句之时，他就已经有与曾国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面由于军事匆忙；另一方面，他以为时间还长。没想到，机会永远失去了。 坐在西北军营之中，左宗棠回想起与曾国藩一生的林林总总，越想越觉得伤怀。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曾侯（国藩）之丧，吾甚悲之。”“从前彼此争论，……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只有失掉了老朋友的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他又是多么对不住这位忠厚长者。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短长，总也不服气。但是到了这一刻，静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时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为二人关系的最后总结。这对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五 如果曾左关系能以此为结局，无疑是一桩动人佳话。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曾国藩身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后人极其照顾。曾国藩死后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左交谊：“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固无丝毫芥蒂，岂以死生而异乎？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曾纪鸿因病去世前后，左宗棠在医药费丧葬费上又多次给予帮助。在给李勉林的信中谈及此事时，左宗棠说：“吾辈待其（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诚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殓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曾纪鸿贫病而死，证明了曾国藩一身清正，更增加了左宗棠对曾氏后代的垂怜之意。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任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槼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又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聂氏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江苏巡抚。左宗棠在推荐聂缉槼的书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推荐与曾左友情：“而阁下有以处仲芳（聂缉槼字仲芳），亦有以对文正（曾国藩）矣。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 但与此同时，在曾左关系的是非曲直上面，左宗棠并没有停止发言。人越老年，越顾虑自己的身后名声，所以越急于要澄清此事。左宗棠晚年，每与人交往，几乎都要谈到曾左关系问题，每次谈及，他仍然喋喋不休于证明自己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正确，曾国藩的错误。这在曾国藩的弟子们看来，当然是“骂曾”的继续。 曾国藩的弟子薛福成就绘声绘色地描写左宗棠晚年在这个问题上多么昏聩： 迨壬申二月，文正薨于位，文襄寄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又致书唁劼刚袭侯，措辞颇为恳挚。余谓文襄自此意气可平矣。 庚辰、辛巳间，文襄奉旨召入枢廷。文武官僚于中涂进谒者，皆云左相言语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设施之绩，及砥讥曾文正公而已，谈次不甚及他事。 …… 顷之，文襄总督两江。官绅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见宾客无他语，不过铺陈西陲功绩，及历诋曾文正公而已。苏绅潘季玉观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陈，归而告人曰： “吾初谒左相，甫寒喧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剌剌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旋骂曾文正公，语尚未畅，差弁侍者见日已旰，即举茶杯置左相手中，并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日，左相具柬招饮，方谓可乘间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骂曾文正公，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数日，禀辞，左相始则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终乃兼骂合肥李相及沈文肃公。然其意若谓本不如已远甚，初无待其力攻也。侍者复唱送客，吾于起立时，方欲陈地方事数语，左相复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趋而出云。” 也就是说，左宗棠由西北入京，一路上遇到所有人，话题不外两个，一个是他在西北的设施多么高明，另一个就是讥评已经去世的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见到客人，所谈也不过如此，喋喋不休，让客人插不上话。 薛福成的这些记述，多小说家笔法，本不必据为信史，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左宗棠对与曾国藩关系的辩解，一直持续到死。光绪四年三月二十日，曾国藩死去数年，左宗棠犹致书朋友，对曾的道学功夫表示怀疑。 从前金陵克复，幼逆逃去，弟曾致书文正，谓应据实陈明。文正不悟其意，翻疑弟之有意讥切，沅圃宫保亦以为非。此等私见，颇非自命读书学道者所宜有。 六 对曾左一生的恩恩怨怨，人们评价议论得很多。其中老朋友郭嵩焘的评价虽然掺杂了很多情绪因素，不过仍然因有见地而值得一读。 对于一生至交曾国藩，郭嵩焘由亲近而敬佩，最后甚至达到崇拜的地步。有一次郭嵩焘在曾氏大营中待了几天，在日记中记下他人如何评曾： 相国好谀而不废逆耳之言，好霸气而一准诸情理之正，是从豪杰入者。其于用人处事，大含元气，细入无间，外面似疏而思虑却极缜密，说话似广大不落边际而处事却极精细，可为苦心孤诣。尝言李申甫能知我深处，不能知我浅处。又尝言古人办事不可及处，只是运用得极轻，疱丁解牛，匠石运风，有此手段，所谓不动声色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轻而已矣。〔44〕 这哪是写曾国藩，简直就是在描写活圣人，而从日记中的前后记载看，郭嵩焘对这种看法是首肯的。在另一处日记中，他这样评价曾左二人的不同：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蓐，取给一身而无所歉。左文襄公，狂者类也。知有进取而已，于资财无所校量，日费万金不惜也，而亦不可与居贫。闲居静处，则心不怡而气不舒。〔45〕 意思是说，左宗棠心性修养功夫远远不够。只知进取，不能静处。而曾国藩进可以做大事，退可以做圣人。郭嵩焘还认为： 左帅以盛气行事而不求其安，以立功名有余，以语圣贤之道，殆未也。〔46〕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在看了《曾国藩大传》以后觉得作者可能在左宗棠和曾国藩的描述上添加了自己过于多的情感色彩。- 20190424

• 晚清督抚之间的个人关系，对政治运作影响极为重大。事实上，虽然朝廷规定各省要按份额及时供给西征军军费，但只有少数与左宗棠个人关系好的省份尽力供应，而那些与左宗棠个人关系一般的省份都没能做到如数按期，《光绪东华录》概括西征之饷的落实情况说：“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 所以，当左宗棠听说曾国藩回任两江后，第一反应是担心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破坏他成就大功：“我即与曾公不协，今彼总督两江，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就发现他判断错了。其后，曾国藩分内的那份军饷就源源不断，稳定而可靠地输送而来，不但足额而且及时。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除此之外，在左宗棠剿捻及西征中，曾国藩又将最得意的部下刘松山交给左宗棠使用，刘松山屡立巨功，对左宗棠帮助极大。“又选部下最悍将最健者，遣忠壮公松山一军西征，文襄之肃清陕甘及新疆，毕倚此军之力，是则文襄之功，文正实助成之。” 三 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著于“争功”。打一个不客气的比方，左宗棠就是庄子故事中的那只猫头鹰，而战功则是那只死鼠。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丝毫没变。然而晚年曾国藩的心事，却早已达到看破功名，跻身圣域的境界。在他晚年，念念不忘的只有“责任”二字，至于浮名，他确实是可以置之笑谈之外的。处理天津教案，他就分明是以自己的名声为代价，换得了国家的平安。曾氏死后，他的老朋友欧阳兆熊写了一副挽联，其下联曰： 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做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 这副下联稍有拔高，但据事实不远，应该说是读懂了曾氏心胸。 虽然一直不断挨着左宗棠的骂，对左氏之才，曾国藩却一直是赞不绝口。在听说左宗棠将要西征之时，曾国藩与常州吕庭芷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曾国藩问吕庭芷：“你对左宗棠怎么看？请平心论之。” 吕庭芷虽然明知曾、左二人恩怨，但更深知曾国藩的为人，因此坦率回答：“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 陈其无在《庸闲斋笔记》记载，曾国藩闻听此言，击案起身，双目放光，大声说道：“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泉恐亦不能为之继之。君谓之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 这就是“曾国藩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的最好写照。 二人心术差距如此之大，曾国藩自然就成了庄子故事中的那只鹓鹐。曾国藩刚回两江，左宗棠就涨红了脸，羽毛竖起，怒目而视，发出吓人的喝叫，一何可笑。直到曾国藩的举动大出其意外，左宗棠才意识到，他误解了曾国藩。他突然发现做了几十年的朋友，他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理解曾国藩。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在此之前，左宗棠是戴着“科举情结”和“瑜亮情结”这两副有色眼镜，一直认为曾国藩是一个以术制人的伪君子，至此才彻底推翻了自己的判断。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思来想去，曾国藩做得如此漂亮，我左宗棠也要表现得更为潇洒。于是，在总结自己的剿捻之功时，他把大半功劳推让给了曾国藩的老部下刘松山，并由此对曾国藩大加推许。在奏折中他这样说道： 臣尝私论曾国藩素称知人，晚得刘松山尤征卓识。刘松山由皖、豫转战各省，曾国藩尝足其军食以相待，解饷一百数十万两之多，俾其一心办贼，无忧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晋，速卫畿甸，以步卒当马贼，为天下先。即此次巨股荡平，平心而言，何尝非刘松山之力？臣以此服曾国藩知人之明，谋国之忠，实非臣所能及。……合无仰恳天恩，将曾国藩之能任刘松山，其心重于以人事君，其效归于大裨时局，详明宣示，以为疆臣有用人之责者劝。 奏折中还谦虚地说自己十余年前就认识刘松山，却没有发现他的才干。 公开是这样讲，私下里左宗棠在写给儿子们的信中解释自己上这样一道奏折的动机时这样说： 吾近来于涤公多所不满，独于赏识寿卿（刘松山字寿卿）一事，最征卓识，可谓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此次捻匪荡平，寿卿实为功首，则又不能不归功于涤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虽有微嫌，于公谊实深敬服，故特奏请奖曾，以励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义：“笔则笔，削则削”；乌能以私嫌而害公谊，一概抹杀，类于蔽贤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与曾有龃龉者，观此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 左宗棠本以为这样一道奏折会显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怀，“当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专闹意气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读者惊疑。官场中人都一时转不弯子，闹不明白为什么左宗棠突然出现这样大的转变。中国人习惯于阴谋思维，于是一致认为左氏动机不纯，他故借扬曾以扬刘松山，扬刘松山也就是扬自己，扬自己则是为了贬低李鸿章。 曾国藩也是这样推测。十一月初七日，在致郭嵩焘信中说：“左帅表刘寿卿，谬及鄙人，论者谓其伸秦师（指左所统帅的军队）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云何也。” 真是无可奈何。

•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却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曾左失和，是当时天下人都关注的一桩大事。爱护自己名声如同眼珠一样的左宗棠当然十分重视别人因此对他的评价。然而天下左袒曾而右袒左者居多，一是因为曾国藩的为人居心久为人所知，二则曾国藩毕竟算是左宗棠的恩主，在传统社会，忘恩负义是一个怎么讲也难以周全的事。左宗棠对此当然郁闷殊深。 因此他一定要为自己辩解。所以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国藩的部下薛福成就这样记载说： 文襄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文正。然诸将多旧隶文正者，退而愠曰：“大帅自不快于曾公斯已矣，何必对我辈烦聒？且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同治五年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也验证了薛福成的这一说法。 郭嵩焘对曾国藩汇报说：“退庵言：在营日两食，与左君同席。未尝一饭忘公，动至狂诟。” “大骂”、“狂诟”这些词汇给人的印象，是左宗棠一提到曾国藩就“国骂”、“三字经”不离口。其实斯文中人左宗棠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把自己降到一个村妇的水平。薛郭二人所要描述的，不过是左宗棠批评曾国藩时的痛快淋漓而已。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左宗棠势必要列举曾国藩一生用兵用人为人处世之错误之庸劣之不可理喻。正如谭伯牛君在《战天京》一书中的精辟分析：左宗棠说话素来夸张激烈，如此凌厉的指责施诸于大家以圣人视之的曾国藩，固不免骇人听闻，以为“大骂”、“狂诟”。 面对左宗棠的不断攻击，曾国藩采取了如下对策： 一是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及家人不要回击左宗棠，避免火上浇油，而是鼓励他们尽量与左宗棠搞好关系。他在信中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他还嘱咐自己的儿子，不要因此与左沈等人交恶：“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43〕 二是对左宗棠的攻击不闻不问，不予回答。 曾国藩收到郭嵩焘的信后，并不生气，这早在他意料之中。他在复郭氏信中委婉地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耳。年来精力日颓，畏暑特甚，虽公牍最要之件，浏览不及十一，辄已弃去，即贺禀谀颂之尤美者，略观数语，一笑置之。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 也就是说，我早就听说左公早晚不停地骂我。然而如果让我也这样骂他，我口笨心拙，肯定骂不过他。不如以一不骂二不听三不管的办法处理，结果也一样是“不胜”，却省心省力。老来精力日颓，正事还忙不过来，听那些颂扬我的话还听不过来。所以有告诉我别人骂我的事，我只听个大概，不让他们说完。 曾国藩的回信不温不火，你可以说他达观，可以说他淡然，也可以说他幽默。他相信自己的拙诚，终能白于天下，不必浪费精力与左宗棠争无谓之口舌。

• 左宗棠如此对待曾国藩，可谓恩将仇报，实出乎常情常理之外。那么，左宗棠是只对曾国藩一人如此，还是对所有朋友也这样呢？或者说，左宗棠的做法，是他的一贯性格使然，还是曾国藩有未被揭发出来的对不起他之处？

• 考诸左宗棠的生平，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一生于朋友之道不屑用心讲求，先后绝交的朋友不止曾国藩一人。

• 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此固不待辨而自明者也。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至若广德有贼不攻、宁国无贼不守，致各大股逆贼往来自如，毫无阻遏；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复商请调兵以攻广德，或因厌其絮聒，遂激为此论，亦未可知。然因数而疏可也，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臣因军事最尚质实，固不得不辩；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 双方你来我往，攻防都很精彩。让他们互揭老底，自相残杀，本来符合朝廷分而治之之计，中枢看到这些奏折，心中暗喜。但是现在毕竟敌人没有彻底剿灭，还不到烹走狗之时，所以不得不和一下稀泥： 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该督（谓左宗棠）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虽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却大大地表扬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称左宗棠“为一代名臣”，其贬低曾国藩抬高左宗棠之意显然。 这年九月，清军终于在江西擒获幼天王，从事实上证明了左胜曾败，曾国藩更陷于难言的尴尬。双方彻底失和，自此而始。直到曾国藩去世，两人之间再没任何私下交往。正如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

• 如果仅止关乎个人名誉，曾国藩可能会坦承自己调查不周，引咎自责。但事情涉及他的部下，特别是兄弟曾国荃，他无法让步。左宗棠奏折中的蓄意倾陷，让他更气愤难平。他固然知道左宗棠脸酸心硬，但想不到他忘恩负义、恩将仇报如此。 曾国藩轻易不会攻击别人，但一旦出手，那锋芒也是常人难敌的。他在回奏中这样向左宗棠发起了攻击： 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 谕旨威胁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曾国藩却说，当时全军都忙于战斗，“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由此推卸了部下的责任。接下来，他反戈一击，揭出左宗棠当年的一桩老底：原来，同治三年左宗棠攻陷杭州后，曾有数万太平军逃出，左宗棠却汇报成只有数千人。这事曾国藩早就心知肚明，却一直为左宗棠保密。直到今天，才不得不作为撒手锏抛了出来。 左宗棠没想到曾国藩会来这一手。事情闹到这一步，左宗棠已经骑虎难下，况且他本是好辩之人，怎能偃旗息鼓？马上再次上奏，绞尽脑汁进行反驳：

• 从表面上看，幼天王的生死，确实是关系到清王朝根本利益的重要问题，左宗棠忠心王事，不顾私情，第一时间将侦知到的情报上奏朝廷，大义凛然，光明正大。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就说：“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议。” 但问题是，左宗棠并非从不感私恩。当初他身陷樊案，潘祖荫营救颇力，他就一直念念不忘，发达之后，每年都送以厚礼，仅仅冬天的“炭敬”一项，照例为一千两。后来在陕甘总督任上，他弄到了一件极不寻常的古董，送给已经受到革职处分的潘祖荫，以表安慰之意。这件古董的分量如何？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它名为“大盂鼎”，后来成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见他如果想报私恩，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 此人就是左宗棠。 左宗棠通过线人，得知了幼天王的踪迹。按常理，他应该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曾国藩，让曾国藩决定如何处置整个事情。再退一步，即使是由他来向朝廷汇报，他无论如何也应该先与曾氏兄弟通报一下情况。这样于国家无损，而于私谊有益。事实上，在以前的军务大端上，左宗棠一直是这么做的，只有这次，在涉及曾氏兄弟根本利益的大事上，左宗棠没有这样做。在获得了幼天王下落后，他立刻于七月初六直接奏报朝廷：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瑱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也就是说，据金陵逃出来的难民交代，幼天王逃到了广德，被堵王黄文金接入湖州城。黄文金等都是太平天国骨干，又拥十万残部，本来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如此又得到了幼主作为号召，实在十分危险。其他太平军残部，有可能前来会合。 这道奏折，不但有实情，还有夸大。幼天王逃至湖州是实，但是所谓他受到太平天国十万余残部的热烈欢迎，“拼命相持”，却是夸大不实之词。其实，洪秀全在天国覆亡之前已经人心丧尽，毫无政治经验、与臣下素无交往的幼主更谈不上什么号召力。李世贤、汪海洋等残余将领对“迎驾”、“护驾”根本不感兴趣，不想给自己找一个空头麻烦，所以幼天王在逃亡途中总是“赶不上”他们。堵王黄文金虽有“迎主”的举动，其后却对幼天王本人避而不见。由此可见，幼天王这条小泥鳅已经翻不起大浪，不值得人们那样大为紧张了。

• 曾左二人正式决裂，发生在同治三年。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正午，南京太平门外一声巨响，城墙崩坍，烟尘升起数十丈。天京陷落。

• 笔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左宗棠）一日来咨，极诋文正（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文正复之云：“昔富将军咨唐义渠中丞云：‘贵部院实属调度乖方之至。’贵部堂博学多师，不仅取则古人，亦且效法时贤，其于富将军可谓深造有得，后先辉映，实深佩服，相应咨覆云云。”〔39〕 以曾国藩之修养，如非郁怒已极，决不会以这样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来回应左宗棠。双方的关系，至此已经阴云重重。然而就在此时，左宗棠又给了曾国藩重重一击。 太平军为了解天京之围，对湘军展开突然反攻，大举攻入了皖南。左宗棠认为这是曾国藩调度不力、防备不当所致，在未和曾国藩商议的情况下，直接向清廷建议，派杨岳斌来督办江西、皖南军务。这一建议的实质，是要从曾国藩的辖区范围内分割出江西、皖南，清廷早就想收缩曾国藩的兵权，接到此奏立即批复同意。这显然是对曾国藩权势和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以曾国藩之城府涵养，对此事未置一词，但他的幕客们却情绪激烈，纷纷破口大骂。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说，见左宗棠《请饬杨岳斌督办江西、皖南军务片》，字字为自己表功，句句给曾国藩抹黑： 按此折……旁敲侧击，复见金陵之兵力甚充，不必视为过重，及曾中堂之用人，未能尽人之长。寸楮之中，凶锋四射，似乎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吁！险矣。〔40〕 “天下舍己之外，更无公忠体国之君子”，赵烈文一语，道出了左宗棠的心事。左宗棠以居心正大为恃，对老同事、老朋友突然袭击，这种事以后还多次发生。这种袭击表面上当然是以“大清王朝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但背后却经常隐藏着强烈的“争雄心态”。事实证明，清廷选择左宗棠来作为分化湘军的突破口实在太准确了。在整个湘军集团中，左宗棠是唯一一个始终要越曾国藩而上的人。左宗棠的这一举动，正式宣告曾左关系解体。

• 曾国藩为此“郁闷殊甚”，写信给左宗棠说： 幼丹（沈葆桢的字）中丞与敝处大相龃龉，将漕折全行截留，初不省其开罪之由。以中才而当末流之世，处权势之地，固宜丛尤悔而不自知乎？ 曾国藩把左宗棠当成了心腹和知己，才如此推心置腹地谈论此事。他万万没想到，升任了总督的左宗棠在回信中没接他的话茬，却为沈葆桢抱起了不平。 原来，左沈二人此时已经走到了一起。战争形势的发展，使左沈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因为左氏军队在浙江阻挡太平军入赣，为江西起了屏障作用。左宗棠还多次带兵入赣剿杀江西境内的太平军。沈葆桢虽然不愿为曾氏供饷，却愿意为左氏供饷，双方因此关系密切，情投意合。在和曾国藩打奏折官司时，沈葆桢甚至还把左宗棠带兵入赣、高风格地不用江西饷银的事迹写入奏折，以此贬低曾国藩〔38〕。 因此，当沈葆桢与曾国藩打起奏折官司时，左宗棠站到了沈葆桢一边，拒不为曾国藩说话。在沈葆桢以开缺威胁朝廷时，左宗棠则公开替沈葆桢抱不平。他写信指责曾国藩说：现在你的好朋友郭嵩焘（湘系元老）升任广东巡抚，而你的敌人沈葆桢却吁请开缺，“一益一损，且幸且惧”。意思是说，反对你的人，你逼得他走投无路。顺应你的人，就步步高升，你的独断专行，已经让人畏惧了。 面对左宗棠措辞尖锐的质问，曾国藩采取了一如既往的忍让态度，没有进行过多的解释和争辩，但心中难免不存芥蒂。在曾氏大营中人看来，左宗棠此举证明，他已经可以步沈葆桢之后，取得“绝无良心科”的第二名了。曾左二人日后关系日渐疏远，在此就打下了深刻的伏笔。

• 入浙之初，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建议还是唯命是从至少积极响应的，但随着他在浙江脚根扎稳，对曾国藩就越来越轻慢起来。曾国藩对周开锡、李庆霖二人十分反感，要求左宗棠斥退他们。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不以为然，“恪靖（指左宗棠）尝谓文正（指曾国藩）无知人之明，故文正所弃者，无不重用”〔37〕，反而委此二人以重任。同治元年，当太平军进攻曾国荃部时，曾国藩要求左宗棠派蒋益沣一军往援，左宗棠却拒不从命。曾国藩于浙事或者楚军的“大调度”，都通过书信或者咨文商之于左，可是左却“每置不肯”。曾国藩寄给左宗棠的信件，左动不动就不予回复。以至于曾国藩在一封信中这样抱怨道：“每有大调度，常以缄、咨敬商尊处，公每置之不论，岂其未足与语耶？抑自足而拒嘉谟耶？盍亦箴砭而推挽之？” 与左宗棠的合作中，曾国藩不得不又一次回到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角色。和别人他不好说什么，只能对亲兄弟一吐肝肺。同治二年五月初二日，他在致曾国荃的信中这样说：“余因呆兵太多，徽祁全借左军之力，受气不少。此后余决不肯多用围城之呆兵矣！”郁怒之态，溢于言表。 不论有多少不愉快，曾左二人关系表面上还是过得去的。虽然左宗棠说出“公与弟均尚气好辩，彼此争论，更涉形迹，于大体多所窒碍也”之类的重话，但双方从来没有撕破面皮。因为曾国藩位为两江总督，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名位毕竟在曾国藩之下，不得不时时压制自己的气焰。但当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与曾国藩地位相等后，二人冲突就开始表面化了。

• 曾国藩用人，抱定立人、达人之原则，绝不因自己用着顺手就把这个人压在自己手下不使其升迁。他早就想为左宗棠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浙江失陷，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决定将浙江军务全盘交给左宗棠，让他从此独当一面。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复左宗棠的信中写道： 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请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 他说到做到，当月二十五日，他上《恳辞节制浙省各官及军务等折》，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以臣遥制浙军……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左宗棠闻讯大喜。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盼着离开曾国藩羽翼，自己开辟乾坤大展拳脚的一天。他率领军队，兴冲冲地准备起程。这时曾国藩却给他寄来信件，命他按兵不动。原来此时太平军已经把浙江巡抚王有龄围困在杭州，王有龄凶多吉少。如果左宗棠马上出兵救援，万一失败，左氏得承担救援不力之责。如果救援成功，把王有龄救出来，那么浙江巡抚还是要由王有龄来做，左宗棠如何安置？因此直到十一月底，得知浙江巡抚王有龄在围困中自缢而死，曾国藩才密奏清廷，请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同时命令左宗棠迅速入浙。曾国藩心机权术之深，可见一斑。 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从此，当过多年“假巡抚”的左宗棠成了真巡抚，正式步入大员序列。在投奔曾国藩之初，左宗棠所期望不过是“以小营官自效”，孰料“进步”速度如此之快。这当然全是曾国藩提携之效。曾国藩好事做到底，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慷慨地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 入浙是左宗棠一直以来的梦想。早在楚军出湘之始，左就注意到浙江这个最富之地。曾国藩这次超额满足了他的梦想，令他快慰无已。而曾国藩在入浙时机上的选择，更让他看到曾国藩为他考虑的细致周到。此时的左宗棠，对曾国藩发自内心地尊重感激，和曾国藩交往中，变得毕恭毕敬，“修敬先达之礼”，“每事必请教而后行”〔34〕。称“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35〕。这是双方合作中最情投意合的一段。 获得了更大平台的左宗棠的才干更挥洒无余，他竭尽平生才力，专注于浙江军事。同治二年三月，清廷超擢他为闽浙总督。 左宗棠担任巡抚，已经属于破格超升。而仅仅一年之时间，就又擢升总督，居然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在家书中说：“近奉冲圣寄谕，吾与涤公均平列。”这一年多中间，左宗棠并无特殊建树，何以如此轻松取得与曾国藩平列的地位呢？ 这道圣旨的背后隐藏着大清朝廷极为深刻的用心。原来，曾国藩此时权倾天下，拥兵过广，已经令清廷不放心了。他们怕曾国藩尾大不掉。使左氏与曾分庭抗礼，就是为了分裂湘军，牵制“兵权过重”的曾国藩，达到分湘系集团而治之的目的。 而之所以起用左宗棠来牵制曾国藩，是因为清廷敏锐地发现，左宗棠与自己的恩主曾国藩之间出现了矛盾。

• 以前，凡是曾国藩麾下的军队，统称为“湘军”，而左宗棠却独树一帜，将自带的五千人号为“楚军”。其他湘军将领募军练勇一遵曾国藩成制，而左宗棠却对曾国藩的那套做法不太感冒。曾国藩选将专要朴实的读书人，以其有根底，有操守，大节不苟。而左宗棠却多用武夫，“亦不尽朴实之选，止取其能拼命打硬仗耳”。左宗棠有左宗棠的算盘。原来，读书人有功名，立了战功很快可以高升，不再为己所用。而武人升到提督已是非常不易，不得不一直在自己脚下盘桓，容易控制。曾国藩招兵，多从原籍湘乡一县招募，左宗棠认为这样弊端尤多，因为一旦失利，往往是举县尽哀，士气容易受挫。所以他从全省各府县招募，优中选优，强中择强。至于营制，他也参用后来脱离曾国藩系的王錱之法，处处与湘军有所不同。 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首次亲自带兵打仗，他就旗开得胜。咸丰十年底，太平军兵分三路，包围了曾国藩所驻的祁门。曾国藩四面楚歌，陷于惊恐之中。幸好左宗棠在景德镇经过一日一夜激战，将太平军将领黄文金率领的数万军队击败，令曾国藩转危为安。 事后，曾国藩专折为左宗棠请功说：“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惟系襄办京堂大员，应如何优擢奖叙之处，出自圣裁。”于是皇帝发布谕旨，着左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 曾国藩侥幸渡过此难，不料更大的危险紧接着到来。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世贤部再度进入江西，并于二月底击败左宗棠，攻占了景德镇，兵锋直指祁门。曾国藩文报不通，饷道中断，又一次陷于绝境，在日记中写道：“忧灼特甚，夜竟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矣。”甚至给曾纪泽写下了遗嘱。 在这关键时刻，左宗棠再次力挽狂澜。景德镇失败后，他退守乐平，三月六日与李世贤大战于此，左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命人开挖壕沟，引水塞堰，大大限制了太平军骑兵的作用。在他的指挥下，左军奋力进攻，大败太平军，杀敌五千多人。李世贤大败狂奔，曾国藩再一次走出绝境，他大喜过望，对左宗棠当然又一次奖誉不已，向皇帝汇报称：“（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审越时贤。”请求“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曾国藩甚至对皇帝说，他以此事断定左“将来必能为国家开拓疆土，廓清逆氛”。可谓推重备至，也预见到了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之功，诚可谓“知人之明”。 皇帝又一次接受了曾因藩的建议，“命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帮办两江总督曾国藩军务”，左由襄办改为帮办，一字之差，变成曾的副手。随后又晋为太常寺卿，正三品，这是左出山十年来第一次被授真正的实职官职。

• 闻听左氏遇祸，曾国藩“焦灼极切”，他不光为朋友忧，也为大局忧。他在家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 湖南樊镇一案，骆中丞奏明湖南历次保举，一秉至公，并将全案卷宗封送军机处。皇上严旨法责，有“属员怂恿，劣幕要挟”等语，并将原奏及全案发交湖北，原封未动，从此湖南局面不能无小变矣。 左宗棠遇到的这一大难，可与曾氏家居困境相比。左当时对曾是雪上加霜。此际曾国藩却对左雪中送炭，关爱有加。他十分体谅左宗棠此际的心境，怕他因为惊忧过度，损害健康，因此去信加以宽解。九月三十日，曾在给左的信中写道：“得闻樊案又生波折，深恐台端愤悒自伤，适丁果臣一信，道所以处之之法甚精当，想润帅已抄送左右矣。” 除了温辞慰问，曾国藩还全力以赴，托关系走后门，帮左氏解脱。咸丰帝将此案交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审办，钱宝青是曾国藩的门生，于是曾氏以座师身份，请他设法缓解。在钱的努力下，左氏暂时未获牢狱之灾，得以顺利离开湖南。 咸丰九年十二月，左宗棠退出了巡抚的幕府，以北上会试为名，打算“直之于朝”，在皇帝面前剖白此事原委。他对这个极端的办法本来也心里没底，一路风雨交加，前途茫茫，心情极差。路上他收到了胡林翼写来的信，劝他不要北上，因为陷害他的人并不会因为他离开幕府而罢手，正在四处布置，他去北京，无疑是自投网罗。左宗棠看了这封信，感到进京既无出路，回到老家，对方仍能“寻踪而得”，深感“侧身天地，四顾茫茫”，无安身之地。思前想后，他决定避难军营。于是掉头南旋，来到宿松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对左氏的到来大表欢迎，二十天中，他与左“昕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33〕左宗棠向曾国藩表示，请让他自带一队湘军，以一个普通小营官自效，万一官文等“必不相舍，山北山南网罗密布，即匿影深山，亦将为金丸所拟”，那就带队“策马冲锋”，以战场上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悲观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之事，每每祸福相生。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天子亲自问罪，竟成为左宗棠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由于左氏一人事关湖南大局，所以许多大吏特别是两湖官员，积极展开营救。除了曾国藩的努力，还有许多人共同出手。胡林翼写信向官文说好话，老朋友郭嵩焘向肃顺求助。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营救下，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在“樊燮京控案”以前，就多次有人向咸丰皇帝举荐过左宗棠其人。咸丰因此对左氏印象颇深。这次案件中，又有这么多人为左宗棠求情。潘祖荫甚至对皇帝说出“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话，皇帝因此对左氏更加好奇。因此特意专旨询问曾国藩，想听听曾国藩对左宗棠的评价，以及能否调到曾的麾下使用。曾接旨大喜，于咸丰十年四月回复说：“（左氏）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明知樊案之后左宗棠已不可能再在湖南办团，却将此列为首选，其用心在为左宗棠谋取实际官阶，即疏中明白说明的“藩、臬”之职。曾国藩推荐左宗棠，不似胡林翼、潘祖荫那样渲染铺张，却直截了当地为之谋官谋权，更有力度。 皇帝于是命左氏以四品京堂候补，作为曾国藩的助手，襄办湖南军务。而此前左宗棠因做多年幕僚，得到的官衔是五品兵部郎中。左宗棠做梦也没想到曾国藩等一干朋友的援手，居然使他枯木逢春，化大凶为大吉，他说对此际遇感到“实非梦想所期”。一没有掉脑袋，二没有回老家，对朝廷与朋友们感激次骨，遂摩拳擦掌，准备在曾国藩帐下大干一番。得到左宗棠这样的有力助手，曾国藩当然如虎添翼，他决定放手让左氏大干，派他到湖南募勇，自成一军，以做独当一面的打算。左宗棠仅一个月时间，就募了五千人。此刻的左宗棠意兴勃勃，雄心大炽，他在家书中写道：“此去务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 二 虽然深受曾国藩的举荐之恩，但左宗棠对曾国藩，自始至终毫无唯唯之态。在曾国藩麾下带兵之初，左宗棠就表现出不甘人下的特立独行风格。

• 左宗棠与曾国藩虽然关系僵了，但是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的关系一直不错，与曾国藩断绝音信之后，与曾国荃却音书不绝。这是曾左关系中一个有点奇怪的插曲。想想其实也理有当然。左宗棠与曾国荃性格相投，他们都是炮筒子式的人物，办事直来直去，心急火燎，不似曾国藩的磨磨叽叽，瞻前顾后。他们命运也有共同之处，都是科举不中，以军功升迁，彼此同病相怜。更加上曾国荃从戎之初得到过左宗棠的用心指点，对左宗棠的才能十分钦佩，在资历功业上又一直低左宗棠一等，对左氏的声威名望从不曾构成威胁，左宗棠一直从容地保持着居高临下之势，所以两个人终生关系不错。 曾国藩不回左宗棠的信，却不想因自己而影响弟弟与左宗棠的关系，因此特意给弟弟写信说：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 曾国荃本来夹在兄长和朋友当中，不知如何是好，这下知道了兄长的态度。在与左氏保持交往的同时，他还想方设法调和二人关系，劝哥哥先给左宗棠写封信。 这恰恰和曾国藩想到了一处。在曾国藩居乡时期的反思中，也包括了对与左宗棠关系的反思。经过反复思考，曾国藩认为，从恕道待人的角度出发，他应该宽恕左氏的这一举动。毕竟在他心中，汹汹天下，除己之外，只有胡林翼、左宗棠二人是真正的英雄豪杰。要拯救天下，离不了与这两个人的通力合作。后来的咸丰九年正月初一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曾这样评价：“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之、左季高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可见他对左宗棠的一贯重视与推崇。因此在弟弟的劝解下，他开始努力恢复与左的关系。 然而，被人指着最痛处骂了一顿之后，还要主动修好，迈出这一步不是那么容易的。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在与弟弟信中写道：“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三月三日，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季高处此次匆遽，尚未作书，下次决不食言。”可见这封信写得多么不容易。四月初九日，这封复交信终于写成，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兹写一信，弟试观之尚可用否？可用则便中寄省，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 曾国藩既然伸出了橄榄枝，左宗棠自然也不怠慢。他的回信写得相当热烈： 沅浦递到手书，敬悉近状之详，喜慰无似。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绝我也，且思且悲，且负气以相待。窃念频年，抢扰拮据，刻鲜欢悰，每遇忧思郁结之时，酬接之间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纸书之，略无拟议。旋觉之而旋悔之，而又旋蹈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词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则年过而德不进之徵也。来书云晰义末熟，翻成气矜，我之谓矣……尊恙闻服卫生丸颇效，然否？若然，则非仅血虚可知。如须此者，当为觅之。弟小兄一岁，近亦颓然，可憎厌也。近代草筹饷一疏上，乞教之。仁先时有书来，言都下事，多令人忧者，不敢寻览。先此略复，馀俟续致。 左宗棠亲笔信 信的大意是说，接到你弟弟转来的信，我实在是太高兴了。一年没接到你的回信，我疑心你彻底与我绝交了，我又思念，又伤心，但是仍然负气等待，不愿先认错。但是反思这些年，事务太繁、困难太多，所以接人待物，常常出错。心中冒出一个念头，常常不假思索就形之于文字，刚发出去就后悔了，但是不久又犯同样的错误。我心中总以为，作为知友，大家都知道我的性格，不会怪罪我。这就叫做责人严而责己疏，无疑是我自我修养不够的表现。 这可能是左宗棠一生最诚恳的一次自我批评了。原来内心深处，左氏也有对友谊的极端珍视、对自己的深刻怀疑。左宗棠在家中排行最小，哥哥姐姐都比他大很多，加之又聪明伶俐，所以他自小受尽宠爱，凡事都是别人包容他，让着他。在与朋友相处时，他也不自觉地居于此种心态。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就如同一个任性不懂事的小弟弟和一个宽厚忍让的大哥哥一般，在大哥哥面前小弟弟一直不知分寸，任意嚣张。所以他骂过曾国藩之后，自己并不当回事。因为曾国藩是他朋友中脾气最好、心胸最阔的一个。没想到这一骂，彻底伤了曾国藩的心。一年时间，不见曾国藩回信，他确实后悔了。只有失去了这份友谊，他才发现曾国藩的诚挚、宽厚是多么可贵。因此，曾国藩意外地主动伸出复和之手，他当然十分感动，以至写出这样少见激动热情的文字。 两人中断了一年多的书信来往又从而恢复。 虽然曾经讥讽曾氏再出，“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其实左宗棠是非常清楚曾国藩这样“勇于任事”之人对于中兴大业的重要性的。在胡林翼的协调下，四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替骆秉章起草奏折，与胡林翼一起，请朝廷起用曾国藩。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命曾国藩重新出山。 经过一年多的反思，曾国藩面目大变。在人际交往上，他更加圆通和气，他到了长沙，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拜访左宗棠当然也是他的重要日程。他在长沙与左宗棠一周之内数次深谈，十六日又“至季高家赴宴”，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表示谦抑之意。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涤帅与我，情意郛洽之至”

• 相比左宗棠，曾国藩为人就全面得多。 每个人的青年时代都是青涩的。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也有着高己卑人、骄傲自大的一面。在早年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克去曾国藩身上的这个缺点。在北京的最初几年，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邵懿辰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青年曾国藩的脾气之大当时毫不亚于左宗棠。因为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那时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一样，遇事只认理不认情，“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 和左宗棠不同的是，曾国藩下过一段扎扎实实的克己之功，以理学为武器对自己“天赋之性”进行过深刻的反省和系统的纠正。居京十多年里，曾国藩所做的最主要的事其实就是脱胎换骨，脱掉自己身上的“自我中心”、“高己卑人”，换上“诚恕”之心，谦虚之道。他的胸襟日益扩展，性格日益宽厚，到与左宗棠初次会面以前，他已经从一个血气方刚凡事必争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涵养极好遇事忍让的中年人，对朋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他总结说，对朋友，首先要诚，“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第二是敬，“至于与人交际之道，则以‘敬’字为主”。其次是恕，“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然后是浑，“惟忘机可以消众机”。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分得太清楚。最后，则要做到“不嫉妒”。曾国藩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以至于他晚年以“不忮”也就是“不嫉妒”作为遗嘱，嘱咐后人。 曾左早期合作的顺利，正是建立在曾国藩的深厚修养之上。而左宗棠一生所有注意力都贯注于事功，在心性上缺乏了这一段功夫。这就是曾左最大的差距所在。 当然，一个人要成为“内方外圆”的“圣人”，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虽然经过了艰苦的自我砥砺，但是从北京刚刚来到地方官场，曾国藩的棱角仍然显得过于分明，处事仍然过于方刚和理想主义，对地方官场上令人意想不到的黑暗污浊一时难以适应。他在江西数年与地方官不能相安，既有官场体制的原因，也有性格和处世方式的原因。 从咸丰七年二月到咸丰八年六月，曾国藩在老家待了近一年半时间。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生命中除了道光年间刻苦自修之外，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生命关节点。极为好胜的曾国藩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他意识到，办事风格手段过于生硬，是他处处碰壁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他的人际交往能力，从此大大提高。这首先就体现在曾左关系当中。

• 中国这片土地的魅力在于，虽然它整体上如此没有个性，却经常会在你意想不到之处跳出一两个光芒四射的异人。左宗棠这个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最大贡献，也许不仅是他出众的军事才能，而更在于他那出人意料的个性。 经过漫长的历史接力，在清代后期，中国的专制统治已经由治身深化到了治心。这个被统治者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民族身上呈现出的普遍特点是退缩和含糊。而左宗棠却似乎是一个天外来客，他身上的清可见底、锋芒毕露、刚直激烈，与这个民族的整体气质形成如此分明的反差。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这通嬉笑怒骂，符合他的一贯作风。他平生为人，从来都是不平则鸣，有屁即放，从不藏着掖着，虚与委蛇。说话做事，不过多考虑后果，不太多考虑别人反应。他不光这样痛骂过曾国藩，以后也同样这样痛骂过好友郭嵩焘等人。 郭嵩焘 这种性格当然很容易得罪人。胡林翼说他：“刚烈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也就是说，他经常当面批评别人，一点也不客气，人多因此怨恨他。对于这一点，左宗棠自己当然也十分清楚。他自己说，“兄平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然不强人就我，亦不枉己徇人，视一切毁誉、爱憎如聋瞽之不闻不睹，毕竟与我亦毫无增损也”。也就是说，他决不因为别人的看法而改变自己，别人的一切毁誉，他皆置之度外。 这种态度，有天生的性格因素，也有着左宗棠自己的价值取向在内。对于晚清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氛围，对于晚清官场软熟暧昧、含混和气的作风，左宗棠痛恨不已，有意以自己的圭角，去刺破这种让人窒息的沉闷空气。如左宗棠自己所说：“弟平生待人，总是侃直。见友朋有过，见面纠之。……此即亲家所谓太露圭角者也。现今风气，外愈谦而内愈伪，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 左宗棠对自己的这种处世方式是十分看重的。他甚至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此。领军之后，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自我评价： 涤公（曾国藩）谓我勤劳异常，谓我有谋，形之奏牍；其实亦皮相之论。相处最久、相契最深如老弟（郭嵩焘）与润公（胡林翼），尚未能知我，何况其他？此不足怪。所患异时形诸纪载，毁我者不足以掩我之真，誉我者转失其实耳。千秋万世名，寂寞身后事，吾亦不理，但于身前自谥曰“忠介先生”，可乎？ 也就是说，曾国藩等人认为他的优点是勤劳多谋，才华出众。左宗棠认为这是皮相之见。他认为相处更久相知更深的郭嵩焘、胡林翼等人，其实也不真正了解他。左宗棠夫子自道，他最大的特点和长处是“忠介”。 忠者，忠于国家，至死不渝。介者，耿直、坚定，一生固守真我，不因外界环境而稍稍折损自己的锋芒。左宗棠这样说，也真的这样做到了。他坚信，自己的刚直忠介，既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不屈，也可以施诸于朋友同事之中而不违。他的风格一开始可能很难为人所接受，但时间长了，大家必然会理解他原谅他，而当大家接受了他的行事风格之后，那些复杂的事就变简单了，没有了那么多虚伪做作的环节，交往效率和办事效率反而大大提高。这就是他的“以直胜曲”论，与曾国藩的“以拙胜巧”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的好朋友胡林翼为人灵活，善于交往，长于运用权术，他却说：“润之喜任术，善牢笼，吾向谓其不及我者以此。” 这种性格无疑有着极富魅力的一面，特别是在晚清的官场，实在太需要上天偶尔刮起的这股清劲之风，一扫百余年颓风秽气。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任何一个优点前进一步，就立刻成为缺点。左宗棠的优点在于他的清澈单纯，而缺点也在于他清澈单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自我中心”、“高己卑人”的强大本能。这种本能，既能促人争强好胜，建功立业，也能使人自矜自大，甚至嫉贤妒能。因此对于这种本能，必须如驯服烈马一样，施以一番陶冶磨炼之功，得其益而去其害，才能最终成为大贤大能。而左宗棠为人，却善于察人，不善自察。和曾国藩比起来，他的自省功夫无疑相差太远，对于心中的自大自矜，他缺乏克化之功。因此，他的“直”，他的“清澈”，也就把内心深处的“忮求之意”直接呈现出来。他一生的两大爱好，好听过头恭维和爱酷评他人，都根源于此。他一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的任何一句恭维，也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挑别人毛病的机会。特别是一遇到那些才力与自己相当之人，左宗棠就本能地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攻击倾向，开口即骂，专揭其短，无所不至。这在他后来与李鸿章、郭嵩焘的关系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从大公角度看，曾国藩抽身退步，确实有损清军战斗力。对曾国藩委军归家之举，刻刻以天下为念的左宗棠确实极为不满。左宗棠在给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信中介绍自己写这封信的动机： 昨接涤公二十五日醴陵来函。知已戴星旋里，此事似于义不合，盖军事重大，不比寻常宦游可以自主。……已详作一函，力陈其不可。 从这个角度说，他有此一骂，也理所必然。 但是知人论世，不止有大公这一个角度。左宗棠和曾国藩毕竟是朋友。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左宗棠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如此指责曾国藩，就缺少了朋友式的感同身受设身处地。这反映出左宗棠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时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确实，左宗棠的表现成了心理学家这一论断的最佳注脚。

• 按理说，在曾氏如此困难之际，作为朋友，左宗棠对曾应该加以理解安慰才对。但是左宗棠却在这个当口，寄来了一封信，对曾国藩大义凛然地加以严厉批评。 信的开头，左宗棠就劈头盖脸地从儒家伦理原则高度出发，批评曾国藩委军归家，是不忠不义、不负责任的表现： 《纲目》一书，于夺情题后一事，总以其人所处之时地为断，所以重纲常、维名教而警偷薄之俗也。至“金革之事无避”一语，经义直捷了当，更无可疑…… 接下来左宗棠又嬉笑怒骂，捎带嘲讽了曾国藩兵略平常： 老兄之于兵事，诚不敢谓其有功无过，然竭其心与力所可到而黾勉为之，此念尚可见谅于朝廷……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似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意思是说，你曾国藩领兵打仗，本来就犯了许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朝廷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这次你这番举动，使你的忠心都值得怀疑了。你是不是听我的劝重新出山，我不知道。你重新出山，凭你的本事，对国家大局能否有所帮助，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待朝廷命令，擅自委军奔丧，则非礼非义，我不能不严肃批评你。 从才能到品质，左宗棠把曾国藩批了个一无是处。可以想见曾国藩收到这封信后会多么郁闷。 事情还不止于此，除了写信责骂曾国藩之外，左宗棠在公众场合对曾国藩更加肆无忌惮地大加讥弹。“左恪靖（指左宗棠）在骆文忠（指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31〕曾国藩此次委军回湘，是湖南官场一时谈论的热点，左宗棠每见一人，都大谈曾氏平日摆出一副理学大家面孔，以诚自命，此次却以父丧为由，要挟君父，可见其居心并不如自己所称那样正大。 应该说，左宗棠的骂人功夫确实登峰造极，史上一流。其特点一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二是得理不饶人，喋喋不休。曾国藩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凭“以诚为本”的理学功夫博得大名。好，你不是以“诚”自许吗？那么我就用事实来证明你其实为人不诚不忠。左宗棠下意识里对曾国藩压抑多年的嫉妒不平之心终于找到机会进行了一次光明正大的爆发。 道德是曾国藩最看重的资本，往这项资本上泼污水，是他无法忍受的。多年之后，他向人谈起与左失和的始末时，还咬牙切齿地说：“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 左宗棠这一骂，正发生在曾国藩情绪处于最低谷的时期。曾国藩要挟皇帝，并没有得到期望中的结果，反被皇帝顺水推舟，解除了兵权，让他在家守孝。一下子，曾国藩弄巧成拙，成为天下官场的笑柄，已经痛苦不已。而左宗棠的诋毁，又成了撒在曾氏伤口上的一把盐，把曾国藩伤到彻骨，让他终生难以释怀。

• 比如后来在咸丰十年初，李秀成再破江南大营，苏州常州失陷的时候，本来曾国藩有迅速扩张势力，一举包围天京的可能。当时苏浙两省大部都已经沦陷。胡林翼写信给曾国藩，替他出主意，劝他不要再围攻安庆，而是趁苏省残破，旧有的文武大员下落不明之时，直接以能干任事的李元度、沈葆桢、李鸿章、刘蓉等人分领苏赣浙三省的巡抚等职位，利用这些地方的丰厚饷源供养军队，分南北西三路跳过长江中游，直接向南京展开包围。应该说，这是一步奇招，多少有点冒险，却也有七成以上的胜算。左宗棠对这个建议也双手赞成，认为江南大营的溃灭，给了湘军以大发展的极好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曾国藩听从胡林翼的建议，也许苏常沦陷以后的江南大局，不必要三年之后方能逐渐改观。 然而曾国藩对平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一定之规，那就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先取上游，再规下游”。从长江上游向下打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拔钉子，直到攻下天京。不管胡林翼如何激劝，曾国藩就是不为所动。这令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扼腕长叹。 曾国藩平生长于自省，因此对自己用兵的长与短，心里也很清楚。同治五年，曾国藩剿捻欠效，在《病难速痊请开各缺仍留军中效力摺》中就这样谈到自己的用兵问题： 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此臣之所短也。 百余年以来，中国人对曾国藩不断进行神化，把他塑造成了事事完美无缺的圣人。事实上，曾国藩凡事都追求最扎实、最彻底，固然把风险降到了最低，却也大大影响了效率。左宗棠却总是在寻找效率最高的途径，在适当的时候，他绝不害怕冒险。因此，两个人的军事思想经常发生冲突。左宗棠批评“涤相于兵机每苦钝滞”，确有七分道理。

• 曾国藩把左宗棠那些刻薄入骨的话全部默默咽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过人的修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左宗棠对曾国藩军事指挥才能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形篇》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曾氏深得此旨之妙，他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正是得力于此。 但凡事过犹不及，脚踏实地固然是做事的基本原则，但是兵者诡道也，有一些特殊情势下，也需要敢于冒险，大踏步前进。在这样的时候，曾国藩身上的弱点就显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敢出奇兵，用奇谋，因此错失过许多好机会，许多时候事倍功半。

129. 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刘长佑速带援军于咸丰六年初赶往江西，救曾国藩于危难之中。后来又陆续派刘腾鸿、曾国荃、周凤山等军东援江西，并在军饷方面给了曾国藩以慷慨帮助。两人的关系因此又多云转晴。左宗棠的恶评当然或多或少会传入曾国藩的耳朵，曾国藩却没有过任何反驳或者辩白。他把这些话默默地咽了下去，对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丰六年，曾国藩老弟曾国荃在湖南募兵，写信给哥哥讨教用兵方法。曾国藩写信给他，让他多听左宗棠意见：“一听骆中堂、左季兄之命，敕东则东，敕西则西。”可见他对左宗棠才干的绝对信任。

130.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著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闭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闭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睁开眼睛，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闿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131.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25〕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26〕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黏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画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132.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22〕 左宗棠像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23〕。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 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24〕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二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 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超凡入圣的梦想

到底是什么促成了曾国藩的改变，这是我最喜欢，也最想了解的一部分

•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这一年多是曾国藩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对自己在官场中处处碰壁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结论是自己不按潜规则办事，原则性过强，得罪人过多。“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 改弦易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金钱的态度。他反省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从此他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宽松了很多。他说：“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退回到独善其身的底线。 不但不禁人之苟取，他有时还以金钱为诱饵，鼓动诸将。在攻安庆时，他教弟弟如何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大约不外平日结以厚情，临时啖以厚利，以期成安庆一篑之功耳。”曾国荃向他请教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他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湘军虽称军纪严明，但自从出省作战之后，抢掠好货之风一直未息。 过去，曾国藩对于劫掠一直是严厉约束的，但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劫掠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后期湘军的一个心照不宣的策略，就是以丰厚的战利品为诱饵，去鼓动将士们拼死攻城。这也是“临时啖以厚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所以湘军后期攻下坚城之后，每有劫掠之举，只要不太“过分”，曾国藩不会发言。鲍超一军甚至形成了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的习惯：“每克一城，许部曲掠三日。三日后则严戒，秋毫无犯。”〔63〕故《湘军志·筹饷篇》中说：“……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64〕 因此我们可以说，天京浩劫的直接制造者是曾国荃，背后的推手却是曾国藩的“啖以厚利”政策。当南京城中财物被湘军抢劫一空，朝廷下旨询问之时，曾国荃建议乃兄“勒令各营按名缴出（抢劫所得），以抵欠饷。”曾国藩却公然说：“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可见，再出之后的曾国藩乃是公然将破城后的抢劫视为“政体”所允许的收揽“士心”之策。 湘军军纪后来的败坏，与曾国藩这种由严到宽的转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剿灭粤匪图 曾国荃的贪婪和收获 一 随着曾国藩对金钱态度的改变，湘乡曾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出现第二次跃升。

• 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精研理学、“学做圣人”之志。然而“学做圣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条约。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理学设定的路径，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学家。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 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薄俸制的精髓在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能塑造出这种不吃草的马儿的只有理学。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轩倪“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弘“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20〕。 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21〕。 名臣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陈瑸官至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22〕。 可以说，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清官文化”，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前仆后继，如同数盏明灯，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极为认真的。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日课”，即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以反衬出今天的公务员生活是何等幸福。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76. 发誓不靠升官发财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 曾国藩最后一天日记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注释 〔1〕《曾国藩全集·家书》，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岳麓书社，1986年。以下引文引自《曾国藩全集》者或不一一注明。 〔2〕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9页。 〔3〕《曾国藩全集·书信》，《复黄淳熙》，第431页。 〔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9页。 〔5〕同上，第20页。 〔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7〕《曾国藩全集·书信》，《复欧阳兆熊》，第134页。 〔8〕《曾国藩全集·书信》，《与张亮基》，第208页。 〔9〕《曾国藩全集·书信》，《与吴甄甫》。 〔10〕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38页。 〔11〕薛福成：《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12〕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13〕朱东安：《曾国藩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14〕《曾国藩全集·书信》，《与骆秉章》，第268页。 〔15〕《曾国藩全集·家书》，第833页。 〔16〕王澧华：《似花还似非花——曾国藩文献与曾国藩研究》，《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 〔17〕《曾国藩全集·奏稿》。 〔18〕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19〕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同清廷间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机》。 〔20〕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21〕《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第四册。 〔22〕《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第111页。 〔23〕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岳麓书社，1999年，第29、34页。 〔24〕《左文襄公全集·书牍》，转引自沈传经：《左宗棠传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25〕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 〔26〕伯纳特．M. 艾伦《戈登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77、278页。 〔27〕张基亮：《筹办湖南堵剿事宜折》，《张大司马奏稿》卷一。 〔28〕王澧华：《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29〕《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九·左宗棠》。 〔30〕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31〕欧阳兆熊、金安清撰，谢兴尧点校：《水窗春呓》，中华书局，1984年。 〔32〕毛鸿宾：《毛尚书奏稿》。 〔33〕黎庶昌：《曾国藩年谱》。 〔34〕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35〕《左宗棠全集·家书》。 〔36〕《左宗棠全集·书信》，《答刘印渠》。 〔37〕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李楚材》。 〔38〕谓江西现已财力枯竭，所幸闽浙总督左宗棠派兵前来我省作战，“极谅江省苦情，派来刘典援师，血战于江，转饷于浙”。（沈葆桢：《洋税尽数解营片》，《沈文肃公政书》卷二，同治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39〕欧阳兆熊、金安清：《水窗春呓·曾文正与左相气度》。 〔40〕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352～353页。 〔41〕包耳格：《马格里传》，第185页。 〔42〕陈昌：《霆军纪略》卷十四。 〔43〕《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333页。 〔44〕《郭嵩焘日记》卷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0～61页。 〔45〕《郭嵩焘日记》卷四，第671页。 〔46〕《郭嵩焘日记》卷二，第350页。 〔47〕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兄常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48〕《曾国藩全集·家书》，第588页。 〔49〕另一位畏友邵懿辰也说他的缺点第一个是“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 〔50〕袁振国：《性格与人生》，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 〔5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中华书局，1986年。 〔52〕《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430页。

93. 在曾国藩的修身经验中，还有一条值得后人借鉴的是借助外力来监督自己。 归根结底，人是被决定物。所以从根本上说，外力远远大于内力。连如此信奉内心力量的曾国藩都屡屡说，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一个人，自制力再强，也肯定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人监督着自己，战斗力可能就大不相同。这正如一个基因不佳的竹子，生长在根根笔直的竹林中，为了与它们争夺阳光，自然也会长得笔直。这就是“夹持”的功效。 所以，曾国藩的第二个入手处是“师友夹持”。 进京之初，曾国藩住在城外，他的朋友“竹如（指吴廷栋）必要予搬进城住”，曾国藩欣然同意。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内有许多益友，可以“夹持”他成长。“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艮峰先生、窦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为了得到夹持，曾国藩还将自己的日记送给朋友们阅读评点，以此交流修身的心得体会。“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挟持，能进不能退也。”现存的曾国藩日记上，还赫然有当时朋友们的批语。这些话当然大多是鼓励、劝谏之言。比如倭仁的批语： 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曾国藩看到批复后，为之悚然汗出，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 在此后的漫长一生里，写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一直是曾国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即使戎马倥偬中，他仍日记不辍，并且抄成副本，定期寄回家中，让自己的兄弟、儿子们阅看。 七 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 曾国藩的烟龄很长。湘中草烟的味道既恼又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三十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 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怒底意思。此一怒，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把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可谓相当准确。 但是就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一步过。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到快一个月头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定差矣！”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十月二十一日立誓永戒吃水烟，洎今已两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 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宝慈说： 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恭陈圣德疏的冒不测之威，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52〕 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 八 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当急于求成的。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他“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虽然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仆仆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彻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当年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仁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一个人回家了。 他立誓不再与人吵架。然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三，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藻。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如前一章所述，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两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至于妄言、名心，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八日：“果然据德依仁，即使游心于诗字杂艺，亦无在不可静心养气。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未正诗成。何丹溪来，久谈，语多不诚。午正，会客一次，语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冗琐杂可厌，心亦逐之纷乱，尤可耻也。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 十一月初九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二十七日：“……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都从毁誉心起。欲另换一个人，怕人说我假道学，此好名之根株也。” 二十九日：“予内有矜气，而语复浮，仍尔自是器小，可鄙。” ……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坚韧和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曾国藩体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不断修正，不断成长的，圣人也不例外：“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 领悟了这些道理，曾国藩不再急于求成，也渐渐修正了自己的圣人观。他体悟到，天下没有毫无瑕疵、绝不犯错的超人。孔子自己都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也就是说，大节不错就很好了，小节谁也难免会有出入的。孔子高徒颜回也被尊为圣人，因为他是孔门子弟中唯一一个做到了“三个月不违仁”的人。也就是说，连续三个月，坚持了高度自制，不犯错误。因此很显然，圣人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缺点。“‘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 曾国藩知道了，“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叶茂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的“猛火熬”，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温火煮”，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同样，许多优点，也不是通过一句誓言，一段苦练，就能在自己身上扎根，只有长时间的坚持，才能溶入自己的血肉之中。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 曾国藩后来曾以培养“恕”德，来说明如何通过坚韧不屈的努力，将一项外在的美德变成自己内在的品性。他说，人的本性是争强好胜，不愿意宽恕体谅别人：“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但是只有善于恕人，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顺遂的人际环境。所以即使不愿意，也要捺着性子强迫自己这样做。“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 “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详。”一开始是勉强自己去做，天长日久，就变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著于外，鲜不及矣。” 九 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就精疲力竭，废然放弃。过了许久，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多次，进步始终不多。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是就“有恒”。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有恒为作圣之基。”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一书未读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他读书有愚公精神，强调“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不弄明白绝不罢休，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看，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人的本性是好逸恶劳，见异思迁。这是因为本我是受“快乐原则”支配的。逃避痛苦、紧张，不断追求新的刺激，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则可以事半功倍。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即使在一天内，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因此，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马克思也是这样。他钻研哲学或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便演算起数学题，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诗歌，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轮流阅读。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而换读另一本书时，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 曾国藩却不懂这个道理。正如同打仗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读书行事，也以呆而硬闻名。翻开他的日记，经常会看到他数月只读一种书，而且每天读的数量都一样。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譬若掘井。以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并，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不仅读书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恒字为最高准则。他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固定的日程，在家书中说：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这样求恒，当然是极为痛苦的。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熬不下去，怎么办？ 曾国藩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当极倦怠疲乏之时，曾国藩都要调动起“刚猛”精神与自己的本我“血战”：“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 这样当然极苦。然而曾国藩说：“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一生，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 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漫，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咸丰九年，四十八岁的他写信给儿子说：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亦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他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 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 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十年十月初一日： 余前有信至筠仙云，近世达官无如余之荒陋者。倾接筠仙信，力雪此语之诬。余自知甚明，岂有诬乎！ 直到逝世前四天的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日，他的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话：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炼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的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梁启超在盛赞曾国藩的“有恒”时说：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94. 至于戒“色”，他也确实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就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它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作为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损失了许多做人的乐趣。 五 读曾国藩的这些日记，想必读者都会觉得过于苛刻、琐碎、拘泥。一天二十四小时中每分每秒都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处于战斗状态，未免活得太“事儿”了，太板了，太累了吧！这种自我完善之法，确实有点可怕。 然而，除掉那“过犹不及”的部分，这种修身方式，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康熙皇帝说，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朱熹也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做事也是这样。做至大至艰之事，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冲劲，“猛火”痛烧一段，否则绝难成功。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人从昏怠状态中挣扎出来，就如同青年人赖床一样，开头最容易反复。最好的办法不是在一边轻声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开被子，在他脸上泼上一盆凉水。 朱熹对这点体会极深。他对弟子说： 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如此，方做得工夫。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51〕 曾国藩对朱熹这句话极为赞同。人要成长，必须有一个吃大苦的过程。忽忽悠悠、舒舒服服是永远完不成脱胎换骨的。写日课修身，就是曾国藩一生的“猛火煮”阶段。 通过写日课，曾国藩练就了过人的“研几”功夫，并受用终身。 几，就是“细节”，研几，就是严肃郑重地对待细节。“知”与“行”孰重孰轻，历来争论不断。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力是否真的能担当起他的认识。只有从细节抓起，在细节中贯彻自己的认识，才叫“实行”。“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趼子的话，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事实上，只有从细节抓起，才叫真正的“实行”。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为从太多细节上轻松愉快地滑过去，到了大节之处，也就没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而曾国藩正是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

95. 曾国藩早期日记，上有倭仁批注 但是，一个人想一下子改变久已养成的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曾国藩为人交游广阔，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虽然立下志向，也难免有因为交游影响学习的事发生。比如当年十月十七日，曾国藩早起读完《易经》，出门拜客，又到杜兰溪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参加完婚礼后，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于是又顺便到何家庆生，饭后又在何子敬的热情挽留下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下午没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进行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实可以不去，但还是去了。这就说明自己立志不坚，行动不能斩钉截铁。“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决心“戒之”。 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 曾国藩在日记曾经深入分析过自己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交游往来。他发现，有一些社交活动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则是可去可不去。问题就出在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他多半都参加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因为想建立“为人周到”、“好交好为”的名声，也就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另一个，则是因为自己性好热闹，在家里坐不住。 分析之后，他下决心缩小社交圈子，改变在朋友中的形象，以节约社交时间用于学习和自修。但因为以前交游太广，不可能一下子切断许多社会关系，所以必须采取渐进方式：“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 征逐之习可渐改，意气之过则须立克。曾国藩修身之始，另一个着力点是改掉自己的暴脾气。 和大多数初入社会的青年一样，刚到北京的曾国藩待人天真，一片直拙。一旦成为朋友，就掏心输肝，同时也要求对方对他毫无保留，缺乏人我相交必需的距离感和分寸感。曾国藩既然以“圣人”自期，也不自觉地以圣人标准要求朋友，经常说话过于直接，不留余地，不分你我，因此很容易与朋友发生冲突。这个缺点，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陈岱云的这番话，显然是针对他与郑小珊打架一事而发。郑小珊是曾氏的湖南老乡，同为京官，年长曾国藩近十岁。他精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因此与曾国藩往来十分密切，因为一件小事，郑小珊对曾国藩口出“慢言”。曾国藩与这样一个同乡而兼前辈口角起来，破口大骂，并且用语极脏，这无论如何都有应反省之处。 儒学要求一个人在与他人发生冲突时，首先从自己身上找根源。十月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条分缕析地自省：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此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儒家说改过要勇，更要速。反省到了这一点，曾国藩马上主动认错。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说： 余自十月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故，前嫌尽释矣！ 对于自己最爱犯的“言不由衷”、“虚伪”、“浮夸”，他也是高度警惕，时时自我监督，一犯就自我痛责，绝不轻轻放过。 有一次他到陈岱云处，“与之谈诗，倾筐倒篋，言无不尽，至子初方归”。当天晚上他这样批评自己：“比时自谓与人甚忠，殊不知已认贼做子矣。日日耽著诗文，不从戒惧谨独上切实用功，已自误矣，更以之误人乎？” 另一次，他在日记中这样反省：“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谓巧令，孟子之所谓餂，其我之谓乎？一为人情好誉，非是不足以悦其心，试思此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结论是：“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切戒！切戒！” 日记中关于这样的反省实在比比皆是。

96.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他的办法是“日课”。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以圣人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这个方法当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理学家们常用的修身之方。比如当时京师著名的理学家蒙古人倭仁就以日课认真严肃闻名。曾国藩曾这样描述倭仁的日课，“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开始学着倭仁开始日课。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上一节我们提到，青年曾国藩身上有三大缺点：性情浮躁，坐不住；傲慢自大，修养不佳；与人交往虚伪不实，容易言不由衷。他的自我改造，当然首先就从这三端入手。 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闲谈荒功”，“溺情于弈”。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97. 三十岁是曾国藩一生最重要的分水岭。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愚钝之人，通过自我磨砺，也可以看得透，立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浮嚣之人，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静。偏执之人，亦可以做到心胸开阔，不矜不伐。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聚集了当时最顶级的人才，而翰林院更是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往来揖让，每每领略到清风逸气。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京师为人文渊薮，（朋友）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人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和韩（琦）（这样的名臣）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这样的大学者）亦可学而至也，程、朱（这样的理学圣贤）亦可学而至也。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作圣人”之志。 二 “圣人”是儒学信徒的最高生命目标。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心理倾向就是使自己变得完美。中国儒、释、道三家，对生命目标的设计都是极其超绝完美的。道家以为，人通过修炼，可以不食五谷，吸风饮露，逍遥无恃，长生久视，与天地同，成为“至人”、“真人”、“神人”。佛教则以为人皆有佛性，通过自修，都可以达到不生不灭断尽欲望的佛的境界。儒家自然也不例外。儒家的圣人理想，其完美与超绝不下于神仙或者佛陀。儒家经典说，所谓“圣人”，就是达到了完美境界的人。圣人通过自己的勤学苦修体悟了天理，掌握了天下万物运行的规律。因此可以“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合宜，对内可以问心无愧、不逾规矩，对外可以经邦治国，造福于民。这就是所谓“内圣外王”。 超自然的夸张固然过于虚幻，不过，除去这些缥缈的因素，儒家的“圣人”理论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可操作性的人格理想，其中有着符合人类基本心理经验的合理内核。 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第一层是食色性也，第二层次是安全的生存环境，第三层次是人际交往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功名荣耀、出人头地。最后一个层次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将自身的生命能量燃烧到最充分，把自己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儒学的圣人理想，基本上可以类比为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确实，儒家的“圣人状态”与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后的“高峰体验”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所谓庸人，就是昏睡了一生的人，因为欲望缠绕，意志软弱，智慧不明，普通人一生只能动用上天赋予的很少一部分潜能。而英雄伟人则是醒过来的人，他们天性刚强，头脑有力，可以把自身潜能发挥得比较充分。而“圣人”，或者说达到“自我实现”状态的人，则是通过刻苦努力，穿透重重欲望缠绕，战胜种种困难，将自身潜能调动发挥到近乎极致。 儒家说，一个人修炼到了圣人状态，就会“无物，无我”，“与天地相感通”。就会“光明澄澈”，“从容中道”，达到一种极为自信、极为愉快的情感状态。而马斯洛也说，当一个人充分自我实现时，也会体验到一种难言的愉悦，欣喜若狂、如醉如痴。人在这时最有信心，最能把握自己、支配世界，最能发挥全部智能。在高峰体验中主客体合一，这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 应该说，儒家的圣人理想远比马斯洛的“自我实现”高远和超越。马斯洛给人实现自己的自然本能以充分的空间，而儒学要求以抽象的由“天理”构成的人，取代具有庸常情感的自然人。因此，儒家的圣人理想有着非理性的、反人性的一面。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圣人学说”也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心理武器。所谓“取法乎上”，它确实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调动起全部潜能的奋斗目标。只不过，儒家学说所设定的自我完善目标如此高远和超越，几乎不可操作。由于目标的高远难及，手段便非同寻常。 三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悟出自我完善的必经途径。 首先是立坚定不拔之志。立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 人的巨大潜力往往是人类所不自知的。 心理学家费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要求三群学生举起重物，看谁坚持的时间长。他对第一群人什么都没有说。对第二群人说的是，想看看你们谁最有耐力。对第三群人，他则说，你们举起的这些东西关系重大，因为上面的导线连着一个电网。如果你们一放下手，这个城市就要断电。为了朋友和家人们，你们一定要多举一会儿。 结果，第一群人平均举了十分钟，第二群人竭尽全力，平均坚持了十五分钟。第三群人，却平均坚持了二十分钟。〔50〕 可见，人的能力发挥多少，与对自己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或者说，精神力量直接决定着身体潜能的发挥程度。 因此，“立志”或者说确立一个终身的奋斗目标，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曾国藩对这一点体认极深。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 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完人”。他认为，这一目标实现了，其他目标就自然而然地能达到。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不必占小便宜：“做个光明磊落、神钦鬼服之人，名声既出，信义既着，随便答言，无事不成，不必爱此小便宜也。”也就是说，如果做成了光明磊落的伟人，人生日用、建功立业自然也就不在话下。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他已经立定了终身之志。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至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于为天地之完人。 这就是他为自己立定的“终身大规模”。 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晻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

98.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为人傲慢，修养不佳。虽然资质并不特别优异，但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朋友圈里总算出类拔萃，并且少年科第，所以一度顾盼自雄。在离家到京服官之际，他那位识字不多却深有识人之明的老祖父送给他这样的临别赠言：“尔的才是好的，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若不傲，更好全了。”〔48〕 老祖父的一句箴言当然不足以扫平他身上的处处锋芒。在北京的最初几年，“高己卑人”，“凡事见得自己是而他人不是”这最常见的人性缺陷在他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接人待物，不周到之处甚多。他的几个至交都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的“傲慢”。他的好朋友陈源兖就告诉他“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又言我处事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49〕第二个是“自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 因为修养不佳，脾气火暴，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两次大架。第一次是与同乡、刑部主事郑小珊因一言不合，恶言相向，“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另一次是同年兼同乡金藻因小故口角，“大发忿不可遏，……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这几句自我描写形象地描绘了曾国藩性格中暴烈冲动的一面。 普通人在社交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言不由衷，语涉虚伪。比如在社交场合常顺情说好话，习惯给人戴高帽子。比如自矜自夸，不懂装懂，显摆自己，夸夸其谈。人性中这些常态在曾国藩身上一样存在，甚至更突出。畏友邵懿辰指出他的第三个缺点就是“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 在曾国藩日记中，他多次反省自己的这个缺点。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朋友黎吉云来拜访，“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衷语，谈诗妄作深语”。赞叹之词并非发自内心。而且聊着聊着，自己就故意显摆高深，夸夸其谈起来。 这样的记载数不胜数： 酒后，与子贞谈字，亦言之不怍。 客来，示以时艺，赞叹语不由衷。予此病甚深。 学中无所得，而以掠影之言欺人。 又说话太多，且议人短。 席间，面谀人，有要誉的意思，语多谐谑，便涉轻佻，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无伤大雅的社交习态，如同喝汤时不小心会出声一样，几乎人人不能避免。但对于圣人之徒来说，却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儒家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对自己真诚，对别人真诚，一是一，二是二，一丝不苟，才能使自己纯粹坚定。适当的“善意谎言”是社交不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当言不由衷成为习惯时，“浮伪”也就随之而生，人的面目也就因此变得庸俗可憎。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 今天看来，这似乎有点可笑。血气方刚、刚过而立的他，见到美女自然会多看几眼。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本能反应。然而用圣人标准一衡量，问题就严重了。曾国藩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犯这样的错误：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在另一家见到了几个漂亮姬妾，“目屡邪视”，他因此批评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不但多看他人妻妾不能容忍，甚至对于自己的夫妻恩爱，曾国藩也战战兢兢。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对“欲望”特别是对“色”的恐惧是一个特别的底色。中国人普遍认为，纵欲，特别是沉溺于“色”，是斫伐根本的危险之举。曾国藩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认为自己有必要厉行节欲。他说自己“明知体气羸弱，而不知节制，不孝莫此为大”。当然，这种节制在某些年纪是很难的。所以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四，他为此大骂了自己一次。那一天他早起读了读书，没有所得，而“午初，人欲横炽，不复能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遂骂自己“真禽兽矣”！

99. 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结束在家“把戏”，抵达北京，开始了漫长的官宦生涯。 刚过而立之年的曾国藩和每个普通人一样，有着大大小小许多缺点。 一是心性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诙谐幽默。在北京头两年，他用于社交时间太多，每天都要“四出征逐”，走东家串西家，酒食宴饮，穷侃雄谈，下棋听戏。虽然他给自己定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 道光二十年六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四月份“留馆”之后，他“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他总结自己四十多天内，除了给家里写过几封信，给人作了一首寿文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 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读史籍，还要写诗作文。 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了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日记载，早饭后，张书斋、曾心斋两位朋友先后到他家来聊天。送走他们后，他写了十行字，又出门“拜客数家”。然后又赴宴，与七个朋友一起饮酒吃饭。饭后又去小珊家，一直聊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天所有的“成绩”就是十行字。 翻开日记，责备自己“晏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 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 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 见人围棋，跃跃欲试…… 说话又多戏谑…… 应酬稍繁之际，便漫无纪律…… 心浮不能读书…… 自定课程，以读《易》为正业，不能遵守，无恒… 读书悠忽…… 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 醒早，沾恋…… 晏起，则一无所作，又虚度一日，浩叹而已……

100. 传统时代，农民们想要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困窘生活，几乎只有供子弟读书一途。曾国藩祖父曾玉屏中年之后的全部期望就是子孙们靠读书走出这片天地。他不惜血本，供长子曾麟书读书，“穷年磨砺，期于有成”。然而，曾麟书资质实在太差，虽然在父亲的严厉督责下，兀日穷年，攻读不懈，却连考了十七次秀才都失败了。 作为长孙，曾国藩身上背负着上两代的希望。然而曾家的遗传似乎确实不高明，曾国藩从十四岁起参加县试，也是榜榜落第，接连七次都名落孙山（曾国藩的四个弟弟也没有一个读书成功）。曾家已经习惯了考试失败后的沮丧气氛，他们几乎要认命了。然而，二十三岁那年，曾国藩的命运之路突然峰回路转。这一年他中了秀才，第二年又中了举人。又五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中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老曾家一下子老母鸡变凤凰，成了方圆几十里的第一大户。 虽然跃过了龙门，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朝夕过往是不过是些鄙儒，其中甚至还有“损友”〔47〕。进京为官以前，曾国藩耳目所听闻的，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头脑中所想的，不过是当官发财，给家里争口气。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余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因为人毕竟是被环境决定的。

101. 曾国藩的老家是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地处离县城一百三十里的群山之中，虽山清水秀，风景不恶，但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曾国藩在诗中说这里“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102. 蛰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患了“怔悸之症”，卧病在床。他在给郭崑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愧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 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际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却仍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升迁。在他离开军队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续宾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太子少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垂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不懊悔莫及！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殊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碴吆喝，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13〕 被酷热击中的荷叶，夜半仍然如同处于火炉之中。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而不能见”。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 曾国藩反思到，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134.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首先，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以前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咸丰八年正月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他在起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 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令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这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好友们的误解。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胡林翼则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沈毅愤发，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 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他用人筹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引来杀身之祸。练兵之初，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比如咸丰三年十月，武汉被太平军围困，皇帝急命正在练兵的曾国藩去营救。曾国藩却因兵未练熟，装备未齐，拒不听命，说：“未敢因谕旨严催，稍事拘泥。”当年十一月，太平军又进逼安徽省会，皇帝再次令他出师，他回复说：“不能草草一出。”惹得皇帝大怒，批评挖苦他道：“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曾国藩接到批复，仍然拒不听命，与皇帝节节辩论，回答道：“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受畏葨不前之罪。”把皇帝顶得无话可说，只好让步抚慰，说：“汝之心可质天地，非朕独知。” 在皇帝拒绝授他督抚之权后，他所上的奏折，更为意气用事。皇帝说允许他在家守孝，但一旦军情紧急，“仍当即赴军营”。曾国藩的复奏却称“自问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有为之地”，不能再出。且说“自后不轻具折奏事，前在江西尚有一二经手未完事件，拟即函致江西抚臣耆龄，请其代奏”，大有与皇帝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之势。 这些奏折，在皇帝头脑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六月初七他就起程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16〕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市为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至今以为诟病。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君之托。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而放手保举：“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 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 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则开始对部下宽之以“名利”，在金钱上手笔松了很多。 他写信教导其弟曾国荃如何驾驭太平军降将李世忠时说： 此辈暴戾险诈，最难习驯驭……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17〕。 “与世俗文法战者十之五六” 一 经过数十年历练，到了晚年，曾国藩已经称得上“老奸巨猾”了。

• 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写这封信时，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如锥如芒。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募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其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侍（曾自称）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措置”〔14〕。仍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 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犹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引身而退。”说他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他不以为然，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说到了自己的痛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做到过。 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15〕 温甫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自己。 经过反复放电影，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133.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矫激傲岸。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历经千折百磨之后，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日将月就，还是会实现这个理想。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风气，可以由一两个有权有位有德之人提倡，就可以由上而下，由此及彼，带动天下人皆向义向善。“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的计划是从自己做起，浸润周围，培养出一批正人君子，占据要津，通过这些人逐渐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上说：“默察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因此曾国藩在做官的同时，还花了大量时间精力用来育人，对自己的属下亲信进行道德学问方面的培养，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三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 （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20〕 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平定洪杨永载史册，然而他的一生，与农民军作战所花费精力不过十分之三四，而与官场作战所花费的精力却是十分之五六。 这话说得沉痛而又深刻。这是任何一个想在中国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惨烈代价。 许多方正之士被中国社会的“特色”磨得一事无成。曾国藩却没有被挫折打垮，他在与世界的一次次冲突中斩关夺隘，终于伸缩如意，本领大长。 曾国藩回顾平生几次大堑，认为挫折是他最大的助力。他说： 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总结生平，曾国藩多次说挫折是他长进的动力，因此鼓励他弟弟在挫折之际咬紧牙关，不屈不挠，化被动为主动，以扩展心胸、增长本领： 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荼然自馁也。 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21〕

财政收入

看不懂，有点枯燥呀。

其实不是看不懂，只是自己暂时没有精力去研究这一步部分的内容。-20190424

• 同治七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五月二十四日，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渍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四 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很痛苦。

• 曾国藩与潜规则 一 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也有“浊”的一面。 总督时期，曾国藩在人情来往上开支不少。 在官场应酬上，曾国藩并不标新立异，而是尽量从俗。刚刚就任总督时，他曾经拒绝“公款吃喝”，不久以后，他发现这种要求实在难以贯彻，徒然惊世骇俗，并无实益，所以后来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治十年九月底，曾国藩到苏州阅兵。他写信给曾纪泽谈到在苏州这几天的应酬情况： 余于二十八日抵苏后，二十九竟日拜客，夜宴张子青中丞处。三十日在家会客，织造及质堂、眉生、季玉公请戏酒。初一日在恽次山家题主，后接见候补百六十馀人，司道府县公请戏酒。初二日早看操，夜湖南同乡公请戏酒。 天天拜客，日日戏酒，曾国藩的所作所为，与一般官僚并无二致。只不过在遵从成规的同时，他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处处为他人考虑，不想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十月初他到达上海，正好赶上他的生日。十月初十，生日前一天，地方官员们请戏酒给他预祝。十一日正生日，接惯例又要“正祝”一番。曾国藩怕大家破费太多，竭力辞退，自己花钱请了几桌客： 初十日，各官备音尊为余预祝。十一日又将备音尊正祝。余力辞之，而自备酒面款接各客。内厅抚提藩等二席，外厅文武印委等二十席。虽费钱稍多，而免得扰累僚属，此心难安。 这二十多席想必花了他不少钱，然而吃吃喝喝只是他日常开销中最小的部分。 两江总督本是天下最“肥”之“缺”，曾国藩的前任们因此手笔都比较丰阔。曾国藩既袭此任，在许多方面也不得不萧规曹随，比如致送炭敬。 联络京官，是地方大吏必不可少的动作。晚清官场流传的居官要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曾国藩历来厌恶官场之钻营，但是天下督抚都送的炭敬，他却不想免俗。他做京官多年，深知每年冬天那笔炭敬对他们来说意义何等重大。曾国藩致送的对象，主要是湖南籍的京官。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这笔钱，每年至少数千两。 除了炭敬，另一笔比较大的花销是程仪。如前所述，迎来送往是官场上的重任。每年来往南京的大吏要员自然也不在少数。 同治九年四月，曾国藩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仙屏（许振袆）差旋，若过保定，余当送程仪百金。是星使过境，有交谊者酬赠之常例。”也就是说，清代官场上，皇帝派出的钦差路过辖地，与之相识的大吏在迎送宴请之外，通常还会送给他一百两左右的程仪。他准备用这个标准来对待许振袆。 同治九年，江南发生著名的“刺马案”，朝廷派出刑部尚书郑敦谨（号小山）南下与曾国藩共同审理。接惯例，办完事后，地方上要送给钦差一笔很重的程仪。然而郑敦谨特别清廉，“郑小山于正月二十八日出来拜客一日，二十九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干礼水礼一概不收，一清彻骨。小钦差程仪则已收去（每人五百耳）”。“干礼”是指贵重礼品如金、银、绸、缎之类，“水礼”则指食品、果品杂项之类。连水礼都不收，可谓清廉到底了，所以曾国藩说他“一清彻骨”。不过他的主要随员，也就是曾国藩说的“小钦差们”却不愿意效法他们的主官。他们每人收了曾国藩致送的五百两银子。曾国藩在“五两百”后面加了个“耳”字，可见用官场惯例衡量，这笔钱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多。 我们所能查到的曾国藩所送的最大一笔程仪是在同治三年。那年年底，因太平天国战争停止多年的江南乡试终于举行。曾国藩对当年四川主考任上的收获记忆犹新，这一次他决定做好主人，“一切均从其厚”。 这一年朝廷派来的主考是刘昆，副主考平步青。考试结束后，他们在两江收获“公私……程仪约各三千有奇”。就是说，江南官场公送了三千两，大家以私人名义所送加一起也有三千两。“两主考差囊各三竿外，户部例发途费五百亦在此支领，一切均从其厚。”〔145〕 “炭敬”、“程仪”是官场上经常发生的支出。至于“别敬”，则频率较低，只有在地方官需要进京时才发生。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奏命调任直隶总督。这一年十二月他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出都赴保定就任。 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可以兑换二万两现银的银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钱呢？主要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的故友新朋们盼他如望云霓，他的别敬当然不可能过少。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核别敬单”，“定别仪码”，“定分送各单”，可见这件事他是多么在意。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总共送了一万四千两，他认为仍然不厚。 天津教案后，他又收到回任两江总督之命。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他由天津起程入都，陛见后十月十五日出都返回江南。这一次，仍然需要送“别敬”。在进京前，曾国藩这样计划： 拟于（九月）二十、二十一日起程入都，十月初六、七日必须出京〔146〕。别敬不能速送，只好与诸公订定出京后补送，或腊底再送炭金。保定寄存之二万金，大抵须用去八九千。 后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九年冬在京用去万馀金”，可见这一次送“别敬”又花掉一万多两白银。 二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的“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了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的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虚开浮估”的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的是户部的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么不合规定的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的支出也过不了他们的审计关。那么，户部的态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视“部费”也就是“活动经费”多少而定。传统时代，“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的“书吏”也就是办事员的腰包。这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书吏们没有工资，专靠这项灰色收入谋生。〔147〕 不过他们的胃口实在是太大了。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一下户部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148〕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的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也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的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一听，也吓了一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的。怎么办呢？只有继续公关。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了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了极大让步。 恰好在这时，中枢的批复到了。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予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 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馀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了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了。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的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早在京官时代，曾国藩就认为天下一切问题根子都在吏治。从1850年至1851年，曾国藩先后上呈的几道著名奏折，即《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其矛头都是直指吏治状况。他说，吏治到今天已经坏于极点，要挽救帝国危局，就必须从吏治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务须从吏治上痛下功夫，斯民庶可少苏。”问题是，那时他是一介京官，只有发言权，没有行动权。而如今，他成了地方大吏，终于可以对吏治采取切实行动了。 二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一下的问题。 咸丰十年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升任两江总督二十六天后，曾国藩由宿松沿江东下，前往祁门。这次出行，对于两江地区的官场来说，是新任总督的“亮相”之举。 途中曾国藩经过湘军水师控制的长江。湘军官兵盼着大帅成为总督，眼睛都盼蓝了。如今曾国藩如愿以偿，湘军的日子也肯定要比以前好过多了。湘军上下都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曾国藩预料到，各处水师一定会大摆宴席，对他大搞迎送仪式。 清代官场迎送和宴请之隆重，史上有名。对许多地处交通要道的地方官来说，他们最繁重的工作不是处理政务，而是迎来送往。早在顺治时期，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就在一份奏折中说，地方官的精力，百分之七十都用于应酬上了： 有司十分精神，三分办政事，七分奉上官。〔131〕 官场应酬之中，有许多精细的“尺寸”，比如上级来视察，地方官要出城多少里迎接，来到之后，用什么级别的宴席款待，安排几次听戏，临走时送多少红包，都按级别大小、事体轻重、关系远近，有微妙而明确的“潜规则”。张集馨在他的自叙年谱中对此有一段具体描写： 西安地处交通要道，……每当有官员路过，陕西粮道都要随西安将军、陕西巡抚等在官厅举行迎接仪式，……每次迎接的规格，是请两班戏，安排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须用燕窝烧烤，中席也要有鱼翅海参。西安这个地方活鱼很难得，大鱼一尾，要值四五千文，这道菜是上席五桌断不能少的。其他如白鳝、鹿尾等，都是贵重难得之物，也必须设法购求，否则就要说粮道太小气。每次戏筵散后，不管冬天夏天，总要到午夜了。 官员离开时，本地官员又要到城西公同欢送，并且要送盘缠。盘缠送得多少，要看对方官职之尊卑。一般来说，每次宴会，连请戏班、赏下人、办酒席等等，总要二百余两银子，盘缠在外。〔132〕 张集馨说自己的从政岁月，主要都花在了迎来送往、听戏请客、花天酒地上了：“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因为来往的官员实在太多了，所以根本无法休息：“来往过客，攀挽流连，余等复迭为宾主，几于无日不花天酒地。”同僚之间，也需要经常以宴会来联络感情：“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许多官员因此不得不天天泡在酒海里，喝坏了官风，喝坏了胃。 对于这种情况，朝廷当然是三令五申，严厉禁止。禁止官员公款吃喝迎送的上谕每朝都要发上几道，而且每道说的都是那么痛切，有的说：“抚按旧习，迎送往来，交际馈遗，实为可恨。”有的说：“各衙门官员，拜往宴会，旷职营私，明季弊习，深可痛恨。著都察院严行禁饬，有故违者，该城御史呈报纠参，隐徇者并治。”有的上谕甚至规定，御史出巡，必须“减驺从以恤驿困，禁铺设以纾民力，拒参谒以杜逢迎”，“如不恪遵力行，一经发觉，必行重处”。光从字面上看，朝廷对这个问题态度不可谓不坚决，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些“天语玉音”几乎没有一个字能落到实处。 原因非常简单。清代官场上，官员们只需对上负责，不需对百姓负责。只要领导满意，升官发财自然机会多多。如果疏于应酬，那么肯定升迁无望。 对于这种风习，曾国藩自然非常清楚。曾国藩以“礼学经世”闻名，但是对于这类“礼节”，他不但避之不遑，而且深为痛恨。所以出发之前，他特别致信杨载福、彭玉麟，要求他们不要搞迎送仪式： 国藩赴水营，请阁下告诫各营，无迎接，无办席，无放大炮。除黄石矾三、五里外，上下游各营，均不必禀见。方今东南糜烂，时局多艰，吾辈当屏去虚文，力求实际。整躬率属，黜浮崇真。 这封信，也可以说是曾国藩整顿吏治的第一份宣言书。 然而按官场的潜规则，上级的本分是严格律己，下级的本分却是必须过格招待，这才叫“各得其所”。特别是曾国藩苦熬了这么多年，终获总督之位，军官们发自内心地高兴。所以曾国藩五月十五日起程，五月十六日到达横坝头，发现各营仍然在江边列队迎接，而且还燃起了鞭炮。 曾国藩十分不悦，立刻再次写信给杨载福、彭玉麟，恳请他们不要再搞这些仪式： 十二复雪弟一缄，十四复厚弟一缄，皆言力戒官样、黜华崇实之事。兹国藩于十六抵横坝头，各营迎接已极热闹，特此专布，恳两君严戒各营，禁止迎接、排炮、爆竹、吹手、酒席等，千万之恳。 这次要求得到了执行。二十日到华阳镇，彭玉麟亲自来接，确实没摆什么仪式。 曾国藩以这样的举动，为自己的总督生涯开了个好头。他宣布，自己以后出行，不要求下属迎送、供应食宿，以减轻下属的负担。同治二年十月，曾国藩的家人路过望江，县令因事下乡，未能迎送，事后特别禀呈缘由，请求曾国藩原谅。曾国藩在禀帖上批复道： 近日地方官专讲应酬，不知民事为何物。凡省会冲要之缺、有驿站之缺，则朝夕疲于送迎，亏空生于酒食。一不周到，则上司、同僚，交相责怨。本部堂恨之戒之，从不责州县以办差之事。本年亲赴金陵，尚不令沿途办差，况眷属耶？该县地当孔道，以后如此等酬应，可省则省，本部堂暨各上司决不以此见怪。 三 既成为地方大吏，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礼品。一旦升官，任何一位前来谒见的下属，都不会空手而来。 五月十五日起程后，曾国藩在长江上走了十二天水路。五月二十六日，因为第二天要改为陆行，势必开始接触地方官员，所以他写了一篇文告：《谕巡捕、门房、签押三条》，发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约法三章，“明日起早经过地方，即是与州县交涉之始”，“特严定条约，愿巡捕、门印、签押敬听而牢记之”。 这约法三章中第二条专讲如何处理礼品： 第二条：不许收受银礼。凡收人礼物，其初不过收茶叶、小菜之类，渐而收及鞍马、衣料，渐而收及金银、古玩。其初不过是下属主动的投赠之情，渐而有的官员就要笑索授意下属送礼，甚至渐而诛求逼勒，以至贿赂公行，皆始于此。嗣后我这里的巡捕、门印、签押，务各自爱，不准收受丝毫礼物。即茶叶、小菜、至亲密友赠送微物，除非禀明我本人，经再三斟酌者，概不许收。倘有隐瞒收受者，重则枷号棍责，轻则递解回籍。 文章结尾，又一次重复不得收受任何礼品： ……以上三条，巡捕、门印、签押三处，各写一分，贴于座右。……至送礼物者，一概谢绝不收。无论茶叶、小菜，以及裁料、衣服、书籍、字画、古玩、器皿、金银、食物，均皆不收。 由这约法三章，我们可以推测，曾国藩就任之初，没有收取地方官员的“见面礼”。这就相当于放弃了一笔相当巨大的收入。 不过身在官场，从始至终片礼不沾是不可能的。如此“不近人情”，不符合曾国藩“合光同尘”的作风，也不利于他在某些情况下与下属建立基本的情感联系。所以在实在拒绝不了的情况下，他会从下属送来的礼物中挑一两样价值最轻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七日，曾国藩移行辕于安庆，并把家眷接到了这里。因为没有现成的衙门，他就借居在太平天国“英王府”中。新经战乱，“英王府”中缺少生活起居用品。按官场惯例，首府有为督抚办治家居的任务。于是庐州知府唐景皋送去了大批居家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 虽然这是官场惯例，曾国藩却不打算照行。但东西已经送来，曾国藩又不忍违了下属一片体贴心意，于是将其他东西一概推却，只收了草席七领。他写信给唐知府说： 顷接手书，复承惠贶多珍，锡比百朋，情殷千尺，至以为感。惟各物嫌于过费，万不敢当。谨领草席七种，取藉茅无咎，连茹汇征之象，且祝灾区遗黎咸登衽席，颂使君生成之绩也。馀件奉璧，即希查收。 意思是说，您送来这么多好东西，我十分感谢。只是它们价值过于昂贵，我不敢当。所以只收七种草席。 之所以收草席，是因为《易经》云：“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藉茅无咎，连茹汇征，是说茅这种草，根都相连，拔起一根，则会牵引起其他。象征事物相互牵引，皆向于吉。以此借喻在唐的治理下，灾区黎民脱离苦海，“咸登衽席”。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湘军名将鲍超亲赴安庆，一为商量军务，二为给曾国藩贺寿。鲍超的军队向以能战、能抢闻名，因此他既是一个粗人，也是一位富人。其他部下不敢给曾国藩送礼，鲍超却不管这一套，他一共带来十六包礼物，其中许多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曾国藩览之而笑，从中挑了一件收下，其他都送还鲍超。收了一件什么呢？一顶小帽。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鲍春霆来，带礼物十六包，以余生日也。多珍贵之件，将受小帽一顶，余则全璧耳。〔133〕 鲍超对此也无可奈何，只好又带了十六大包东西回去了。 从史料上判断，曾国藩还收过美籍华人容闳“报效”的礼物。 同治四年，容闳从美国采购机器回到中国。两年前他受曾国藩委托，以“出洋委员”身份，携六万八千两白银出洋采购机器，开启了洋务运动之先声。机器运抵上海之后，他赴南京向曾国藩汇报工作。 此时曾国藩已经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曾国藩知道，按中国官场惯例，容闳一定会向他致送礼物，因为曾国藩给他的是一个“肥缺”。所以曾国藩特意于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嘱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多则璧还为是。” 由此可见，这个时候的曾国藩收受礼品，有一条默认的“价格线”。至于容闳所送的是什么，价值多少，没有留下记载。 当然，对于至亲至近之人，在特殊情况下，曾国藩也可能网开一面。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在她的回忆录中说，黄翼升曾经送给曾国藩夫人一双翡翠钏，一粒大珍珠。后来又送过一架纺绸帐。送此“厚礼”事出有因，因为黄翼升的夫人要拜欧阳夫人为义母： 曾国藩手札 文正在署中无敢以苞苴进者，故太夫人无珍玩之饰。余所忆者，为黄提督翼升之夫人坚欲奉太夫人为义母，献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某年太夫人生辰，又献纺绸帐一铺。此帐吾母留作余嫁奁之用，余至今用之未坏也。〔134〕 有时候，属下送给他的礼品是他所喜欢的书籍等，他就会收下后以价格相当的礼物回赠。比如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幕僚莫友芝送了他一部《元和郡县志》，他也回了一部《通鉴》。〔135〕 拒收礼物形成习惯后，很少再有人给曾国藩送礼。上文我们说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看到曾国藩每天吃的菜很清淡，因此问他，你不怎么吃鸡鸭，那么吃火腿吗？ 曾国藩回答： 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 也就是说，过去有人给曾国藩送火腿等食物，被曾国藩拒绝。渐渐曾国藩之不收礼成了风气，什么都没人送了。就是想喝点黄酒，也要到街上现打。 赵烈文笑着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 曾国藩也开玩笑说：君他日撰吾墓志铭皆作料也。

28. 题是，良心不可依恃，贪婪是人的本性。“陋规”给贪腐带来了极大方便。而腐败如同洪水猛兽，只要一开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初年的陋规数目，一般都十分惊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抚衙门的陋规数达七万四千四百两。而据雍正初年山东巡抚黄炳奏报，当地巡抚衙门每年接受的规礼达十一万余两〔127〕。而河南巡抚则奏报：“一年所有各项陋例，不下二十万两。”〔128〕 相对于上面估计的雍正年间一位巡抚的实际年支出是八千到二万两，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家的默许下，官员们会超越“合理”限度多远。 所以雍正皇帝进行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改革就显得无比英明。他以公开的“养廉银”来补足地方官员开支的需要。此后，总督最大的一笔固定收入是养廉银。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的俸禄比前大为增加，禁革陋规在此基本上渐次展开，成效显著，吏治为之一清。可是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不长时间，乾隆中期之后，陋规又死灰复燃。 这首先是由于“养廉银”的数额远远少于“陋规”。雍乾之际历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孙嘉淦就说，养廉不及火耗之“少半”〔129〕，官员们仅表面上薪给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实际上收入却锐减。在官员心底对陋规势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后，清代物价大幅上涨，“雍正时期和乾隆末嘉庆初的价格差异巨大，根据整个十八世纪官员的零星记录，王业键估算出这一时期物价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而乾隆嘉庆等皇帝未能继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养廉银数额，导致官员们的收支又一次出现明显的不平衡。“……通货膨胀对火耗归公改革的影响不可低估。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130〕 于是陋规制度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当大员们发现自己实际的收入在减少，他们就开始将开销重担转嫁到属下身上，如同火耗归公前一样，公差官员开始责令他们路经地界的官员供应食物、炭薪、仆人、车马、宴请以及规礼。”到了嘉庆以后，各种陋规全面复活，数量上则比改革以前还要更多。

29. 这一局面有许多官员的自述为证。同治二年，河南学政景其浚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这样自陈心路：在没当官以前，他对“陋规”一事“未尝不笑之”，认为自己当了官也绝不会收取。但是一当了官，发现不收不行：“等到我做了官，苦于没有办公经费，甚至连自己也养不活。而同事们都收陋规，我不得已也只能效仿，于是从君子变成了小人，和官场打成了一片。”（“及其登仕版也，苦无办公之资，兼不能自存活，而同事诸人，无不收受陋规，不得已试从而效之，而君子遂变为小人，上下官员，联为一气。”〔121〕）谢金銮也说，陋规实际上主要没有进入私囊：“凡是陋规发达的地方，一定是官场应酬多的所在。陋规取之于民，用之于官，也就是所谓的以公济公，并非纳入私囊。”（“凡有陋规之处，必多应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谚所谓以公济公，非实宦橐也。”〔122〕）一生经历雍乾嘉三朝的汪辉祖在总结为官经验时说道，对于陋规，只能采取现实的态度，不能一概裁尽：“陋规不宜遽裁，可就各地方情形，斟酌调剂，去其太甚而已，不宜轻言革除。”他甚至抨击那些要裁减陋规的官员心术不正：“至署篆之员，详革陋规，是谓慷他人之慨，心不可问，君子耻之！”〔123〕

30. 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儿上管理”，朝廷没心思替他们差异化细算每一个地方每一级政府的具体支出需要，因此也就没法为各地制定附加税标准，监督各地方政府的征收幅度。因此基层政府对此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既然如此，大多数地方官员自然就“不讲良心”，尽可能将征收额扩大，以所余部分肥己。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乃至百分之百甚至二百。 所以，这种“附加税”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也就是地方政府运转所必不可少的。一是用于幕友师爷、衙役书吏的工资；二是用于修理办公房舍、购买办公用品等衙门日常花费；三是用于抚恤地方孤贫、发给秀才们（廪生）津贴等地方公益事业；四是建立小金库，以便公款吃喝，迎来送往，给同部门的人发放奖金。 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也就是纳入私囊的部分。这部分成了地方官员们致富的主要途径。 因此，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中将州县官员的附加税直接列入其私人收入，无疑是错误的。他说：“御史胡家玉在1873年指出，朝廷在南昌县的土地税额为每年四万八千多两银子，而知县按惯例在每征收一两正税时可收取零点二四两附加税，因而该知县每年可获得一万两千两银子的额外收入。”〔116〕其实，这一万两千两中，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公共事务。剩余部分，还要拿出许多，来分润上司和其他部门。 因为其他衙门特别是上级衙门不可能听任那些有税收权的官员独享这巨大的好处。一方面，上级衙门同样需要解决行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上级怎么可以听任自己不如下级富裕呢？这实在既不合天理，也不近人情。所以自然而然，“附加税”还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的方式就形成了“陋规”。

• 清代总督和巡抚衙门中，也都有这样一个相当庞大的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也多达百人。不过今天的政府之中，上自秘书长下至普通科员皆是国家干部，都由国家开支。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清代，却是国家定制。这种奇怪的设计，最主要原因是皇帝们的小气和偷懒。除了每年给督抚们发发工资外，中央政府就不用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了。从表面上看，这会给国家节省大量财政经费，也会迫使官员体系大为精简，十分符合精兵简政的要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简却使督抚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 同治七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五月二十四日，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吾已教训数年，总未做出一定规矩。自后每日立定功课，吾亲自验功。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渍者验鹅蛋，细工则五日验一次，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 上验功课单谕儿妇侄妇满女知之，甥妇到日亦照此遵行。 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如此辛苦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家了。当时每晚南京城两江总督府内，曾国藩秉烛夜阅公事，全家长幼女眷都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幅动人画面。 四 应该说，和曾国藩一起生活很痛苦。身为总督眷属，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的妻子儿女们对这位父亲和丈夫一定腹诽不止。然而，除了偷偷抱怨，拿这位天下最刚强又最顽固的老人，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早在做京官时期，曾国藩就“议定”每个女儿的嫁妆是二百两白银。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潢说，大女儿婚事在即，虽然当了总督，但他还要坚持在北京讲好的嫁妆数目： 嫁女之资，每一分奁贰百两，余多年在京议定，今不能增也。 咸同时期，物价上涨很快，社会风习变化迅速，二百两银子在咸丰十一年其实已经不够用。到了同治五年，曾国藩的第四个女儿曾纪纯出嫁时，这个数目更是脱离实际到了让人无法相信的地步。办婚事时曾国荃正好赋闲待在荷叶老家。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大哥只给二百两陪嫁银，“闻而异之曰：‘乌有是事？’”打开箱奁亲自验看后才相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107〕送了四百两银子给嫂子欧阳夫人，打发了第四女的婚事。 由于过于脱离现实，曾国藩刚刚去世，他的这套苦行僧式的家规就被儿子曾纪泽打破了。 及惠敏（曾纪泽的谥号）主持家政，稍以文正积存俸馀购置田宅，月奉太夫人湘纹十二金，两嫂各十金，两房小孩一概在内，不另给，余与两兄每月六金，各房男女用人薪资在外，均由账房并月费分发。 每个人月费增长六倍左右，曾家才达到普通官员的生活水平。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时，曾家人的生活是如何“落伍”。

  湘乡家中没有增田置产，江南营中，曾国藩的生活起居也和做总督前没有什么变化。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102〕。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103〕。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经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的“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赵烈文的日记中说： 涤师来久谈，谈次，师脱马褂置榻上，又少坐即去。余取视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更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 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104〕 这并非仅因战时物质条件艰苦，战争结束重现升平后，赵烈文日记中两江总督曾国藩每日的饮食仍然十分简单。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正好曾国藩的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 材官持一纸示师，师颔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谢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椀一小椀，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 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寒俭的。不但没什么鸡、鸭、鱼、肉，甚至连火腿都没有： 余称佩俭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 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说，总督时期的曾国藩请客和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对用菜标准有严格要求： 所至禁用燕菜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平日宴客常用之品，惟红烧鱼翅鱿鱼片及豆腐汤等。〔105〕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 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106〕。 这一情景在另一位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条中得到了印证。他记载了曾国藩内室的情形： 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35.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旦成为督抚，肯定有无数亲友期望来攀附这个权力中心。事实上，绝大多数督抚身后都隐藏着一个家族性的牟利集团。曾国藩未雨绸缪，通过这封信对家族成员严加约束，防止曾氏家族蹈常袭故。对自己一支如此严峻，其实也暗示了对其他几支同样的期望，只是这话不好明言而已。 几乎就在这封信同时，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书中对曾国葆提出批评，因为他给纪泽的路费过多。 曾纪泽由曾国藩的大营回湖南老家，路过曾国葆所在的安庆。曾国葆怕纪泽的路费不够，又给了纪泽一些钱。曾国藩说： 季弟赐纪泽途费太多。余给以二百金，实不为少。余在京十四年，从未得人二百金之赠，余亦未尝以此数赠人，虽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艰难亦可概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诰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由祁门回湖南，对于一介平民来说，二百两的路费固然不少。但对于一位总督公子来说，一路应酬使费，并不充裕。曾国葆资助一些，也是人之常情。曾国藩却不依不饶，写信切责。这何尝不是一种敲打，弦外之音是提醒弟弟们保持清廉之节。

  36. 两江总督是天下唯一一个同时管辖三省的总督。“两江”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将“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 总督杏黄伞 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以长江为纽带，“包络江淮，控引河海”，上下呼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谁拥有了这块地区，想在军事上分裂中国南北就占了先机。除了军事之外，它又是天下最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96〕。两江地区文化之发达，更是天下独步。因此“国家鼎建两京（即北京和盛京）之外，分省一十有四，而江南最为重地”。除了直隶以外，“能与天下相权衡者，江南而已”〔97〕。 因为两江总督在全国的地位如此重要，所以雍正皇帝曾说：“此原系第一繁剧之任。”〔98〕成了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成了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皇帝还要重要。

  37. 由湘军起家的这一批新绅士中，只有曾国藩一人保持了旧乡绅的道德脸面。 二 再出之后，虽然允许曾国荃适当捞钱，曾国藩自己却固守初心，不改前辙。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他在致澄弟、季弟的信中说，兄弟们想分给他的几处产业，他都不能接受。 余守旧规不敢少改也。 曾氏兄弟分家，是由曾国藩力主的。盖因大家族在一起，吃穿用度，相互攀比，加以吃大锅饭，各支没有节俭的动力，因此他在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致澄沅季弟信中说： 至于家中用度，断不可不分。凡吃药、染布及在省在县托买货物，若不分开，则彼此以多为贵，以奢为尚，漫无节制。此败家之象也。千万求澄弟分别用度，力求节省。吾断不于分开后私寄银钱，凡寄一钱，皆由澄弟手经过耳。 咸丰八年底分家，曾国藩分得“黄金堂”宅院，因为他屡次严命弟弟不可为他添买田产，所以只分到田五十五亩。曾国藩表示满意。 因此，连普通舟子，提到曾国藩之清廉，都“骤然改容”。

  38. 其实，曾国荃只是贪名最大，论起经济实力，他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是最富的。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各地豪宅纷起，曾国荃的大夫第相比之下，已经毫不起眼了。 湘军早期军纪之严明，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咸丰八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然被民众暗中杀死百多人。〔86〕及至后期，湘军整体上开始趋向腐败，绿营中那些致命的恶习，比如“吃空额”、克扣士兵等也开始在湘军中出现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说：“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 鲍超军队在湘军中纪律最差，吃空饷也最突出。同治元年，鲍超军万余人，病故伤亡逃走共减员四千余，总数三分之一，但仍千方百计领取全饷。曾国藩对鲍超的伎俩看得很清楚，说鲍超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哨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边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左宗棠也说鲍“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87〕。 这种现象在湘军中并非鲍超一家。左宗棠曾经函告曾国藩，朱品隆、唐义训两军，“人数实不足额，仅止半成有零”。左又自承：“蔽部亦间有此弊，现在撤革二营官，拏治一幕友矣。” 曾国藩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却表示难以处理：“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鄂中积习更有甚于此间者。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证明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到了相当的程度。 其实不靠吃空额之类的恶劣手段，一样可以轻松致富。除曾国藩之外，湘军中最清廉的高级将领，当属彭玉麟了。从他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湘军高级将领如果想发财，会多么易如反掌。 《彭玉麟集》之第四十四、四十五页，有《赋性》二首。其中有“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及“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之句。诗下自注说： 军务告竣，除已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下余应归私囊银近六十万，悉留协济长江，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咨明六省督抚在案。 也就是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剩余可以归入私囊的白银近六十万两。他把这笔钱全部留作公用，没有带回一分。 那么，他这六十万来源于哪里呢？查《彭玉麟集》下册，有以下一段： 公在军垂二十年，初时军饷奇绌，公商于盐政，捆盐自卖，以供一军之饷。至是，军饷有额支实款。公以所领盐票，犒诸将之有功者，而历年存盐银无虑六十万，咨明两湖两江各督抚，发南北两盐道生息，存为长江水师公费，且以备外患，一无所私。公疏言，臣以寒士来，愿以寒士归。〔88〕 也就是说，因为军饷没有来源，清政府允许彭玉麟部“以盐抵饷”，以食盐专卖权充军饷，通过贩卖此项权利，积累了六十万存银。从诗中的自注可以看出，按当时人的观点，这笔钱他是可以自由取用，纳诸私囊的。湘军军官的灰色收入空间之大由此可见。其他湘军军官的发财之道，可以推知一二。 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89〕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货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90〕。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可达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 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91〕

  39. 这几次硬钉子，碰得暴脾气的曾国荃大病一场。曾国藩只好替他奏请开缺，回乡调理。曾经几度政海沉浮，曾国荃终于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们阅读曾国荃家书，可以明显发现，从同治五年参劾官文闯了祸之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件，从文字到精神，都恭顺了许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国藩信中说：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认错宜改，自当切记儆省。 十二月二十七日说： 弟德凉福薄，谬列高位，又不量力而参劾秀相，本系取祸之道。今值此内讧外侮之交，恐灾生意外，唯有益自儆惕，不敢稍涉怨尤也。当求随时训示申儆为叩。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说：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训诲肫详。悔字一诀，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谓立，能行得通之谓达，切实浅近，令人易于玩味。兄去年信内，随时指点一二语，弟犹漫然不甚介意。今于忧患之后，一经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诰诫于事端未发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则大谈黄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观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灭。老氏祸倚于福，福伏于祸之说，与圣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发明，争竞之心稍平。而自强之焰亦渐减矣。进境乎，抑弥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随时策励为叩。 经过数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国藩的重重教诲，曾国荃为人处世风格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颇类似于曾国藩的中年变法。然而毕竟修养功夫相去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可谓肖虎不成反类犬。曾国藩之变，是由纯阳至刚成为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如同好钢淬过火，变得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由鲁莽、操切而变为圆滑、退缩，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不过这种作风显然十分适合于晚清的政治环境，翁同龢因此，对他评价极高，翁在《日记》中称曾国荃“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曾国荃晚年写信给侄子曾纪泽，也认为是兄长的教导，使自己找到了与官场相安的途径： 余昔日自作聪明，间或背文正公之教训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叶。今稍符于众议者，实皆恪守懿训而弗爽也。〔85〕

  40. 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攻陷南京后，他当天夜里就兴冲冲上奏报捷，满以为会讨到头奖，不料挨到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这显然是朝廷节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83〕这无疑是说，曾国荃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已经暗伏杀机。

  41. 其中一个原因是曾国荃那屡屡为曾国藩所批评的粗豪作风。 曾国藩曾对赵烈文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 咸丰七年，（曾国藩）乡居在家。纪泽之妻病，其母自省城来视，欲买高丽参。曾家人问，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耶？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国藩初不信，派人探问，则果有其事。老九在省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 曾国藩多次批评曾国荃不拘小节，做事太拙，太过露财，容易贻人口实。

  42. 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们首先做出了极鲜明的示范：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 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虎添翼，以至其情状惨绝人伦：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 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搂（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队在长江上还连绵不绝。湘籍读书人杨恩寿在长江上见到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的船只，仍惊愕于其财富之多，气派之大： 邻舟有客声讻讻，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骢；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76〕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鎡货尽入军中”〔77〕，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五 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查暗访。“朝廷……派富（明阿）将军来，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访查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78〕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79〕。 又说“（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馀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更有种种如同亲见的细节，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珅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想象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湘军屠城之惨状他记得非常真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下述陈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师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营统领猎取无厌，岂非万全美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师云：‘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80〕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81〕。郭嵩焘在驳斥王闿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带兵六年之后，曾国荃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曾国荃一生积蓄百万，不能说贪污得很厉害。 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已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在任湖北巡抚时曾经弹劾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佛尔国眷弹劾曾国荃，也没说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虽然对曾国藩的话每多违抗，但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也不可想象。

  43. 对曾国荃的兴家创业，曾国藩的态度有些矛盾。 首先，他对老九替他“照顾家族”的“功劳”是肯定的。 长久以来，曾国藩对家族怀有深深的愧疚心理。旧时代的通例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仅曾国藩的亲兄弟惦记着依靠曾国藩出人头地，他的众多同族、亲友，也都盼着沾他的光。虽然曾国藩偶尔也会寄钱回家，分润亲族，然而，在“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约束下，曾国藩对他们的关照，与他们热烈的期望相比，实在是杯水车薪。 好在现在曾国荃替他弥补了这一遗憾。曾国荃既贪婪又大方，自肥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大手笔资助同族以及亲友。不光曾国藩几个原来生活相当困苦的妹妹都有了田宅之安，连远房亲友都不再有流离失所之人。 同时，以雄厚的财力为后盾，曾国荃为曾家办了几件大事。其一是改葬父母。这是困扰曾国藩多时的一大心事。办母亲丧事时，因长沙有警，所以仓促从事。父亲去世，曾国藩心情极差，葬地选择也不如意，风水师说有“凶煞”。因此他说：“余在家疚心之事，此为最大。”曾国荃接替曾国藩回乡之后，不惜重金，请最好的风水先生为父母寻找坟地，改葬的事办得风光圆满。故曾国藩在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信中说： 沅弟办理此事，为功甚大，兹以国朝名人法书画扇三十柄春赠，酬庸之物颇丰，我父母亦当含笑于九原也。 另一件是咸丰九年曾国荃、曾国潢共同主持，五兄弟分家，曾国荃对其他兄弟多所补贴。曾国藩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家信说： 沅弟信中有分关、田单，一一读悉，我于家中毫无补益而得此厚产，亦惟学早三爹，频称“多多谢”而已。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又敬沅弟八杯酒，曰：才大心细，家之功臣。都要吃个满斟硬刮。 分家之后，曾国荃对其他几家，也一直慷慨相助。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荃之努力捞钱，实际上为的是整个家族，因此曾国藩才说： 家事承沅弟料理，绰有余裕。 对这一点，曾国藩私心极感安慰，曾国藩晚年曾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私房话： （曾家）亲族贫困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但多年为官，心中不免缺憾。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69〕 后来曾国藩还这样对儿子们说： 吾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 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让老九唱白脸，他唱红脸，这似乎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与此同时，对于曾国荃的贪婪，曾国藩也一直没断了敲打、规劝和批评。他当初允许曾国荃“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而现在，曾国荃显然超越诸公，有独树一帜之嫌了。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指出，曾国荃时有妄取之处，而对亲族之馈赠也经常过多： 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讥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犁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 无奈曾国荃对这位提携了他一辈子的老兄的话，常常是当做耳旁风。他经常觉得这位老兄太拘谨、太保守、太唐僧。收到这封信后，曾国荃写了一封回信：“于人概天概之说，不甚厝意。”说当今之天下，乃“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70〕。老兄您所念叨的那些道理，只能行于三代，不能行为当今。当今之世，只看谁强，强者通吃，做人不能过于谦退。 曾国藩被顶惯了，也不生气。他对诸弟的一贯做法是苦口婆心，反复开导。五月二十八日，他又写信说，做人当强，亦当弱：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公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又去信提醒曾国荃要注意自身声望，因为声望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在官场中的发展：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仇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息。 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惟于无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耳。 除了怕影响曾氏兄弟声望外，凡事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还有另一重担忧：他担心太平天国即使镇压下去，天下仍难太平，另一场大乱随时可能到来。乱世之中，露富显财，实为不智之举。因此，在曾国荃修建大夫第的过程中，他一直竭力想限制其规模。咸丰九年正月初八日，在看到曾国荃所画的图样后，他写信说： 若另起祠堂于雷家湾，而此仅作住屋，则不宜太宏丽。……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曾国荃）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 收到曾国藩此信之后，曾国荃回信蛮横地说： 外间訾议，沅自任之。 曾国藩当然仍然“絮聒不休”。咸丰九年二月初三又写信详细解说乱世之际不可过于露财的道理： 余则谓外间之訾议不足畏，而乱世之兵变，不可不虑，如江西近岁，凡富贵大屋，无一不焚，可为殷鉴。吾乡僻陋，眼界甚浅，稍有修造，已骇听闻，若太闳丽，则传播招尤，苟为一方首屈一指，则乱世恐难幸免。望弟再斟酌于丰俭之间，妥善行之。 曾国藩还以林则徐的例子加以讽喻，希望沅弟效此大人先生之风： 沅老近来所办之事，无不惬当。银钱一事，取与均宜谨慎斟酌。今日闻林文忠（林则徐）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督抚二十年，真不可及。 然而对这些话，正在兴头中的曾国荃一律听不进去。在曾国藩的不断批评下，这座大宅越修越豪华。曾国藩也无可奈何，内心却十分担忧。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曾国藩这样记道： 接胡富保信，内有与陈作梅密信，因作梅已赴江西，余拆阅。中言沅甫乡里之评，如此大非乱世所宜，公可密告涤丈箴规之云云。余因作梅在此数月，并未提及一字，不知所指何事。因问少荃曾闻作梅说及我家事否。少荃言曾闻作梅说及沅甫乡评不好。余细叩何事，渠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会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睡后，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于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惊惧。 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他闻听曾国荃又修建了“竟希公祠”后，再次去信，制止曾国荃修“星冈公祠”和“温甫、事恒两弟之祠”： 围山嘴桥，稍嫌用钱太多。南塘竟希公祠宇，亦尽可不起。湖南作督抚者，不止我曾姓一家。每代起一祠堂，则别家恐无此例，为我曾姓所创见矣。沅弟有功于国，有功于家，干好万好；但规模太大，手笔太阔，将来难乎为继。吾与弟当随时斟酌，设法裁减。此时竟希公祠宇，业将告竣，成事不说；其星冈公祠及温甫、事恒两弟之祠，皆可不修，且待过十年之后再看（好从慢处来），至嘱至嘱。 余往年撰联赠弟，有“俭以养廉，直而能忍”二语。弟之直人人知之，其能忍则为阿兄所独知；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 这一次，曾国荃总算是听从了，给了老兄一个面子。 四 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接触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曾国荃在天京大劫中到底收获了多少？ 曾国荃是南京之劫的罪魁祸首，这是他百口莫辩的事实。 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天京”，金银如山，财货似海。这是攻城前所有人的预期。南京有无圣库，诸人说法不一。假使如曾国藩转述李秀成语，“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这只能说明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政权由洪氏嫡系掌管，“圣库”的性质已经由“公帑”变为“私藏”，而不能由此证明经过长期围困的天京城内已经没有财货了。 事实上，太平天国战争就是晚清中国南方社会的一次财富大转移：“第一个阶段是太平天国在征战的过程中大量聚敛财富，东南一带的社会财富除毁于战乱的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太平天国囊括而去。”〔71〕圣库虽然空虚，但诸将府中却往往金银似海。我们只看李秀成一个例子。 李秀成拥有私产的确切数目无法计算，但在他的《自述》中有些脉络可寻。他在《自述》中曾多次讲到从他手中支出的钱粮数。这些支出，有的难以判断是公是私，仅将明显属于他私财的有具体数目两笔银钱珍宝账，列举如下： 同治二年（1863）秋在天京城中，李秀成以银米救济贫者。“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堰领米，无力之家，各自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以每人领二十元计算，七万余人就是十四万余元。 与此同时，李秀成离开天京赴苏州时，天王不放他走，后来花钱买通上下得准出京：“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从这两笔支出，就可以推算出他的财产是相当可观的。此外，他在天京和苏州城内尚各有一座王府。天京明瓦廊的忠王府史料记载“规模颇宏”，而苏州忠王府则至今仍然是名冠苏南的著名园林。当时率领淮军攻占苏州以后，李鸿章也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说其花园戏台“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72〕李秀成从1859年夏季封为忠王到1861年底占有苏、浙两省大片地区，不过两年时间，即迅速致富如此。太平天国后期高官的腐化与军纪之败坏可见一斑。我们很难相信，除李秀成外，南京城内外那些将领都是清廉之辈。事实上，在战火纷飞之际，许多太平军将领都效仿李秀成，在各自的驻地营造安乐窝。许多府第虽已被破坏了，但从遗迹上仍可看出当时的豪华程度。比如江苏金坛、傈阳以及浙江绍兴、金华等地所发现的王府遗迹都相当可观。〔73〕 事实上，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帅都明确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发财机会，百战艰辛，都为了这一刻，军官们渴望再暴富一次，士兵们则渴望捞足一生的资本。“但愿多得金，还乡愿已足。”〔74〕湘军上上下下对此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此之前，之所以坚拒李鸿章来援，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担心李部来与他们争抢财物。曾国藩在致李鸿章信中就这样说：“恐……城下之日或争财物。”曾国荃对全军的这种心理状态，当然了如指掌。 事实上，早在发动总攻之前，在财富冲动之下，全军编制已乱，号令不行，连曾国荃都控制不住。人人争相入城，不是为了杀敌立功，而是怕赶不上这空前绝后的盛宴：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

  44.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1864）六月曾国荃攻陷天京后。 曾国荃带兵时间越长，曾家经济实力增长就越显著。这种增长最直观地体现在曾国荃所营建的宅第上。 咸丰八年，曾国荃托二哥曾国潢代他买下荷叶大坪村雷家湾徐家宅第，作为自己的宅基地。咸丰九年冬，曾国荃回乡料理父母改葬事宜，同时开建这座“大坪大屋”（后命名为“大夫篇”）。曾国荃做事原本贪大求奢，手笔宽博。更何况他想以这座宅第，向世人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科举路上屡屡失败的曾老九，而已经是呼风唤雨的四品大员了。曾国荃兴兴头头地亲自设计，亲自采买材料，亲自督工。咸丰九年底，这座大屋屹然矗立在湘乡田野之上，不过这只是“大夫第”的初步落成。后来曾国荃每下一城，就要请长假回家，将“大夫第”扩建一次。 大夫第多次扩建，前后历时八年，其规模气派可以想见。这座豪宅长六百多米，宽二百三十余米，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分为“奖善堂”、“敦德堂”和“曾氏家庙”三大部分。三大建筑结构相似，每处都是三正六横，故有“九正十八厅”之说。“奖善堂”和“敦德堂”各有房屋一百零八间，“家庙”有房间四十八间。三处加在一起，共有天井二十四个。它们一字排开，迤逦近一公里长。宅外更建有两个巨大的池塘，池上建有气派豪华的玉带桥。整个建筑群巍峨浩大，殿阁重重，看上去犹如王宫帝府。曾纪芬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前有辕门，后仿公署之制，为门数重。乡人颇有浮议。”曾国藩则听人说它“规模壮丽，有似会馆”。而那些嫉妒眼红曾老九的老乡们则“讥之……以为似庙宇”。 除了曾国荃的宅第之外，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多处宅第，后来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总称曾氏“十堂”。其中曾国潢所居为“修善堂”，修建时间大约与大夫第的第一次修建相当。而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也在此期间经过多次修缮，越发富丽堂皇。

  45.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他曾以府试第一入县学，但其后屡试不中，仅止于优贡。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继曾国华之后，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黏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浑身土气的新军官，眼孔很小，把每个铜钱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长兄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65〕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发誓自己“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异类。

  46. 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十三岁。在几个弟弟中，因为资质最优而最为曾国藩器重，曾有“屈指老沅真白眉”之句。他曾以府试第一入县学，但其后屡试不中，仅止于优贡。咸丰六年春，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太平军围困，三十二岁的曾国荃继曾国华之后，在乡募勇两千人往援，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曾国荃与其长兄性格反差很大，曾国藩为人内向黏滞，谨慎持重；曾国荃却外向豪放，胆大性急。曾国藩在经济上一清如水，曾国荃却并不掩饰自己的贪心。这个刚从乡下走出来的浑身土气的新军官，眼孔很小，把每个铜钱都看得很大。他不但不像长兄那样，将自己分内的收入捐为公用，反而不拘小节，经常谋取一些灰色收入。他自己在家信中对自己第一次领兵这样自我总结：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寻常人论之，则所作之事亦当有可对父叔兄弟之处，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65〕 曾国藩一直对他严格要求，要求他在金钱上向自己看齐，不得滥取分毫。盖发誓自己“不要钱”，却允许兄弟“要钱”，这种情况是初次出山时的曾国藩所不能接受的。 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要求比以前大大放松了。他写信给曾国荃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尽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他不再要求自己的家族和自己一样，做艰苦卓绝的

  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南昌，才与曾国藩联系上。而考曾国华家信，他是四月二十八日行军途中才首次接到曾国藩的信：“廿八夜接大兄信一件，知大兄身体甚好，癣疾已全愈，军事亦得手，与文中丞极为和衷，此莫大之喜信。”这封信也是用隐语写成，称胡林翼为“润之老板”，称彭玉麟水师为“雪琴河里生意”，称江西巡抚为“秋山宝店”，由此可见形势仍然相当紧张。 综合以上原因，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曾国华此举没有征得曾国藩的同意。 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

49. 如果是在平时，如此巨额款项，曾国华和李续宜肯定要请示曾国藩后再做决定。此时恰好曾国藩与湖南、湖北文报不通，曾国华很可能借此机会，擅自做出了这个决定。

50. 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所以他在给曾国潢、曾纪泽的家信中，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比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给纪泽的信中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臣（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子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

51. 这段话说明了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钱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咸丰九年日记中记载，他与左宗棠聊天，左氏言：“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这正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所以他评价此语为“见道之语”。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

52. 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了呢？ 从为数不多的几条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有以下几个去向。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给曾国荃信中说：“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从后文彭玉麟的例子来看，这一万五千两银是可以由其任意支配的，纳入私囊当无不可。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 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 闻我水师粮台，银两尚有赢余，弟营此时不缺银用，不必往解，若绅民中实在流离困苦者，亦可随便周济。兄往日在营，艰苦异常，当初不能放手作一事，至今追恨，若弟有宜周济之处，水师粮台，尚可解银二千两前往，应酬亦须放手办，在绅士百姓身上，尤宜放手也。 接信后曾国荃向他请示，具体如何周济，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他致国荃信中说： 周济受害绅民，非泛爱博施之谓。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房屋被焚栖止无定者，或与之数十金，以周其急。……专以目之所触为主，即孟子所谓“是乃仁术也”。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与造册发赈一例，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必为地方官所讥，且有挂小漏万之虑。 这封信体现了曾国藩从事慈善事业的一贯原则，那就是从个人的恻隐之心出发，唯恐为人所知。

53. 曾国藩以身作则，带出了一大批廉将。胡林翼就说，湘军主要将领都颇有操守：“涤师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璞山、荫渠均不以军饷自肥。”他又说，不光高级军官如此，即使中层和底层小军官，也都保持着正派作风，这正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李续宜），如厚庵，雪芹，固不待言，天下之人均信之，且深信之矣。即近日小统，如成，如梁，如萧，如吴，如余，均非贪士，勇额不虚，临事亦不怯。如此正派风气，天下之贼何患不平，饷又何患不集哉。”

54.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因此，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为将之道，谋勇不可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55〕“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军队扩充太快难以做到，但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必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他说： 督帅四月初自祁门来此，城内外扎大营三座，众千五百人。……又闻营弁言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合营办事及供役，悉用官弁，无私从一人。应酬简易，巡捕官白事，长衫而已。帅（指曾国藩）亦躬尚约素，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与士卒卧起同时，不苟安逸。每夜常私出巡行察听，更号有违误者，亦不加严责，好语训诲而已。民间辞讼，虽细必亲，小民直至督辕递呈，无一钱之费，其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

55. 综合以上几信，我们可以判断，曾国藩从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略在一百两之数，还不及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一是为了恪守“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56.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在咸丰四年十一月，那时已经是他离家将近两年，练兵有成，先后取得武昌和田家镇大捷。咸丰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曾国藩在家信中汇报完战况之后说：

57. 在这样高的薪酬水平下，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即可发家。曾国藩就说：“章程本过于丰厚，故营官无人不发财。闻周凤山家已成素封矣，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

58.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注意讲求实情，因此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对国家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 在曾国藩看来，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立一大团”〔51〕，参照“前人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的缘起。 曾国藩深知薄俸制是绿营八旗风气败坏的源头。要保证新军有良好的作风，就要对士兵实行厚饷原则。 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助家庭。〔52〕 这种较高的军饷标准，使湘军士兵多能专心操防，一洗旧军队专意经商的积习。这为湘军的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于军官，曾国藩更采用高薪养廉政策。曾国藩奏告朝廷：“臣初定湘军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以作军士之气。”因此湘军军官的收入，较绿营更为优胜。 湘军陆营饷章规定： 营官月给薪水银五十两，不扣建。又月给办公费银一百五十两，不扣建，凡帮办及管账目军装、书记、医生、工匠薪粮，并置旗帜号补各费在内，听营官酌用。哨官每员日给银三钱。哨长每日给银二钱。…… 也就是说，湘军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五十两，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实际的办公经费开支每月大约在五十两内外。所以营官每月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上下，这种收入在当时的物价水平下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59. 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之处，就是其在鸦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

60. 军官吃空额，是中国军队历代相沿的最大弊端，历代统治者都对之束手无策。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突发奇想，干脆将“吃空额”合法化，当成对军官的一种补贴。

61.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偷窥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因年事已高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氏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像西方重大阅兵仪式上那样精神抖擞，容貌整齐。但来到现场后，科氏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击符合规程，……但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炮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他们同样也不能与其他几个东方强国的炮兵相提并论，如英国人或埃及人手中的拉哈尔。……中国的炮兵没有一点可取之处。”〔45〕 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1834）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46〕

62. 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大法”。如果要按军人实际生活费要，将军饷标准提高至少一倍，这是晚清财政收入所根本无力承担的。同时，如果将军队的具体实际支出都由国家财政统一承担起来，就需要创建一个庞大的会计、审计系统，这是一项重大的体制变革，在清代，除了雍正皇帝，没有谁有这个魄力。因此，历代皇帝的态度是得过且过，拖延一天是一天。

63. 永不加赋”是清王朝引以为自豪的“祖宗大法”。

64. 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薄俸制”一样，都是基于以皇权为核心的传统财政制度的自私性与短视性。

65. 在京官时期，虽然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却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他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然而，从这次出山开始，曾国藩的誓言要真正受到考验了，因为谁都知道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晚清国家军队从上到下，都弥漫着“向钱看”的气息。特别是军官，几乎无一不拼命捞钱，营私枉法，无所不至。曾国藩曾经说过，晚清国家正规军已经成了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国藩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想在军队这个大染缸里保持一尘不染，谈何容易。 那么，晚清军队到底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这就要费一点笔墨了。

66. 曾国藩从此墨绖从戎，从咸丰二年底算起，到同治三年六月天京陷落，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度过了十一年半的戎马生涯。

67. 手里有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出三百两，还掉北京催得最急的债。以二百多两在省城还账。其实，因为他宅心仁厚，朋友也欠他的银子总数亦将近千金。然而曾国藩将心比心，心存恕道，嘱咐儿子切莫催要： ……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翁、汤世兄、周荇农、邹云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别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怒也。 还完了账，他带四百多两至家办葬事。然而家属回湖南的钱还是没有着落。因此他只好命儿子在北京开吊，以京城朋友的奠金做路费： 现在京寓并无银钱，分毫无出，不得不开吊收赙仪，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费。开吊所得，大抵不过三百金。路费以人口太多之故，计须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以求寄云年伯张罗……开吊散讣不可太滥，除同年、同乡、门生外，惟门薄上有来往者散之，此外不可散一分。其单请庞省三先生定。此系无途费，不得已而为之，不可滥也；即不滥，我已愧恨极矣！京寓所欠之账，……可求寄云年伯及黎、黄、王、袁诸君内择其尤相熟者，前往为我展缓。……外间若有奠金来者，我当概存寄云、午桥两处〔35〕。

68. 曾国藩任职京官后，从未回过家乡。他在“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对弟弟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32〕虽然说了几次，但一直没有行动，可见自有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筹不起路费，不能回家。道光二十八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措办。”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69. 道光三十年正月，对曾国藩恩遇重重的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咸丰登基，对曾国藩仍然倚任不衰，屡任命其兼属他部。到咸丰二年正月，朝廷一共六个部，曾国藩兼了五个侍郎。 不过，即使贵为侍郎，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仍然不富裕。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春明梦录》的作者何刚德的座师孙治经就曾做过光绪年间的户部侍郎，兼管三库，在副部级官员中是最“肥”的。有一次孙氏说家里有好菜，留何吃饭。何氏兴冲冲坐到席上一看，六个碗里不过是些寻常的炖肉和炒菜而已。还有一次留何吃饭，“乃以剩饭炒鸡蛋相饷”。何刚德不禁感慨地说：“户部堂官场面算是阔绰，而家食不过如此，师之俭德，可以愧当时之以八十金食一碗鱼翅者矣。”孙诒经的俭德固然感人，户部侍郎收入不丰也一目了然。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当然赶不上后来的孙诒经。此时曾国藩在京家口连同仆人，已经二十余人，开支十分浩大。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写信给父母说：“男升官后应酬较繁，用费较广，而俸入亦较多，可以应用，不至窘迫。昨派教习总裁，门生来见者多，共收贽敬二百余金，而南省同乡均未收，不在此数。”同日写给诸弟的信中则说：“寓中用度比前较大，每年进项亦较多（每年俸禄三百两，饭银一百两），其他外间进项尚与从前相似。”略可见曾国藩此时的经济状态。

70. 海瑞等“典型清官”的长处是表里如一。致命缺点是毫无弹性，在官场上注定处处行不通，只能成为官场上的一种摆设。而曾国藩最终却成就内圣外王之大业，这与他性格中“和光同尘”、稳健厚重的一面直接相关。善于与不合理的现状妥协，推动曾国藩一生绕过多重障碍，直达自己的最终目标。所以他不会与天下所有考官为敌，拒绝此银，更何况曾家景况此时又如此窘迫。

71. 虽然成为著名的理学家，虽然终生“与流俗战”，但曾国藩从不以这种半合法化的制度为对手。这是他和海瑞那种清刻到骨的清官的最大区别之处。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一方面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材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

•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差”，选派去各省主持乡试的官员。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得信之后，曾国藩立刻忙了起来。首先给家人朋友写信汇报此喜信，然后兴兴头头借轿子、雇轿夫、领银子、借银子、买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领勘合、交割手中杂事……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 卯初（早上七点）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桥银四十两。 魏祝亭五十两。 张赞周二十两。 刘遐亮百两。 将军五十两。 周荔农五十两。 贺美恒四十两。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零。 李石梧五十两。 陶莲生三十两。 傅秋坪十六两。 方仲鸿二十两。 崇荷卿十二两。 姜海珊二十两。…… 共计四千七百五十一两。这仅仅是四川一地所收，西安、保定等地也不可能一无所获。加上节省的途费，曾国藩此行收入当在六千两左右。 除了银子，还有实物。曾国藩账中下一部分内容就是“入财料数”： 宝中堂江绸袍褂料两套，朱红川绸、川绸料四匹，隆昌夏布料四卷，湖绉四匹。 袁小城滇缎袍料二件，隆昌夏布八匹。 潘木君嘉定绸二匹，巴缎袍褂二付，川绸二匹，被面二床。……〔23〕 曾国藩亲笔记在四川主考任上所获收入 除了衣料，曾国藩收受的其他四川特产比如藏香、黄连、厚朴、茶叶、砖茶、火腿、桂花米、香珠……也不在少数。回来后，他将这些特产酌量分送了四十二位朋友。清代官场风习及潜规则运作方式，于此也可见一斑。 回来路上，曾国藩心情仍然大好，一路连作《游桂湖》《入陕西境六绝句》等诗。回程日日记载：“天气晴和，体亦爽快，间作打油诗几句。”其心情可以想见。回程中所作《柴关岭雪》，内有“挥手舞岩颠，吾生此潇洒”之句。 从四川回来后，曾国藩的经济状况显然大为改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他在京中所欠的债务全部还清，大大松了一口气。账目册记载他这年年底还银共一千四百零六两〔24〕。 二是他寄回家中六百两银子，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三是他心情很愉快，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 男自四川归后，身体发胖，精神甚好，夜间不出门，虽未畜车，而每出必以车，无一处徒步。 任四川主考这一次，是曾国藩步入仕途后首次往家里大额寄钱，大解家中燃眉之急。曾家人终于大大地沾了曾国藩一回光。因为及至此时，为了维持乡绅生活的体面，曾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从往来家书推测，家中欠债总额已经高达八百至一千两。虽然寄回六百两供家中还债，曾家的债务其实还是没有还清。

  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的“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有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78.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悯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李慈铭也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 作为一个官场新人，曾国藩资望全无，关系不广，外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国子监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 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 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 六月十五日座师吴甄甫送别敬五两。 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通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 不过在账簿之《辛丑年年底汇总数》中，记载“外来馈赠九十八两五钱七厘”。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厘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而道光二十一年以后，随着他人际交往越铺越广，士林中声望越来越大，这类收入水涨船高，应是理所必然。

79. 外官的赠送，是京官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清代京官与外官的收入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只有死工资，而外官们在地方上有大量灰色收入。外官需要建立在中央的关系网，所以每次进京，都要给京官们送点礼，名为“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如果遇到年节，还要送“年敬”、“节敬”。这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如果认真归类，这固然是官场腐败的一部分，但是在官场中混，似乎还没有听说谁会拒绝这笔小小的“灰色收入”。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实际上这只是清代官场诸种陋习之一。即使清贫的京官，逢年过节，也要给座师等人送上节敬门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对这类馈赠如饥似渴，因为它们常可为京官雪中送炭。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描述京官对这类馈赠的贪婪时说：

80. 我们仅看其第一号衣箱的内容： 湖绉棉军机坎一件。 宝兰线绉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蓝宁狐皮一裹圆袍一件。 灰宁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兰宁织绒一裹圆棉袍一件。 天青缎珠毛马褂一件。 荷包四十八个（共十包）。 （宝兰）线绉缺衿圆袍一件。 玉色湖绉一裹圆棉袍一件。 刻丝夹蟒袍一件。 朝裙披肩一副。 蓝夹呢开衩袍一件。 红青呢外褂一件。 湖绉棉套裤一只。 宁绸夹袍一件。 线绉夹外褂一件。 宝底纱袍一件。 宝底纱补褂一件。 线绉单开衩袍一件。 线绉单补褂一件。 线绉单外褂一件。 元青宁绸单外褂一件。 宝兰线绉开衩棉袍一件。 天青线绉棉外褂一件。 玉色洋绉棉袄一件。 玉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羊皮军机坎一件。 ……〔16〕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仅坐车坐轿一项，就为数甚巨。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有些场合总不能徒步参加，隔三差五就要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相当巨大的开销。 曾国藩任四川主考时所带衣箱第一号内容 道光二十一年中，相关记载如下： 正月，车夫一千文。 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六月，车钱六百五，二百七，六百，八百，三百五十，一百八十，车垫子一千三百五。 七月，下围车钱八百二十五。 八月，车钱搬家费一千文，付小珊车夫搬家五百文，到会馆车钱一百文，下斜街车三十文，车钱二百五十文，车钱一百二十五文，会馆车钱一百七十五文，黑市车钱二十九十文，去会馆车钱三百二十文，车钱三十文，车钱二十五文。 十月，车钱三百四十文，到会馆车钱一百二十文，车钱七十文，车钱四百五十文。 十一月，车钱五百二十五文，车钱三百文，车钱六十五文，车钱一百二十五文，车钱二五文，车钱六十文，车钱六百文，车半天二百五十文，车钱四十六文，送老师车钱三百五十文。 十二月，车钱一千五百文，车钱一千文，车钱三百五十文，会馆车钱一百二十五文，会馆车钱二百五十文，车钱八十三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曾国藩日常用车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比如以上记载中数目较大者闰三月的“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即是。另一种是临时雇车，当时或者积累几次后结算，数额从二十五文到八百多文不等。需要说明的是，临时雇车的小额花费曾国藩并不是每月都记。记得比较详细的只有六、八、十、十一、十二几个月，而二、四、五三个月干脆没有一笔记载。因此曾国藩一年用车全部花费我们没办法准确统计，只能将上述记录逐一相加，所得为二十八千五百五十八文，合十九两四分。 而记载最为详细的六月、八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几个月零用车花费分别为两千八百五十文、一千六百五十文、九百八十文、两千三百四十六文、三千三百零八文。据此我们推算曾国藩每月零用车花费为两千两百二十六文。由此推算失记的三个月零用车费为六千六百八十文，合四两四钱五分。与上段所计合计，为二十三两四钱九分。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道光二十四年升为翰林院侍讲后，他开始自养车马。咸丰二年七月出京之时，曾国藩在家信中提到家中拥有的车马怎么处理： 车三辆一大一小一水车，牲口三个，问西顺兴可收用否？约共值二百金。若萧家不要，或售与他人，不可太贱。大骡去年买时（托临川买的）去五十金，小黑骡最好，值七十金，马亦值四十金。与其太贱而售，不如送人（若价钱相安售亦可）。 马系黎老伯借用，即可赠黎家。大方车或送罗椒生，或送朱久香皆可。此外二骡二车，请袁、毛、黎、袁诸老伯商量，应送何友即送之，骡子送杨临川一个亦可。 可见咸丰二年身为侍郎的曾国藩已经拥有三辆车，一匹马，二头骡子。三头牲口加在一起共值银一百六十两。当时北京大员养车，一年开销至少百两。 除此之外，身为文人，文化消费自然不少。比如这一年的买书等文化支出： 二月，付会文斋、字铺二千文。三月，买《斯文精萃》一书，花去一千文。 闰三月，买《斯文精萃》《缙绅》，二千文。 四月，书钱四百文，买字帖二千文。又付懿文斋书钱八两二钱一分。 六月，买书一千五百文，又买《子史精华》花四千文。 八月，文华堂装订《经世文编》三千五百文。裱对联一付画一幅一千文。付懿文斋十两七钱二分。 十二月，买《帝王统系表》五百文，付懿文斋书钱十千文，文华堂书坊五百文，云林阁纸钱四千五百文，本立堂书钱二千五百文。〔17〕 合计这类花费，道光二十一年为四十二两五钱三分。

81. 第三项较大的花销是买衣服。 曾国藩家书之中多次提及衣服。晚年他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可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妻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确实，入都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沈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82. 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翰林院检讨等职，其地位略似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各级研究员，成天与皇帝和高级大臣打交道，经常出席各种重大典礼，面子上十分风光。然而与此相对照的是，翰林们的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在清代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京官年俸四十五两。乾隆皇帝体恤京官不容易，规定从乾隆元年起，京员例支双俸，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加上四十五两“双俸”，不过为九十两。此外“每正俸银一两兼支米一斛”，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14〕。这就是他的全部收入来源。以一石粮食值一两五钱四分银子〔15〕计算，数项相加，不过一百二十四两六钱五分。 那么京官们一年要花多少钱呢？张之洞在《请加翰林科道津贴片》为京官们算账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也就是说，普通京官，一年财政赤字通常近二百两之谱。所以做京官确实是一件极为赔钱的买卖。因此我们也更明白，为什么曾国藩要那么不辞辛苦地拜客，甚至连各地卦店都要拜到。 清代京官之穷，今人实难想象。有记载清代京官有人穷到“不能举火”。清李慈铭记载他一个做京官的族弟“屋宇倚漏，人有菜色”。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更为传神的是这样一条谚语：“京谚有云，上街有三厌物，步其后有急事无不误者：一妇人，一骆驼，一翰林也。”因为穷翰林买不起车，只能走路上班，偏偏还要摆架子迈八字步堵住人行道，令后面有事的人心急如焚，有苦难言。

83. 到北京享福。 翰林为国家储材之地，地位清要，然而经济待遇却特别低下，以至于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84.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85. 也曾“包揽词讼” 除了接受馈赠和借贷，“干预地方公事”，也是曾国藩收入的一个来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为官之后，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讽谏他们洁身自好，不要插手地方事务。苦口婆心，反复申辩。比如他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给人的印象是他向来谨言慎行。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这样的事他自己也颇做了几件。 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旧佃户彭简贤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经人劝解，旧佃户仍然“强悍不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的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衙告状。他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开始“判断乡曲”，调节地方纠纷了。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五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曾氏一族与伍姓一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 绅士在中国基层社会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以至于费孝通称中国为“士绅社会”。曾国藩的此类举动在当时并不招物议，盖因乡绅的一个重要社会作用就是“判断乡曲”。一般情况下，地方官视民间普通纠纷为细微之事，不愿意为此开堂审案。县令收到这类诉状和禀呈后，通常会写上简短的批词，批付地方，促使双方调解。“如果这样的庭外调解成功了，县令几乎没有例外地会认可调解结果，因为对他来说，那样的结果要比任何法庭裁决来得理想。”“在告到法庭的所有‘细事’案件中，可能有百分之四十通过这种方式得以解决。”〔10〕 在这类调解中，乡绅通常都是主角。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事实上，“干预公事”是乡绅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张仲礼在《中国绅士的收入》一书中说：“有些绅士以裁断纷争和调解诉讼案件为业，从而获得固定的收入。”“这种绅士出现来排难解纷的事例在宗谱和方志中比比皆是，致使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绅士要比知县裁断更多的纠纷。” 当然，这种情况下也难免产生如雍正帝所说的（绅衿）“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或违抗钱粮，藐视国法，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11〕。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气焰当然不同。在中举之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而入京之前，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绵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原来那些和曾家后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族人对“曾大老爷”态度也发生巨变。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12〕则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显然也有可观。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其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和光同尘的庸员而已。

86. 传统时代，一个人进学、中举、中进士后，照例要四处拜客。毛泽东在《湘江大事述评》一文中曾这样对民国时代残留的拜客风俗进行描写： 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桥子（若家里没桥，便要新制），红顶帽，马蹄衣（多半新制），桥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 曾国藩中进士之后的拜客，与毛泽东所描写的颇有不同。毛泽东笔下的拜客者是民国时代官立学堂的毕业生，形式是在向乡亲四邻通报喜信后大家聚餐一顿随个份子。这是前清举人拜客的大大简化版。而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拜客比毛氏描述的要隆重盛大得多：一是时间长，二是范围广，三是路程远，四是收入多。 自道光十八年年底抵家，到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家乡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其间他外出连续拜客四次，共计一百九十八天。也就是说，居乡近一年间的十分之七都用于拜客了。他的足迹遍及湘乡、宁乡、衡阳、清泉、来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县州。 所拜的对象是以下四类：一类当然是自己的亲戚故旧。二类是族谱上能找到的湖南各地曾氏家族族人，其中大部分是累世没有来往的。三是非亲非故的各县官员和著名乡绅。四是在外县经商的湘乡籍的老板们。 其目的，一是向亲朋好友通报喜讯，二是与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们建立起社交关系。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则是借此收受贺礼，收敛钱财。这是当时社会之通习。 二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该日日记中记载他“仆一人，肩舆八人”，昂然行走于湖南乡下，引得农人们纷纷驻足观看。 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这不仅是白杨坪曾家的光荣，也是整个曾氏一族乃至湘乡县甚至湘中地区的莫大光荣。曾国藩在未来势必成为湘中地区与帝国政治高层建立联系的重要管道。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各处主人不但要给曾国藩送上“贺礼”，还要附送“轿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的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正月十六日在岳父家他收到“轿钱四百六十四文”。第二天在欧阳宗祠，则“入轿钱四百文，送予钱十二千八百文。”可谓小有收获，于是当天就“着人送钱十二千文回家。” 曾国藩亲笔记拜客收入 除了亲戚家外，曾国藩拜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祭拜各地的曾氏宗祠，向曾氏各支先祖通报这一特大喜讯，与各地曾氏分享这一荣耀。从岳父家出来，十九日他到达了“庙山家祠”。二十日，“走各处坟山扫墓”，二十一日，“祠内经管请外姓人吃酒，四十余席”。〔5〕吃酒的场面之所以如此宏大，无非是庙山曾氏向外姓人炫耀家族的光荣而已。这一天曾国藩收入“轿钱三千二百文”。 在这几次拜客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是各地官员。这自然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另两名地方官员一人送八两，一人送二两…… 除了亲戚、同族、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不可忽略的一项内容，那就是湘乡人在各地所开店铺，人情簿中记为“拜乡亲店”。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烟店、当铺、纸行、布店、钱庄、绸缎庄，还是杂货店、烟袋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礼拜，目的无非是赤裸裸地敛财而已。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无不或多或少予以馈赠，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比如九月他在新化拜店凌兴隆、胡德昌、戴永隆、孙义盛等八家，“十五早请酒，席极丰盛，且恭，又共送钱十二千文”。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所以曾国藩所获颇丰。比如他在宝庆城内拜了四十四家湘乡店铺，收了十六千九百文，平均每家收了三百八十四文。城外四十六家，收入三十六千六百文，平均每家收入七百九十五文。 曾国藩拜客过程中所收的钱财名目繁多，大致有贺礼钱、人情钱、轿钱、发卷钱、贽仪、题主钱等。一般来讲，送钱多少，要根据双方关系亲疏、施与方的地位和财力、双方过去的人情往来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授受双方心中是有一定默契的。多的可达数十两，少的可能只有“羊毫笔二支，印色一合”〔6〕。然而有时双方并非心有灵犀，不愉快就不可避免。有的地方对新科进士大表欢迎，引导他去拜祭扫墓，请他书写对联，但提到贺礼，却不痛不快，导致曾国藩十分恼怒。比如他四月到达松陂曾氏家祠后，祠堂经管人又请他写字，又请他扫墓，折腾他好久，过后却提出手中无钱，贺仪须等到八月时再送，曾国藩当时勃然大怒，严厉训斥了他们一顿。四月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记道：“是日，松陂祠未具贺仪。又前年父亲至此祠送匾，伊言当送钱来家贺，后食言。今又言贺仪待八月送。又前日要余扫墓，情理不顺，余盛气折之，祠内人甚愧畏。” 四月十二日记载，曾国藩的雷霆之怒使得松陂管祠人十分害怕，请人说情给曾国藩赔了不是，还送了一部分钱。“松陂请人说情，送押钱六十四千。” 那么，曾国藩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首次拜客从岳父家拜到塘头湾曾祠，二十三日由塘头湾回家。时间不长，只有七天，范围不广，都是至亲，收入也不多。曾国藩自己统计了一下，共收入二十一千一百八十文。清代铜钱兑换白银的比率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曾国藩全集·日记》及《湘乡曾氏文献》中，曾国藩多次记载银钱互兑数，从中可以看出，道光年间银钱兑换比率变动频繁，大约在一千二百余文兑换一两到一千七百余文兑换一两之间波动。为方便起见，本文一律按一千五百文兑换一两计算。这样算来，曾国藩拜客一周，收入约十四两白银。 首次拜客不过是小试牛刀。接下来曾国藩又有三次拜客，时间路程特别是收入均大大超过第一次。第二次拜客中，仅三月初七日至三月十一日在湘乡县城的四天，曾国藩就收入钱十二千六百文，银四十一两八钱。换算成白银，合计收入五十两二钱。我们按《湘乡曾氏文献》账簿将第二次拜客收入逐笔相加，共计钱二百三十六千九百文，白银二百三十八两三钱，两项相加，总收入为白银三百九十六两二钱三分。 第三次拜客收入，曾国藩在《湘乡曾氏文献》中自己做了这样一次总结： 三月二十九日出门，到六月二十二日到家，通计得现钱、桥钱、下人钱五百××（原文如此）千文，花元二百三十元。 第四次拜客，按《湘乡曾氏文献》流水账簿逐笔相加，共收入钱七百一十九千三百二十文，银一百一十七两六钱。合计收入白银五百九十七两一钱五分。 以上四次合计，共收入钱一千四百六十八千一百二十文，白银三百五十五两九钱，花元二百三十元（指流入当地的外国银元，按重七钱二分、成色百分之九十三计算，合足银一百五十四两）。以白银合计，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三 这一千四百八十九两的收入，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五六十文，鸭蛋每个二文多，普通瓜菜如黄瓜每斤二文上下，葱每斤五文，桃子六至十文一斤。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两银子。〔7〕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估算一下清代一两白银值今天多少钱。因大米的价格最能体现白银等货币的购买力水平，所以我们就借由米价来换算一下。吴慧先生所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一石米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三到一百五十五市斤。因此我们取一石为一百五十四市斤。道光八年，苏松米价每石一点五四两〔8〕。也就是说，每斤值银零点零一两，而今天普通大米零售价每斤二元左右，批发价约一点八元。如果以此为基准，则今天的一元八角钱相当于清道光年间的零点零一两白银，那么当时一两银子就是值现在一百八十元人民币。 以此衡量，曾国藩拜客收入的一千四百八十九两白银，合今天人民币二十六万八千零二十元。堪称巨款。

87. 在传统社会，只有读书做官，才能使家业真正坚如磐石。如果没有“有功名”的人，那么这个家庭永远只是一个土财主，上升不到乡绅的阶层。 湘乡曾氏一族社会地位很低，明清两朝五百年来没有出过一个秀才。曾国藩在《大界墓表》中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祖父曾玉屏为曾氏家族作的最重大贡献则是高瞻远瞩地下决心供孩子读书。儿子读了几十年没读出去，人到中年才勉强中了个秀才。他转而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特别是最聪明的大孙子曾国藩。 小地主家庭的经济条件对曾国藩的成长至关重要，因为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他在祖父和父亲的督促下埋头苦读，终于，道光十八年春，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为湘乡曾氏数百年来的首名进士。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皇帝亲自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 自捷报传到白杨坪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居家气象立刻变了。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原本简陋的农居，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坐上了轿子。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常大鱼大肉，但宴客时已经能上“海菜”了。 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 是什么使曾家一下子翻天覆地呢？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大笔收入。而且，清代的翰林官员工资十分低微，曾家人很快发现曾国藩的年俸甚至不够他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开销。那么，曾家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当然是借来的。曾国藩成为京官，直接效益也就是工资十分有限，但“边际效应”却相当大。一个人一旦入仕，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新科进士翰林公，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没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胥吏。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称兄道弟，把手言欢。曾麟书被知府和知县尊称为“老太爷”，内心得意非常。（一个人鲤鱼跃龙门，不但荣及父祖，还能光披九族。曾国潢在家书中绘声绘色记载，一位族叔“为命件事”“接官”，地方官问他是何人，衙役们回答，是“曾某大人令叔”。于是“官称之曰‘叔老大人’”，此叔感觉大有光彩，快慰平生，“此次最得意。”〔4〕） 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范进在未中举前，借碗米都借不到，中举当天，他岳父就拿着数千钱赶来，邻居们也送米的送米、送肉的送肉，让他顺利地打发了报喜的“报子”。在那之后，更“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与此类似，社会地位的上升，使曾家的筹资能力大为提高，收入管道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支撑曾家经济地位急遽上升的途径有三：一是接受馈赠，二是借贷，三是通过调节民间纠纷获得报酬。 新科翰林的拜客生涯 一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年底请假回家，在老家逍逍遥遥“把戏”（玩耍之意）了一年。这是新科进士的惯例，目的有三，一是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他遍拜各地曾氏宗祠，还重修了族谱，以记载曾氏家族五百年来的最大光荣。二是充分休息，以报偿自己十年寒窗的辛苦。日记中甚至有“昨夜打牌未睡”等记载。三则是要四处拜客借钱，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88. 曾国藩在这种气氛中出生与成长，他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强悍的山风早早地粗糙了他们的皮肤，强健了他们的筋骨。曾国藩后来在家书中提及此事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吾则不忘落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场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闭塞山乡的农家生活，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十分深重。其一生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克勤克俭的生活作风、百折不回的进取精神，都与此种家风的陶冶密切相关。

89. 他是否遵守官场潜规则？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身后留没留下巨额遗产？ 虽然钱与生活的关系如此紧密，但对于古代官员们的具体经济收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并不多。其实这个话题十分重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传统社会的许多侧面，比如礼金在官员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陋规”到底是不是全进了官员个人的私囊，官员们的灰色收入都有哪些来源，官员们的实际收入和名义收入的差别。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传统时代清官可以分为几种，贪官又为什么必须贪污。中国几千年来贪污愈演愈烈，和传统财政体制的弊端到底什么关系。

90. 左侧面： 一生收入和支出 ＞＞＞ 京官曾国藩的经济生活

知天命

• 如果我们因为曾国藩的这些话语而嘲笑曾国藩愚昧落后，无疑是不恕不当的。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是人定胜天，是主观能动性。但是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蚍蜉撼树而已。人与天，主观与客观，当然是后者强大于前者，正如同主人强大于宠物狗，科学家强大于他制造的机器人，宇宙强大于一个原子。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任何强人，最后都会发出天命难知的感慨。 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虽然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但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常常陷入灰心落寞之中。这既有个人家庭因素，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悲观。 从自己的亲人身上，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他的几个女儿，每一个择婿时都是千挑万选，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其公婆都是修身立品的正人。然而女儿个个命运悲惨。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嫖娼酗酒，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长大后却平庸懈怠，了无生气，纪耀郁郁寡欢，终生未育。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其母又刁悍刻薄。更想不到的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伤心不堪。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却又体质羸弱，二十一岁便病死，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越到老年，阅历越深，他越动摇了青年时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信念。他因此认定上天在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或者说，上天的“道理”超越了人类能理解的尺度。他嘲笑佛家“因果”之说，讥笑那些“朝耕而（图）暮获，一施而（望）十报”之人〔26〕。 而国家的现状，更让他伤心。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猛然发现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以一人之力，无法挽回传统社会积千百年形成的强大颓势。一生的奋斗，最后竟然如拔刀斫水，并不能丝毫影响水之东流。 自诩为“好汉”，“平生倔强”的曾国藩在晚年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27〕 他对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对时世沧桑人心难复深为失望，对自己一生灯蛾扑火式的努力深为失望。“老年常多悔惧”，“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在“补救无术，日暮道穷”之际，不免愈加以天命说来排解自己的郁怀。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十二 虽然如此深信天命，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咸丰九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也就是说，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告诉别人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从来不向世人揭开命运难违的悲惨真相，否则，生命这场游戏，就彻底失去了魅力。比如，孔子虽然深知天命不可违，还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垂范后世。 咸丰十年，在给幼弟曾贞干的信中，他承认弟弟所悟是对的：“季弟言‘出色之人断非有心所能做到’，此语确不可易。名位大小，万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将帅之训士，不能如此立言耳。”但同时他又提醒道：“季弟天分绝高，见道甚早，可善可爱。然办理营中小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 “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是皈依了天命说之后曾国藩的行事策略。也就是说，以天命说来排解心中的迷惑愤懑，以天人感应说来激励自己和他人继续奋斗。 鉴于这种考虑，曾国藩从不在众人面前谈论天命，即使私下谈论，也总不出亲信僚属的小圈子，并且多在事后。他愈是感到“天命难违”，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甚至达到极端的程度。“志之所向，金石为开”一语，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虽然知道事不可为，他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治元年，他就在日记中写道：“阅王而农所著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如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因此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曾国荃被任命为浙江巡抚时，他在信中与之相约道：“吾兄弟报称之道，仍不外‘拚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疝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他的幕僚赵烈文记载的一幕，见证了他督两江时的辛苦劳瘁：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涤师来久谈。迩得微恙，神气殊乏，会客来请主考入闱茶宴仪节，絮絮不已。余云，小事不必亲躬，师曰，吾非专此而习久已成风气，细大不捐，亦无可托之人耳。（赵烈文又劝），师曰，吾以夙死为乐。君言虽切，无以易吾志矣。〔28〕
• 天命”之说，从此在曾国藩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八 和风水说一样，天命说对中国人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所谓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绝大多数中国人终生都在造物的簸弄中颠沛挣扎。对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体认极深，中国人因此成为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中国文化因此也痴迷于追问命运。甲骨文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预测吉凶，六经之首的《易经》，创作初衷本也是为追问天命。诸子百家的著作中，理性与非理性，命运与鬼神，神秘的“天”与世俗的“人”，也往往纠缠难分。墨子重功利，不信命运，却信鬼神。老子认为宇宙之玄，是众妙之门。庄子主张要顺从命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孔子和孟子都明确主张人要顺从命运。 程朱理学兴起之后，也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天命理论。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朱熹说，命运决定性格。朱熹说，和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一样，人是禀气而生。因此，人的命运，也完全是由所禀之气决定的。“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17〕。以孔子为例，他老人家先天所禀之气十分清明，所以做得圣人，但禀得的气又很低很薄，所以生来地位不高，终生也没有做太大的官。至于他的学生颜回禀的气很短，所以早夭。 除了理学家之外，历代名人热衷谈命的还有不少。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中国人对命运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在曾国华之丧前，曾国藩很少谈论天命。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18〕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外力对于蓬勃的向上意志无可奈何。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成就内圣外王之业：“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正是这种观念激励着曾国藩精研理学，刻苦修身。青年时代曾国藩偶有几次谈论命运，都是为了安慰鼓励科举不顺的弟弟们。在得知四弟和六弟都没有考中秀才后，他写信安慰说：“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然而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弟们“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对于功名富贵，不必焦虑妄想系心萦怀，而是将全副精力用于进德、修业。所以曾国藩此时的命运观，还是为他的个人奋斗观服务的。 初创湘军时的曾国藩，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意志。他相信超人凭借意志，他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正是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一度顾盼自得，予智予雄，“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 咸丰七年居家这一段时间，是曾国藩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之一。他以耿耿孤忠，而不见信于皇帝，奋斗数载，功劳至大，却被投闲置冷，自然心不能平。曾国藩原本功名心极重、进取心极盛。得失之念、伎求之心也因此炽于常人。郁愤至极的他得了失眠之病，每日“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 命运由大荣瞬间转为大辱，状态由大喜急坠入大悲，使他恍然体悟到人力的无可奈何。极度痛苦之中，他找到了“天命”之说与“黄老之术”作为挽救心理危局的良药。 他再一次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命运的不平并不只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历史上，有人“或碌碌而有声，或瑰材而蒙垢，或佳恶同时同位同，而显晦迥别，或覃思孤诣，而终古无人省录，彼各有幸有不幸，于来者何与”〔19〕？也就是说，有的人庸碌无才，却获得美名。有的人才华横溢，却受尽屈辱。有的人，一辈子苦心钻研，学有所成，最终成果却被世界埋没。有些人，素质、能力、时代、地位都差不多，但一生命运却迥不相同。 而揆诸自身，更让他体悟到天意的难以捉摸。 他的一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可谓命运淹蹇。在前途茫茫之际，他怎么也料想不到从二十八岁起，自己的命运又变得出奇的顺利。 二十八岁那年，他终于考中了进士，不过，仅列三甲第四十二名，本来没什么希望进入翰林院。据说是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朝考成绩却出奇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因此得以入翰林院深造。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这已经是梦想不到之事了。谁又能知道，他在此后的京官生涯中，仅仅靠动动笔头，写写文章，就十年七迁，从道光二十年（1840）得授翰林院检讨，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任礼部右侍郎，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他的第二个想不到。 当年的同学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和自己的朋友比起来，自己也算不上多么杰出。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而没有上天的安排吗？ 离开北京后，他又遇到了第三个想不到：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如果说承平时代，一个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对命运的主宰力量感受并不强烈的话，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却往往使人成为命运的信奉者。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军事战争局面常常大起大落，忽而势如破竹，忽而陷入绝境，忽而又死里逢生。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自己是被冥冥中一种更强大的神秘力量所捉弄。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回顾往事，细究天人，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自己其实不过如一粒豆粒，在命运的簸箕中随机跃动。 天意从来高难问。事实上，那位天上的神秘人物，经常做出一些看起来乖戾无理的决定。人的幸运和不幸，也不是一时一世能看清楚的。古来如李斯、董卓、杨素，智力皆横绝一世，早年飞黄腾达，看起来命运对他们很厚待，结果“而其祸败亦迥乎寻常”。也有一些能力超群锐意进取者，终生不得施展，却幸运地逃过了动乱，得以享尽天年。“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 大彻大悟的他由儒墨而入黄老，由执著事功而进入思考人生与宇宙的关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须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个人的成败，用更大的维度来判断得失的价值，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一味执著功名。如果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则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 看透了这一点，曾国藩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又提升了一层，定力大大增长： 曾国藩像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贤以共图之。 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惭惭蠲除矣。〔20〕 似乎是为了奖励曾国藩对“天命”的悟性，上天又一次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扭转了曾国藩的命运：他本以为这次被罢回家，将使他失去建立不世大勋的千载良机。因为此时正当太平军内乱初起，由盛转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没想到大局骤变，太平军势力复张，他又能再度出山，重新主宰战局。这一天旋地转更加坚固了他的天命观。 九 我们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曾国藩一生，每于人生道理有所体悟，必汲汲与兄弟们分享。天命说不久也成了他用来安慰疏导曾国荃心理疾病的良药。 皈依天命说后，曾国藩一改过去的急切焦躁，在处理大事时变得从容不迫。他不再认为，王朝的命运可以由他一手左右。他相信，太平天国能不能平，大清王朝还能存在多少年，这些太大尺度的事件，不是某一个人甚至某一个集团能够决定的。在这些大事件背后，有着天时、历史、人心等诸多深层次力量，个人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因此，他所要做的，只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而不必杞人忧天，将太多无法承受之重揽到自己肩上。 咸丰十一年，曾国荃围攻安庆，当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如此次安庆之围，濠深而墙坚，稳静而不懈，此人力也。至于是否不至以一蚁溃堤，以一蝇玷圭，则天事也。……吾辈但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而无所容心。 当时曾国荃久攻天京不下，肝气上升，心情焦躁，行将得病。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太平军能不能平，南京攻不攻得下，乃是天地间那神秘的大力量决定的，个人能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因此要求曾国荃将能否攻下南京“付诸可必不可必之数，不敢丝毫代天主张”。曾国藩说，战争之中，人只能全力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墙濠之坚，军心之固，严断接济，痛剿援贼，此可以人谋主张者”，但至于“克城之迟速，杀贼之多寡，我军士卒之病否，良将之有无损折”，“此皆由天意主张者”。他这么说，是唯恐国荃在攻城时失去耐心，不择手段，蛮力强攻，致出危险。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用科举考试来比喻天京之战：“譬如场屋考试，文有理法才气，诗不错平仄抬头，此人谋主张也。主司之取舍，科名之迟早，此天意之主张也。”天命难测，个人在天命力量面前，只能老老实实地努力，不可妄图侥幸，鲁莽裂灭： 若恐天意难凭，而必广许神愿，行贿请枪；若恐人谋未臧，而多方设法，或作板绫衣以抄夹带，或蒸高丽参以磨墨，合是皆无识者之所为。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 攻下天京后，朝廷打压功臣，有意贬抑曾国荃，气得他大病一场。曾国藩又开导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21〕意思是湘军攻陷天京，半由人力，半由天命，并非全是你的本领，因此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一个人功名达到什么程度，不完全是由自己能决定的。“吾辈所可勉者，但求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遽希千古难攀跻之人。” 曾国荃身陷困境之际，曾国藩的日子也不好过。清廷因防他功高震主，不断地敲打他。他用来规劝曾国荃的话，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天命说使曾国藩在宦海风波中能心平气和、沉稳练达，甚至“老奸巨猾”，帮助他成功地处理了功高震主之后的君臣关系。 十 随着阅历加深和年龄增长，曾国藩谈论天命的语气越来越肯定，或者说，他对天命越来越迷信。 他开始相信人不能胜天。同治五年他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弟谓命运作主，余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 他早前认为，对于建功立业来说，“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也就是说，人事与天命各占百分之五十。后来又认为对于事功来说，人力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百分之三十。他说： 古来圣哲名儒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文学事功。然文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22〕 以身边的例子为言，当太平军兴起之初，其他清军将领，比如向荣、张国梁等人，“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也一心要灭了太平天国，但因为“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那时太平天国势力正张，“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而湘军后来取胜，与太平天国内乱及后期施政混乱直接相关。“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娭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 由此曾国藩得出结论说： 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23〕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运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有那个运气，一个人再挣扎奋斗也无济于事。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他以“运气”总结之： 其初办理团练，略招勇丁以剿土匪，其后四方多故，事会相近，遂有不克中止之势。国家……正值剥极将复之际，不才会逢其适，侥幸有成。湘淮诸公应由布衣徒步以取将相，特借鄙人以发其端。其间离合得失，千变万态，纯关天意，不由人谋。〔24〕 这其中固有谦词，也有灼见。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14〕。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
•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因此他相信鬼神，讲究风水，与其“理学家”的形象并不冲突。事实上，曾国藩也曾经致力于研究鬼神。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把“鬼神之情状”与“草木鸟兽之咸若”相提并论，一起作为应当深究细考的课题〔14〕。只不过“研究结果”没有记载于书册。在所谓“迷信”问题上，我们必须对曾国藩存有恕心。我们从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相信人死后没有灵魂，相信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然而曾国藩所受的教育与我们完全不同。他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物理、化学、生物、自然，都不是他课程表里的内容；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才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或者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生活在黑暗迷茫中，至多是身处一灯如豆之中。成长于充满迷信的环境，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完全不“迷信”的，实在凤毛麟角。
• 曾国藩终生敬仰这位颇有主见的祖父。这位老人在村子里以“三不信”闻名：不信和尚、道士、巫师，不信风水先生，不信大夫。想必他一生惯见僧道、风水、庸医的骗人把戏，故以“三不信”授子孙。他“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因为星冈公的影响，也因为对风水吉凶之验并无亲身体验，所以这一阶段他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直到风水对他家的家运产生“影响”了，他才一度转而真正相信。
•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3〕。为求官运亨通，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也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4〕。五天以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察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做“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曾多次搬家，阅读这一阶段日记，我们发现找房子这个事儿耗费了他许多的时间和精力。有几次搬家是因为官越做越大，越来越讲究体面排场；而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则是另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因为据说阳宅风水与官运息息相关。 道光二十年，进京不久的曾国藩想租一套大一些的房子，因此“至琉璃街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儒学伦理中的光荣之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翰城）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也是朋友圈中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谓余现所居棉花胡同房子冬间不可居住”，曾国藩因为“翰城善风水，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掐算了一会儿，说八九两月不利搬家，因此必须于当月搬家。曾国藩因此心急火燎，坐卧不安，放下手中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5〕，终于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风水之说宋代以后大兴于民间社会。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普通人举凡建房、装修、构园、搬家、迁坟、嫁娶，与土地相关诸事，无不需要求助于风水理论。风水先生因此也成了热门职业，为了寻找一块发家葬地，许多人家不惜让尸亲久厝，倾家荡产。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对官位升迁又如此热衷，曾国藩对于住宅风水自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 之多，是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 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间已占千馀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处处都求节俭，唯于藏书舍得花钱。所以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曾国藩的气就会消了。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其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其他建筑。虽然贵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筑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俭省。只有这座藏书楼舍得血本，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石为柱，以防白蚁；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藏书楼高度均超过邻室，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可避免藏书霉变腐败之弊。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批评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豪华建筑”。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铁琴铜剑楼”、“天一阁”等有名，其规模则远过之。只不过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
• 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比较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 虽然不打算给子孙留下金钱，曾国藩却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他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 曾国藩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但是在曾国藩生前，他的兄弟和儿子却给他造了一座颇为“豪华”的藏书楼。 那是在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在此之前，黄金堂故居前的池塘里连年淹死人，欧阳夫人以为此地不吉利。曾国藩遂命纪泽在富墺修理另一处房宅，以备告老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154〕 纪泽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到了同治六年旧宅修好，曾纪泽向他汇报，说花了七千串铜钱。这远远超出曾国藩的计划，令他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参与其事的曾国潢说： 富墺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 关于曾国藩与相面术，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认为曾国藩相术精绝，可凭一面定人荣辱甚至生死。史载：江忠源任侠自喜，曾国藩一见，即叹为奇士。江氏告辞出京之时，曾国藩看着他的背影，对朋友说：“此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37〕当时天下太平，谁都不相信曾国藩的话。后来太平军兴，江忠源果然在安徽庐州（今合肥）城破时自杀（一说被杀），这成为后人证明曾国藩相术之准的最佳证据。 曾国藩善相之名流传如此之广，乃至有人将《冰鉴》一书托于曾国藩名下，结果风行海内，至今仍然畅销不绝。 另一种以为曾国藩既为不世之纯儒或者说醇儒，于相术必未用心。比如葛虚存就否认曾国藩以术相人： 盖生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38〕 二 我们先撇开这两种结论，厘定一些简单的事实。 一、曾国藩的识人本领确实高人一筹。 曾国藩以“识人之明”闻于史册。郭嵩焘所作墓志铭中说他： 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39〕 清政府对他盖棺定论，有“尤得以人事君之义”一句。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二、曾国藩确曾以“相术”相人。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清史稿·曾国藩传》载： 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40〕 这种相人方式当然不免使许多被接见者十分不舒服，曾国藩却在这几分钟内对这个人形成了自己的基本判断。据说“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1863年9月，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到安庆拜见曾国藩，商讨洋务事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容闳这样回忆他与曾国藩首次见面的情形： 这天，当我的名片递进去以后，我在接待室只稍停留片刻，就被引到这位中国的大人物面前。依照惯例，总督向我表示了欢迎，然后他便请我坐在他的正对面。他默默地坐着，一直对我微笑着，这样长达几分钟，看样子见到我使他非常愉快。但同时他又以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地审视着我，似乎从我的外表能够发现什么奇异之处。最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双目，好像我的眼睛特别吸引他的注意。我必须承认，在这期间我虽然没有羞怯感，但我的确感到不安得很。接着，他开始向我提问。 相过面后，曾国藩问容闳是否愿意在他麾下当一名军官，并且说：“我从你的相貌可判断出，你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因为我从你的眼睛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勇敢且具有指挥才能的人。”

附录

柴静关于曾国藩的文章

•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二○○九年春天，明月同学不辞辛苦带我去厦门大学图书馆查阅《湘乡曾氏文献》，当然，那位中年女图书管理员服务态度之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曾经到上海师范大学，向王澧华先生当面请教。他的《曾国藩诗文系年》一书在曾国藩研究中至今仍然相当重要。我还曾坐火车卧铺远赴鸭绿江边，面对江对岸的白云缭绕的青山，在自由研究者刘忆江先生“江边庄园”和他讨论曾国藩的种种细节。他的《曾国藩评传》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有分量的曾国藩传记之一。 当然，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他“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这使我依靠复旦图书馆的资源条件，集中精力完成了“左侧面”部分，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先“套种”出这样一本面对普通读者的书。

146. 选择在曾国藩诞辰二百周年之际出版这本书，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几年来，我阅读他越深，对他的敬意越重。 因为这种敬意，二○○八年春天，我从长沙转了六次车，去了一趟荷叶镇的“曾国藩故居”。 “富厚堂”院子很大，不见其他游人。一场微雨刚过，静谧清爽。虽然曾国藩生前没能亲眼见到这座建筑，但在兄弟和儿子的主持下，宅院中处处透着鲜明的“曾氏风格”：房屋举架很高，线条刚硬。墙的外面用青砖，内墙则是清一色的土砖，既轩昂厚重，又质朴简单。里面陈设简单，除了几张雕花大床外，家具多是农家风味。因为没有管理人员，可以随便在曾纪泽坐过的椅子上坐坐，静静地欣赏墙上他的手泽。 这座宅院的一大特点是后面圈进了半座山坡。沿着土夯高大院墙拾级而上，在后山上走了一圈，雨后的树木清香袭人，不知名的鸟儿叫声清脆。这种清幽，曾国藩朝思暮想，却没能享受到。虽然疲惫至极，但是多次退休请求始终没有得到慈禧的同意，只能“鞠躬尽瘁”，客死他乡。 虽然“故居”名不符实，但我在这里确实感受到了曾国藩的气息。 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满清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总而言之，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于对文化传统中负面因素的批判。这本书，却是致力于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中温暖的一面。柴静的话说得很好：“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任何建设都需要寻找坚实的地基，我们无法和传统一刀两断，我们必须寻找接口。 熟悉我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和我以前的作品写法上有很大不同。它少了许多感觉和议论，多了大量的资料和引注。我想做的，是尽量用第一手材料构建这个人，在细节中呈现这个人和那个时代。

147. 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是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通过观察他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如何俯仰揖让，我们可以切身感受曾国藩在种种艰难面前的犹豫与坚定、拘执与圆通、笨拙与精明，更深入地分辨他的“天理”与“人欲”，更真切地领略他的人格和魅力。 通过曾国藩，我们更可以直观地了解晚清的政治与社会。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里汇集了大量的曾国藩亲笔，内容林林总总，拉拉杂杂，有书信、杂记、日记、对部下的“职务鉴定”、给别人相面的结论等。其中有一个账本，从买了一棵大白菜、剃了一次头、雇了一次车到收了别人十两“炭敬”、给某大学士送了三两“节礼”和一两“门包”，事无巨细，悉数记载。我们从中即可以窥见这个传统社会“最后一个圣人”在隐秘的角落呈现出的“真诚”与“虚伪”，也可以读到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状态。 通过观察曾国藩如何处理下属送来的礼品，如何面对户部报销时索要的八万两“部费”，我们可以穿越门禁重重的大小衙门，观察晚清官场的种种微妙而复杂的“潜规则”的具体运作。这种观察常可以澄清许多流传甚广的误解。比如所谓“陋规”，它的产生迫不得已，它的流向也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尽入私囊。事实上，它是晚清财政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也不会在遭遇大灾、军粮都缓征的情况下，坚持收自己那份“陋规”。可以说，通过曾国藩这一个例，我们获得了观察清代财政制度以及地方行政机构运作过程的一个特殊断面。因此，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可以说也是学习和研究晚清政治社会史的过程。

148. 和大多数人一样，最初接触曾国藩时，他不过就是个挺没趣的老头儿。长得土头土脑，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成天道貌岸然，正襟危坐，写过一大堆絮絮叨叨无比唐僧的家书。仅此而已。

149. 听说我要写曾国藩，许多朋友都不赞成。 说满大街都是写曾的书。那意思是，这个人被写得太滥了，你不怕写不出新意吗？ 其实从许多角度来讲，曾国藩几乎是一个没有被书写和挖掘过的人物。市面上写曾国藩的书虽然铺天盖地，百分之九十却是“成功学”一类，什么“曾国藩发迹史”、“成功绝学”、“做官与做人”……“成功”虽然没有什么不好，无乃太单调乎？ 剩下那百分之十大部分也只从政治、军事或者思想这类宏大的角度去“提炼”曾国藩，一样不免有枯燥乏味之处。 而我想做的，是用细节构建一个立体的曾国藩。

150. 真实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家或军事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尘世中，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151. 对朱子，胡适有过一个评价，说朱子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十五六岁时就研究禅学，中年以后才改邪归正”。他说的改邪归正，是从追求灵光乍现的绝对智慧，转向“宁详勿略，宁近勿远，宁下勿高，宁拙勿巧”的世俗学问。 这就是胡说的“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才有大成就”。 老曾对“笨”字有种言若有憾、实则喜之的看法，“吾辈读书人，大约失之笨拙，即当自安于拙，而以勤补之，以慎出之，不可弄巧卖智，而所误更甚”。 他一辈子强调勤与恒。说天下事，无论什么，要做成样子，必须有两样，一是规模，一是精熟，两样都从勤与恒中来。 这两个字我小时候一听就要打瞌睡，上学后天天都得抄类似的格言交作业，到后来很多年都讨厌别人的道德教训，觉得头巾气重。 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里，勤与恒无非是一种外界加诸于身的教训，要磨掉一个人所有趣味的规范。 后来才理解没什么灵心一动、当下了悟的真理，甚至在艺术上，也是费里尼所说，“为了逾越常规，才需要严格的秩序”。 这个秩序都从勤与恒中来。 但我一开始看老曾给的通道，实在是觉得没劲，他说过高的道理都近于矫或伪。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是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学英文时，老师说过一句话，什么是天才，天才就是持久不断地忍耐，当时大家笑。看老曾谈他运笔之道，才理解人的心性必须这样如磋如磨，像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 往年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但胸中有字，手下无字，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但每日笔不停挥，除写字及办公事外，写字一张，不甚间断，专从间架上用心，而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达于腕下。 我和宏杰两年间也常常以“恒”相勉，一起学这个学那个，想着能像老曾说的，朋友之间互相箴规彼此挟持，甚至开个专门的学习博客相互监督，一上来都很兴奋，恨不得大步往前，到现在相当一部分都放弃了，这个字是真难。难怪老曾说：“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此事绝不是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没有这个，靠强烈的目的性，靠一时兴起，很快就放弃了。 惭愧中理解老曾说的，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除此无他途。 九 看完宏杰的书稿，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老曾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老曾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老曾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尽之道，则与‘运气’血战一博，赌乾坤于俄顷，校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一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152. 曾国藩能成为曾国藩，靠的不是道德勇气，而是精神上不断地自我更新，“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

153. 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与曾国藩在同一时期的中国生活，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的弱点》，写到他对当时中国人的观察，其中一个强烈的特点，是缺乏精确性。中国的“一串钱”永远不可能是预想的一百文，陕西省是八十三文，直隶是三十三文。“这给诚实的人带来无穷的烦恼”，“分布在城市边里的几个村子，跟城相距一到六里，但每个村子都叫三里屯”。 史密斯叹息这背后不求甚解的智力混沌，“你问一个中国厨师，面包里为什么不放盐”，答案就一个，“我们在面包里就不放”；问“你们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好的冰制食品，为什么不留一点儿过冬”，答案也只有一个，“不，我们这儿冬天从来没有冰制食品”。 这位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的传教士写道，“一个拉丁诗人信奉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缘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如果他住在中国，会把这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缘由的人，是要倒霉的”。 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文化渗透在整个老大帝国，士大夫阶层一样陈腐混沌。顾准批评他们：“宋儒说，‘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今日明日格的一事，他们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贯通的智慧，这是科学的反面，科学所求的知识正是这物那物的道理，并不妄想那最后的无上智慧。” 晚清困局，十分被动，华洋冲突不断，越是这样的朝廷中，说性理者风头越足，好空谈，好讲华夷之辩，好讲血性，好以道德和口号救中国。一被动就激进，一保守就顽固。倭仁是当时著名理学家，他说：“孔门大路，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 蔡元培评论过这些掌握着大权的腐儒：“自汉以后，虽亦思想家辈出，而其大旨不能出儒家的范围，惟用哲学以推测一切事物，往往各家悬想独断……这种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而不能出烦琐哲学的范围，整整四千年的中国教育，除了有过科学的萌芽及玄学曾成功地站住脚外，可以说，在实际上丝毫没有受到外来影响，它仅仅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 一直到老曾与李鸿章这一代，闭着眼睛过不去了，他们身在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切肤之痛，知道靠“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的一句话，足以把儒学从底部掀翻：“孔子不会打洋枪”。 打枪不分君子小人，只靠详尽“这物那物”的道理。 六 有了求实一念，人才会从道德制高点上下来，脚踏实地，不激不随。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让大家就“用人行政”发表意见，倭仁与曾国藩都上书。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咸丰倒也不糊涂，批了一个“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 老曾比较实，写得很具体，认为用人之事“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批“剀切明辩，切中情事”。 老曾也是理学之徒，理学好以道德分善恶，但他说他看人并不以君子、小人为分，强调他的标准是“晓事”，也就是明白事理。 “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 他这话说得挺狠，有破瓜之快。 我们做记者的，几年下来，有个变化，以前采访时总觉得对面是好人坏人，现在觉得只有好事坏事，像老曾说的“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暧，即时为小人”。 有这样的立场，才能以事实与证据为准绳，不轻取人，不轻毁人，独立无惧，确乎不拔。 他说：“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 老曾常被人批评“儒缓”，同时期任职的英国人赫德认为他虚得大名，“优柔寡断”，他也自承“愚”。其实他的本来性情并非如此，是一个“好下断语”的人。由此及彼，是自我修正的结果。虽然愚也有弱点，左思量，右考虑，甚至有时错过决断的最好时机，但自认“愚”也就意味着知道认识事物并不容易，不会对自己不全然了解的事轻易判断，他看书常常有疑义，写在卷首眉梢，日久甚至成书。加上他带兵治事，看兵书与历史时，常与现实对应质疑，不拘古人，不泥成法。 年事渐长，挺身入局之后，他更渐渐看到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他曾痛恨“不黑不白”之风气，强分善恶，但此时就像王小波嘲讽“明是非”者一样讽刺自己身上的文人习气，“强分黑白，遇事激扬者，文人轻薄之习也。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分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154.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晚清官场常见的“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辨”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说，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老曾不会这么表达，不过，他也并不以为柔弱本身可以制胜，必须饱含雄奇之力，他形容自己的作书之道时，写过一句话“寓深雄于静穆之中”。 雄字须有长剑快戟，龙拿虎踞之象，锋芒森森，不可逼视者为正宗，不得以剑拔弩张四字相鄙，作一种乡愿字，名为含蓄深厚，举之无举，刺之无刺，终身无入处也。

155. ”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维持住表面和平，每句话都说得要得体，但对事物的本来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退一步则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156.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联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157.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则是：“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锐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158.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159. 虽然曾国藩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他在谈到人才时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这“四到”的说法与他“十八条挺经”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负责”的总精神是一致的。 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五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他这样对儿子曾纪泽说： 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之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 但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 他举例说，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书，大多是骗人的。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 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 他怀疑《史记》中一些战例的真实性： 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 因此他告诉别人，读《史记》、《汉书》不可太拘泥当真：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淡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 他认为，司马迁所载尚不足凭，则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记载的战争，更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 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 湘军平江营中有个名叫吴士迈的营官，摘录二十三史中有关战争的记载，编辑成册，打算以此作为治军的根据。曾国藩知道后，立即致函该军统领李元度：“军事是极质实之事”，“若以编辑二十三史成书为治军之蓝本，则门径已差，难与图功。阁下与之至交，须劝之尽弃故纸，专从事于点名、看操、查墙子诸事也”。 还有一个名叫吴希颜的谋士，建议曾国藩“以古书考核将才，分派正副文武营官”。曾国藩认为“此皆书生之见”，并在批复中指出： 读书之与用兵判若两途。古来名将如前汉之韩信、曹参，后汉之皇甫嵩、朱隽，未闻其著书。戚继光能著书而战功又甚平平。孙武之不能自践其言，则老苏已讥之矣。 表面上看，这似乎与曾氏谦谨为人风格冲突，实际上，他敢于如此放言高论，实在是因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们远。 六 理学的正面意义在于它会赋予人以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彻底。同时，它也有巨大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因为“笨拙”，脚踏实地，曾国藩一方面获得了理学修养的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却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曾国藩曾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那些只知高谈阔论，于实际毫无补益的理学人士：“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65〕正因为自己心怀恕道，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才能对杀人理学做出这样入木三分的评论。 他利用理学者却不为之所惑。他的幕府中有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66〕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曾国藩说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67〕。 正是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西学初入中国之际，一般士大

160.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61〕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62〕。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63〕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份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室殊，亲有杀（降等、减少，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贤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几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64〕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弊。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家多有学术洁癖。他们多以诸子之学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比如，曾国藩的好朋友罗泽南就坚决排斥佛、老及诸子之学，认为管、晏之学“卑陋”，杨、墨之学“淫邪”，都不利于世道人心，必灭之而后快。 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曾国藩爱看地图，研究地理。《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可以说，除了佛家外，曾国藩对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都有涉猎研究。事实上，对于佛家，他也并非没有兴趣。他曾经多次向赵烈文讨教佛理，只是因为兵火连天之中静不下心，没有深入下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也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至嘱至嘱！”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翻开曾国藩家书，引用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处处可见。“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产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可见农村生活经验构成了曾国藩智慧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中国神秘文化。

161.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比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这一学说的逻辑推导却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直觉类比之上。董仲舒说，“人副天数”，就是说，天之道理和人之道理是一样的。他的证据是：天有五行，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昼夜，故人有视瞑；天有寒暑，故人有喜怒。因为人是天的副本，所以天人可以感应。因此，上天打雷就是发怒，皇帝就应该赶紧祈祷。〔61〕 他的反对者王充的逻辑同样一塌糊涂。王充说：天没有思想，因为天没有眼睛，没有嘴——“以天无口目也”。王充何以知道天无口无目呢？王充说，我们摸不到天，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地没嘴没眼睛，而人们都说天地是夫妇关系，老婆没嘴没眼，所以老公自然也没有——“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62〕。王充和董仲舒是论敌，但是他们的论证方式却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非逻辑的儿童式思维。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总想找到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小葱拌豆腐，三下五除二，彻底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说：“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63〕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精确量化→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这种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说： 治事……之道三端，曰剖析，曰简要，曰综核。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 这一席话道尽了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每遇到一件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而“正”、“反”这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使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这样分析下去，对这件事物就会观察得分外透彻。 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他说：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份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室殊，亲有杀（降等、减少，在这里是等级的意思），贤有等，或相倍蓰（一倍和五倍，泛指几倍）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64〕 也就是说，世上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亲亲与爱民不同，仁民与爱物有别，亲疏有差，贤愚有等。如果不加以区分而去妄加施舍，就会过于仁，这样会导致墨家偏执的兼爱之蔽；如果不加以区分而统统厌恶，就会过于义，则会导致杨朱极端“贵生”、“重己”之弊。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所以他说，好的人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也就是说，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不着边际的夸夸其谈。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

162. 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笨父亲教笨儿子，真是够难为他们的。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他身上培养起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他发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强。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困勉之功”，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虽然曾国藩考秀才考了九年，但是一旦开窍之后，后面的路就越来越顺。中了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又高中进士。而那些早早进了学的同学，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他总结自身经验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59〕。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就好比郭靖的降龙十八掌，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这是曾国藩一生成功秘诀，也是他常向别人谈及的道理。他在《送郭筠仙南归序》中这样说： 君子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难错迕，迟久而后进，铢而积，寸而累，及其成熟，则圣人之徒也。 那意思就是说，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君子成功也许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曾国藩手札 他创建湘军，选拔将领，专挑不善言辞的“乡气”之人，盖因其敦实淳朴，少浮滑之气。他甚至讨厌那些“善说话”的人：“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险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他招士兵，也专要“朴实少心窍”的山民。因此湘军作风与八旗绿营完全不同，彻底根绝了兵痞的油滑习气。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曾国藩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说：“打仗要打个稳字。”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打仗基本上不主动出击，而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太平军虽然骁勇，遇到湘军却毫无办法。太平军最希望诱使湘军野战，但湘军绝少野战。曾国藩说：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60〕 他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磋，正是得力于此。 湘军主动攻城，也是用最笨的办法，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这座城市活活困死。他们攻城的时间，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月、两月，而往往是一年、两年，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挖壕沟。安庆、九江、天京，都是这样打下来的。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他的想法是： 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曾国藩说到做到。左宗棠在瑜亮情绪的促使下，一生不服曾国藩，始则挖苦打击终则以怨报德，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李鸿章作为他的弟子，也时常和他耍心眼，逞私心。曾国藩却因为爱李之才，始终不改对李鸿章的关心、爱护、包容、提携。李鸿章因此终生感激涕零，到晚年更开口不离“我老师”三个字。正是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163. 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左宗棠一向瞧不起曾国藩，屡屡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才短”，“欠才略”，“才亦太缺”，“于兵机每苦钝滞”。学生李鸿章也当面说过他太“儒缓”。〔57〕曾国藩自己也常说“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他说，自己读书做事，反应速度都很慢：“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这并不完全是谦词。 但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是个极为“精明”的人。 皇帝御赐“勋高柱石”碑 他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战略家。太平军起，举国束手无策。只有他独辟蹊径，以超人之胆识创立湘军。在从皇帝到大臣或急于求成，或悲观绝望，满朝如无头苍蝇，纷无定计之际，曾国藩提出了“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平定太平军战略，即“争夺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再指向九江、安庆，进而攻陷天京”。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他非常善于审时度势。自古功臣，像他这样善于把握进退者不多。剿灭太平军之后，他的功名事业如日中天，此时他却极度冷静，在大盛之中察觉大衰的先机，毅然上疏请求辞去节制四省的大权，并采取果断手段，裁撤自己的权力之本——湘军。他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磋，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的成功者并不多见。 他深通官场韬略，官场功夫如同太极高手，善于化解种种难题于无形之中。曾国藩的秘书赵烈文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许多小动作。赵烈文评价李鸿章：“此一事而机械百出，语言处处不同，其图望大功，日夜计算心计之工，细入毫芒。”〔58〕而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仅举此数端就可看出，曾氏的“精明”已臻最高层次，实非常人可比。 非一般的笨拙，非一般的精明 一 曾国藩身上的“笨拙”与“精明”并不矛盾。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曾国藩非同一般的精明和高明。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知道自己这辈子靠读书发达无望，遂“发愤教督诸子”，对长子曾国藩更是毫不松懈。但是他的教育方法十分落后，只知道一味用蛮力，下笨功。曾国藩回忆说：

我对于整本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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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416 开始整理